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國拉開了大改革與大調整的序幕，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一方面內需下降、外需不足等因素使得GDP增速持續回落，另一方面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使得經濟結構參數發生變化，物價水平和就業狀況都得到穩定。2015年，隨著改革與調整的全面展開，改革的深度和調整的力度都將進一步加大。如果將2014年看作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準備期，那么2015年就將是中國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攻堅期。

減稅：“新常態”攻堅期的政策選擇

之所以將2015年看作“新常態”攻堅期，是因為中國正面臨著在深化改革，調整結構，穩定增長等多重目標下的艱難選擇，任何一個目標都不能放棄。然而這些目標之間并非相互獨立，而是會互相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這就大大增加了實現目標的難度。在這樣的背景下，哪些政策有利于實現多重目標是值得關心的問題，而這一階段市場對政策的出臺也更為關注。以2014年11月21日央行公布降低存、貸款利率為例，這是28個月以來央行第一次降息，市場立即給出了較大的反應，當時正在交易的海外市場上，美國市場的中概股漲幅超過10%，表明投資者對中國的貨幣政策由相對中性到適度寬松的轉向產生了明顯的預期。這種轉向會涉及的貨幣工具除了包括進一步降息，還包括降低存款準備金率。由于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一直較高，央行操作的空間很大，因而降息政策的推出也讓市場對降準和資金面的寬松預期有所增強。此次降息對于降低企業的有息債務負擔和融資成本確實是有直接的好處，有利于實現穩增長的目標，但是讓金融體系內寬松的資金切實流入實體經濟卻不能僅靠貨幣政策實現。

結合不同政策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影響來看，降準不如降息，降息不如減稅。由于金融體系內的資金已經處在較為寬松的環境下，貨幣政策對刺激經濟復蘇的作用相對減弱，而財政政策則是更為直接和有效的工具。財政政策除了可以調節財政收支的收縮和擴張，還包括調節稅收這一重要方法。當前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較重，這不僅影響現有企業的經營活力，也降低了投資者創辦新企業的動力，從而拖累市場經濟發展，影響經濟復蘇。如果企業的稅費負擔能有所減輕，那么對于經濟的復蘇將十分有利。

企業減稅的六個方面

第一，是對創新型企業減稅。這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鼓勵創新發展的目標。現行鼓勵創新的政策以補貼形式居多，相比之下，減稅既能夠直接減輕企業負擔，又能夠避免政府在發放補貼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尋租行為，是比補貼效率更高的鼓勵企業創新的方案。

第二，是對創業者減稅。在經濟環境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社會就業壓力近幾年逐年增加，其中主要以高知識水平的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問題最為突出。由于大學畢業生通常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如果條件允許，自主創業對于他們來說便是實現自己理想和價值的一個有利選擇。而通過稅收政策鼓勵創業則是從一定程度上緩解就業壓力同時增加市場經濟活力的有效方法。

第三，是對勞動力密集型企業減稅。勞動性密集型企業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就業做出了很多貢獻。在中國，國有企業多是資本密集型和資源壟斷型，而民營企業多是勞動密集型和出口創匯型，因此對勞動密集型企業減稅也就是主要對民營企業減稅，這對活躍市場經濟，提高市場的競爭性和有效性十分有益。

第四，是要對企業的資本擴充行為減稅。中國的企業現在面臨的一個較大的問題就是負債率水平偏高。事實上中國是全世界企業負債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由于企業有巨大的債務負擔，因此企業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通過對美國企業近兩年的考察表明，美國經濟已經基本走出了危機，其中一個重要的判斷標準就是企業的債務率處在歷史新低，部分企業甚至沒有負債。較低的負債率和較高的股權融資比例給了這些企業較強的抗風險能力。而中國現在對股本融資的限制很多，企業上市、定增都要經過較為復雜的審批程序，這些審批給企業發展設置了較多障礙。而從稅負方面考慮，企業擴充資本可以減少利息支出，但同時這部分支出的減少增加了企業的利潤，反而增加了企業的所得稅負擔（這部分利息支出原本可以作為期間費用在利潤前扣除，減少了這部分支出企業的抵扣相應減少，在會計核算上增加企業的利潤，也就增加了企業繳納的所得稅）。如果能把這部分增加的所得稅返還給企業，那么對于改善企業的資本結構，減輕企業負債包袱，提升企業抗風險能力都是一個較大的鼓勵。

第五，是對虧損的企業減稅。當前中國的稅收結構中環節稅和所得稅很高，這使得無論企業最終是否盈利，都要承擔中間環節的大量稅收。投資者創辦企業，不僅吸納了社會就業，也為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但由于需要繳納相當數額的環節稅，最終很有可能實際虧損。雖然有未來3年盈利可以彌補虧損的政策，但是考慮到當前虧損企業承受的壓力，更應該考慮對虧損的企業減免或返還收取的環節稅，從而減小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的資金壓力。

第六，是調整個人所得稅結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除了財政意義之外，超額累進的設計結構主要調節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和福利均等化，但目前的結構讓低收入者的個稅負擔過重，并不合理。這種現狀既限制了低收入者消費和改善民生，也不利于拉動內需。當前，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需要向有收入支撐的內需上轉移，這樣一方面可以填補由反腐、限制三公消費等整治措施造成的政府部門消費下降形成的缺口；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長期發展，均衡社會福利成果。個人所得稅過高實際上影響了中國擴大內需和促進消費的實現。尤其是對低收入者來說，他們的工資收入主要用于基本生活消費，所得稅邊際效應明顯。對于宏觀稅收來說，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影響并不算大，也可以通過提高高收入者的稅率來彌補，但是對于增加中、低收入者個人收入，增加消費的作用卻可能很明顯。降低個人所得稅賦，提高居民收入，十分必要，也切實可行。有機會釋放出相當額度的消費需求，有利于經濟的轉型和增長。

政府改革：支出適當節流

從政府的角度考慮，減稅政策雖然減少了對單個企業或個人的稅收，卻可能從未來企業數量和經營利潤的增多中得到彌補。雖然短期內這一政策仍可能對政府開支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這也正是改革中需要攻堅的難點之一，即對政府自身進行改革。與減稅政策相適應，政府可以考慮適當減少一部分支出，一方面應對短期稅收減少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減少政府干預市場，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步驟。具體而言可以考慮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是減少政府財政的直接投資支出，引入社會資本，或發行政府債券進行投融資。對于有一定收入的公益型項目應交給市場來進行投融資，即引入社會資本，減少政府干預，這樣既讓社會資本分享項目收益，也減輕了政府的投資壓力。對于純公益性質的項目，政府可以發行政府債券，并明確承擔償還責任，這將有助于控制政府債務的合理增長。

第二，是降低政府的補貼支出，尤其是對于企業的補貼。政府對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給予無償補貼已經使企業對補貼產生依賴，降低了企業的創新動力，不利于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和相應市場的發展；對于創新型企業，如前文所說，直接給企業減稅更能夠起到鼓勵企業發展和創新的作用。同時減少補貼也可以降低出現尋租行為的潛在風險。

第三，是減少政府的事業單位開支。對于有經營項目和收益的事業單位，應該進行市場化轉型，例如有專利收入的科研機構、藝術文化機構等等。將這類事業單位的支出從政府的支出剝離出來，不再由財政負擔，既可以減輕政府的支出，從長期來看也可以在市場環境下，通過競爭促進這些機構甚至行業的發展。

第四，是減少政府公務員數量，也是改革深水區的攻堅內容之一。中國的公務員比例近年來不斷攀升，這與我們當前進行的政府職能改革、加快簡政放權背道而馳。目前公務員服務效率偏低，也從客觀上造成人員冗余，如果能提高公務人員辦事效率，那么在公務員數量上將有很大的壓縮空間，從而進一步實現精兵簡政，逐步化解龐大的公務員群體給政府自身造成的負擔。

國企降杠桿，擴大減稅范圍：牽住攻堅期的兩個“牛鼻子”

筆者2013年曾撰文指出：降低國有企業的杠桿率，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改革的“牛鼻子”。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國有企業通過提高杠桿、增加負債的方式獲得了大量社會資源的配置能力，占有的新增加的貨幣量接近90%，大大改變了中國經濟的版圖，加深了政治上的腐敗，經濟結構上的扭曲，也導致了中國艱難的經濟現狀。而在當下中國經濟“新常態”攻堅期，政府改革的“牛鼻子”就是減稅。在企業稅費負擔過重，發展動力不足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孤掌難鳴，政府債務迅速擴大也使得依賴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難以為繼。減稅政策一方面能夠在短期內刺激企業的投資行為，讓貨幣政策放出的“水”真正流入實體經濟中，并且刺激居民消費，從而實現穩增長；長期來看，減稅政策以及政府部分支出的節流不僅能夠促進政府改革，增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時也對鼓勵創新型企業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大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