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電量、銀行信貸規模、鐵路貨運量，構成了“克強指數”三大指標。與GDP數據被詬病存在水分不同，這些指標基本都是“干貨”，能比較真實地反映經濟狀況。

正因為這個原因，剛剛公布的用電量數據頗令市場驚愕：2014年用電量同比增長僅3.8%，比2013年的7.5%劇減3.7個百分點，創2003年來最低值。要知道，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年初曾預計2014年用電量同比增長6.5%-7.5%。同樣令人大跌眼鏡的是，2014年M2同比增速12.2%，亦大幅低于13％的預定目標。考慮到中國制定經濟目標的“穩健性”，實際數據以往常大于預定目標。“新常態”真的來了。

其實，這些數據恰好與實體經濟的實際感受吻合。2014年9月9日歐盟商會發布報告《歐盟企業在中國建議書2014/2015》，歐盟商會主席J?rgWuttke直言，“中國經濟在放緩，這一降速可能比我們想象得要快，盡管數據上沒顯示出來，但我們很多人感受如此。”

最困難的時刻還沒到來。在上一個十年“投資驅動”增長模式推動下，中國經濟實現了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長。但是也積累下了高杠桿、高產能的后遺癥。這些后遺癥在“四萬億”刺激過后變得更加突出：1）實體經濟的“高杠桿”不可持續。據標準普爾數據，2014年中國企業債務余額將達14．2萬億美元，占預期名義GDP的135％左右，而同期美國企業債務余額13．1萬億美元，只占預期名義GDP的75％左右。

2）高庫存：2014年8月底，工業產成品庫存達3.7萬億，創歷史新高，同比增15.6%，比去年同期高10個百分點。事實上，中國“去杠桿”、“去產能”的過程才剛剛拉開序幕。

經濟失速的另一個原因是改革紅利的緩慢到來。在國內外各種因素制約下，傳統的增長動力（房地產、地方政府投資、出口、人口紅利）開始衰減，這是經濟持續下探的主要原因。高壓反腐加劇了各級官員的“不作為”心態，短期內也對經濟產生了負面沖擊。

一味靠投資拉動的做法，不僅野蠻，而且不可持續。201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全面刺激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因此，中央在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改革，通過簡政放權，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進而激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讓創新成為新的增長引擎。這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但問題在于，盡管習李新政顯示強大的改革決心，在官僚集團的阻撓下，改革進展并不順利。以金融改革為例，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1月到訪騰訊旗下的微眾銀行，明示“讓互聯網金融倒逼改革”。在國企改革領域，央企壟斷遲遲難以打破，混合所有制至今仍不明晰，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得不強調“推進國企改革要奔著問題去，以增強企業活力、提高效率為中心”。

一方面是傳統動力的持續衰減，一方面是新生動力的改革艱難。于是乎，經濟持續下行就不可避免。

當然我們并不在乎速度的高低，畢竟7％的增速依然是世界經濟一道靚麗的風景線。我們在乎的是系統性風險。由于實質性的去杠桿、去產能并未開始，實體經濟領域的風險還在不斷積累和攀升，而且這種風險會傳導給金融體系和影子銀行。經濟數據警告我們，必須高度關注經濟失速所導致系統性風險爆發的可能性。

要避免系統性風險，有必要刺激經濟，從而為改革贏得時間。但以“四萬億”為代表的政府主導性經濟刺激，不僅效率低下、腐敗叢生，而且勢必導致債務水平進一步上升。

那么，有沒有一種兩全其美辦法，既可以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又不至于回到投資拉動的老路上去？有！那就是大規模的減稅。

通過大規模減稅來走出經濟困境，既有理論的支撐，又有國際經驗的佐證。“供給學派”認為，在凱恩斯主義失靈的情況下，減稅可以從供給（降低企業成本）和需求（提高消費者需求）兩個方面產生刺激，進而拉動經濟。而且由于“拉弗效應”的存在，減稅反而可能增加財政收入（這有助于打消政府的心理障礙）。20世紀80年代初里根就任總統后，果斷推行“30%減稅計劃”,個人最高稅從70%降為28%、企業所得稅從46%降至33%，不僅成功幫助美國經濟掙脫了“滯脹”的泥潭，而且財政收入從1980年5170億美元升至1990年1.03萬億美元。

就中國當前的減稅選擇項而言，一個可行的選擇是：在2020年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之前，暫停征收個人所得稅。2013年中國個人所得稅只有6500億，在12.9萬億的財政收入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從歷史經驗看，每年財政“突擊花錢”浪費的資金都不止6500億。減免個人所得稅，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消費，化解庫存和產能過剩，改善實際經濟狀況。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大大提振市場對改革的信心、對中國經濟穩定的信心。在如今“負面預期”彌漫的情況下，大規模減稅是非常有效的預期管理手段。

是時候痛下決心減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