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想在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并發揮更大的影響，必須改變僅通過貨物出口來發揮經濟實力的老路，這需要更多層面的開放與更為深刻的改革。

　　金融危機爆發幾年后，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布局正在緩緩展開。

　　在2011年11月舉行的APEC夏威夷峰會上，美國總統奧巴馬大力推介TPP.TPP是一個跨太平洋的多邊貿易協定，美國在2009年末的高調加入，使得這一本來并不引人注意的的小規模貿易協定逐漸升溫。“這可視作美國在WTO框架之外，重新構建亞太地區乃至全球貿易秩序、經濟秩序的一個嘗試。”商務部貿易與投資專家組成員馬宇表示。

　　仍是世界工廠“在過去十年的時間里，WTO給中國帶來的一個最為明顯的收益，是促進了中國出口部門的快速發展，這成為中國對全球經濟施加影響力的主要途徑。”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孫哲表示。

　　十年前，中國加入WTO、市場化改革以及城鎮化過程中不斷釋放的廉價勞動力，多項因素形成合力，令中國有能力向全球輸出低價商品，并通過這一途徑成就了這個龐大經濟體多年高速增長的奇跡。

　　“之所以說金融危機帶來的是全球經濟秩序的調整，是各國的舊有角色，將發生逐漸的改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表示，“歐美想重新拾起那些曾被遺忘的市場與產業，而且金融危機之后激增的失業率，也迫使歐美政府不得不這樣調整。”

　　在這樣的目標下，敦促人民幣加快升值步伐、提高各種有形及無形的貿易壁壘，以及力求通過TPP等協議重建亞太經濟秩序，便成為歐美政府必然的政策布局。

　　伴隨歐美“本家”到來的，還有其他新興國家形成的挑戰。更多新興市場國家將以更為低廉的價格，從國際市場上分得一杯羹。

　　對此，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表示，對于重拾制造業，歐美國家很可能有心無力：“因為他們的勞動力價格在這些產業上實在不具優勢。”

　　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認為，在市場與政策的雙重作用下，企業勞動力成本已大幅提高，“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廠商轉移到東南亞”。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外資部主任馬宇則認為，盡管近年向東南亞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轉移的外企不斷增加，但一段時間內沖擊不會太大，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品牌效應與穩定性的考慮，未來幾年歐美企業仍將保持與中國市場的合作；二是雖然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但是相對于東南亞國家來說，仍然具有較高的性價比。

　　業界及政府人士普遍認為，中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通過制造業與出口的不斷增長來發揮自身影響力的路徑，短期內不會發生明顯變化，但程度將會逐漸下降。

　　擔任更高端角色早在2009年，奧巴馬政府便提出要在2014年底實現出口額增長翻番的目標，并推出“美國制造”計劃，力求恢復美國在過去10年間失去的560萬個就業崗位。中國的問題，則是如何通過深化改革進行結構轉型，以在全球經濟秩序重建中，擔任更為高端的角色。

　　“中美兩國是全球經濟秩序重構中的關鍵角色。”孫哲說。中國的“十二五”規劃與美國制造計劃，都著眼于自身的內部調整。“可以說誰真的能實現經濟轉型，誰就能在未來的雙邊關系及全球秩序中，掌握更多的主動權。”

　　馬宇說，目前國際經濟環境出現了一個新的趨勢，也就是在WTO框架內各國多邊合作難以進一步明顯推動的情況下，出現了區域化快速發展的現象。“TPP便體現了這一趨勢。”

　　他指出，中國在WTO的平臺上，可以通過國際規則約束美歐等發達國家，爭取有利于自身的國際環境。但是在區域化加速的背景下，雙邊談判與合作的規則有可能被美歐等更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掌控，中國在未來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可能處于不利位置。

　　目前由美國主導的TPP協議，已經有9個國家參與其中。日本、加拿大、墨西哥也于近期宣布了參與談判，如果這三個國家能夠順利成為TPP成員，那么TPP成員將超過APEC會議成員的一半以上，并獲得高達8億人口的全球市場。這些區域化合作以及雙邊談判如果不斷擴展，從長遠看，有可能成為未來新一輪的全球貿易規則。這意味著，中國未來面對的不僅是外需收縮，還有不斷被美國滲透的周邊經貿環境。

　　奧巴馬將TPP歸納為一個“面向21世紀、高標準、全面的自由貿易協議”。其成員不僅在90%的貨物關稅上立刻免除，所有產品關稅還將在12年內免除，最終在協議內部的國家之間形成百分之百的關稅廢除。

　　此外，TPP協議對成員更為深刻的影響，在于它要求加入的國家及地區的所有行業都處于市場自由競爭之中，成員國在科研及勞工標準方面構建共同的平臺。

　　多數業內專家預期，由于TPP協議對成員國要求較高，因此快速進展的可能性并不大，在亞太地區的鋪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WTO走過十年，當前中國期待更進一步的開放舉措，在服務貿易、投資等領域還需要實質性的開放步伐。”馬宇表示。如果在服務貿易、投資等領域開放程度更高、市場化程度更強，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將是對壟斷行業改革形成的倒逼機制，包括通訊業、銀行業等在內的行業將需要更為深刻的、實質性的市場化改革。

　　同時，政府職能也將面臨倒逼機制。更為開放的市場實際上更加需要政府從審批到服務的職能轉變。最近幾年有一個勢頭：各項對外合作協議簽得越多，反而需要政府介入的地方越多，例如企業在對外貿易時若想享受到較多的關稅減免，則往往需要繁復的各種資質審批。

　　“可以說，中國若想在未來的全球經濟秩序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最為關鍵的是進一步提高開放程度，推進國內更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與政府職能轉變。”馬宇說。

　　業界及政府人士普遍認為，中國在全球經濟格局中，通過制造業與出口的不斷增長來發揮自身影響力的路徑，短期內不會發生明顯變化，但程度將會逐漸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