中國“高儲蓄、高投資”矛盾的實質是一個收入分配問題。當前消費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政府財政收入和國有企業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而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

　　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基本因素是勞動力轉移。在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改革的推動下，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由農村向城市，由低效率的國有部門向高效率的非國有部門大規模遷移。至今，勞動力的轉移過程依然沒有完成。

　　勞動力市場的這個特征不改變，中國的工資水平就不可能有顯著增長。也就是說，中國企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加速增長，持續超過工資水平的增長率，這種狀態在中長期內難以改變。生產利潤分配的勞動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業的環境中才可能實現。在這樣的條件下，居民在收入分配結構中存在天然弱勢。

　　導致這個問題的核心是體制弊病——政府對經濟的主導。客觀上講，近年來無論中央還是地方，政府對于經濟的主導作用明顯上升，大量的資源要素配置權集中在中央各職能部門和各級地方政府，資本要素、土地和自然資源要素市場化程度很低。此外，稅收、市場準入等各種花樣翻新的優惠政策制造行政壟斷，導致整個資源要素價格被人為扭曲。

　　簡單核算一下，2006年，國家預算內財政收入3.9萬億元，預算外財政收入5000億元，加上國有部門企業當年稅后利潤近1.1萬億元，各級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6000億元，政府可支配的財力高達6萬億元，接近GDP的30%.這是非常驚人的比例。

　　我們現在常講的中國“高儲蓄”問題，實際上主要是政府部門儲蓄在大幅增長，按照2003年資金流量表測算，在高達44%的儲蓄率中，政府部門的占比高達21%，也就是說，有9個百分點的儲蓄率來自于政府。政府部門的高儲蓄導致近些年政府主導投資的趨勢明顯上升。按照2003年資金流量表測算，目前政府直接與通過企業間接發生的投資已經占到總投資額的1/4左右�？梢灶A知，這一比例還可能在近年內以更為驚人的速度上升。

　　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資本、偏向于企業、偏向于政府（因為政府通常是資源要素的最終所有者），而勞動要素的比重下降，勞動收入部分和資本收入部分的相對比重降低。過高的投資率使得分配結構發生扭曲，宏觀上表現為地區差距拉大，城鄉差別拉大，收入差別拉大，全社會整體邊際消費傾向降低。

　　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使得經濟建設型職能替代公共服務型職能。政府必然將資源更多地用于競爭性領域，而保障整個市場經濟體系正常運行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基礎由于得不到政府財力支持，建設嚴重滯后。由此，帶來一系列問題：社會保障缺失導致居民出現大量預防性儲蓄；金融體系進一步深化改革困難重重；一方面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融資困難，另一方面金融資源越來越向大企業、大客戶和壟斷部門集中，信貸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國內儲蓄難以通過市場機制轉化為有效的投資，等等。

　　消費增長始終低于投資增長，由此陷入一個“高投資、高儲蓄”的惡性循環難以自拔。只要中國政府、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收入分配結構沒有根本改變，高儲蓄、高投資、需求不足等等問題都不可能有實質性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