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中國經濟延續著平穩較快發展的大趨勢，然而也一直籠罩在通脹的壓力和經濟增長放緩的隱憂之下。時近年底，通脹終于有所回落，在今年10月，結束了連續4個月6%以上的通脹率；另一方面，預計年度的經濟增長雖然相比去年會有較大減幅，并且連續三季度增長率下降，但全年應該依然可以保持在9%以上的增長。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愈發引起世界的關注，并且與世界的經濟、政治變化以各種作用方式產生著強烈的牽動。

　　事實上，世界經濟環境的驟變，肇始于3年前的經濟危機。應該說，在30年的高增長之后，中國經濟內部自身需要的結構調整，恰與這次巨大的外部沖擊不期而遇。就像郎咸平指出的，以中國的制造業為例，危機來源于兩方面，一方面是投資經營環境的惡化，這是與金融海嘯無關的（即中國自身的問題），另一方面是產能過剩，這次就受到了金融海嘯的沖擊（郎咸平：《誰在拯救中國經濟：復蘇的背后和蕭條的亮點》，東方出版社，2009年版，P1）。這種內外挑戰的碰撞，使得中國的內外經濟環境更加復雜多變。面對中國這個經濟發展可能遭遇重大調整變革的歷史關口，具有敏感嗅覺的經濟學家們，從各自視角出發，把脈中國經濟，給出各自的“藥方”，表達著心中的憂慮。

　　從郎咸平一系列的談話式專著到李稻葵的《逼出來的大國崛起：我們面對金融危機的選擇》、陸銘的《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再到王宇的《繁榮還是危機：后海嘯時代的經濟迷局》、劉軍洛的《中國經濟大蕭條還有多遠》，在這些密集的聲音中，我們不乏看到許多睿智的解讀、精到的觀點甚至聳人的預言。這些或保守、或激進，或尖銳、或溫和的判斷，都折射出經濟學者在這個經濟大變革時代中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深沉思考。

　　3年前的“雷曼兄弟倒下”，不僅終結了一個長達158年的金融神話，更是拉開了全球經濟危機噩夢的序幕。隨之而來的是世界金融、經濟局勢的劇烈動蕩，本輪危機引發了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經濟衰退。

　　在經濟危機后兩年多的時間里，全球經濟增長從2009年負的0.6%到2010增長5.1%，再到2011年預計可達到4%。單純看一些簡單的經濟指標，無論是世界經濟，還是中國經濟，似乎已經從這一輪經濟危機的打擊中有所復蘇。然而，新的經濟格局已在悄無聲息地醞釀，以美國、歐洲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有著不同的發展境遇，也各自面對不同的發展難題。

　　事實上，全球經濟正變得更加波詭云譎和動蕩不安。我們確實應當清晰地認識到：危機后的世界經濟已經不可能回到過去，全球經濟格局正在快速地發生一場深刻的劇變（李稻葵：《逼出來的大國崛起：我們面對金融危機的選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P15-P25）。從某個角度講，這場金融危機逼迫著中國在自身內部需要進行諸多結構性調整的同時，還要在國際舞臺上扮演一個大國經濟的角色。

　　數十年甚至數百年后，我們回看今天的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局面，可能會感嘆2008年開始這場經濟危機所引發的世界經濟變化。美國、歐洲和中國，是否成為了這場經濟大變局中獲益或受損的角色，同時中國能否順利地迎接內外雙重巨大挑戰與機遇，或許就是今天這么多經濟學者建立判斷和形成分歧的基礎命題。

　　無論是對中國經濟主張“唱衰”的學者，還是主張“唱多”的學者，都不會否認，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相依。我們用一種更加簡單的視角，將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進行比較，概括一下后危機時期世界經濟的新特征。

　　從整體而言，這場危機對全球的增長產生了巨大沖擊，使全球經濟放緩，并伴隨著席卷發達經濟體的全球性債務危機的出現，大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勢頭。我們不否認中國經濟確實面臨著不少亟待調整的結構性問題，但在世界經濟整體下行趨勢的大環境中，中國經濟確有相對積極的表現。

　　首先，世界經濟體現出“雙速復蘇”的特征。在近兩年多的時間里，雖然全球經濟復蘇的步調相對一致，但是經濟增長的速度卻有明顯的差異，形成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雙速發展”的格局：在后危機時期，美國、英國、歐元區國家等發達經濟體的增速較慢，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增速更快。

　　其次，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依舊明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為代表的貿易順差國依靠外向型經濟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又將外匯儲備換成了美元資產（美國發行的金融產品）；而美國則通過發行美元和美元資產，進行過度消費和不斷擴大國家債務，進而推動了全球經濟失衡。在經濟危機后，2009年全球的貿易失衡（全球經常賬戶余額的總量）急劇下降，出現了全球經濟強制平衡的跡象，但從2010年開始，全球貿易失衡又在擴大，說明全球經濟失衡進一步加劇，其中，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長期趨勢依然是順差。

　　再次，美國、中國分別代表的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面臨各自不同的系統性風險。美國、歐洲等發達經濟體深陷到“無就業的復蘇”和“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中；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則面臨“經濟過熱”的通脹壓力和經濟增長可能后勁不足的風險。

　　對于發達經濟體，一方面，失業率和GDP同時上升，呈現“無就業的復蘇”。美國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年平均失業率分別為5.8%、9.3%、9.6%，2011年9月的失業率仍然高達9.6%。歐洲失業率則更高，以法國為例，2008年、2009年和2010年的年平均失業率分別為7.8%、9.5%、9.7%。相比而言，東亞地區失業率較低，2010年日本的年均失業率為5.1%，中國香港為4.3%，泰國為1%。

　　另一方面，主權債務危機已成為首輪危機后全球經濟最嚴重的威脅。從美國、歐洲到日本，政府負債都處于空前的高水平，政府及金融機構的信用評級接連被下調，而歐元區則經歷了自歐元誕生以來最為艱難的時期，可能會逼迫歐洲金融乃至財政體系進一步整合、完善。

　　對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而言，主要面臨經濟過熱、通脹壓力加大和大量資本流入的風險。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一方面有效、及時地拉動經濟增長，但也變向提升了本國的通貨膨脹，就如劉軍洛的概括，“為什么2011年上半年全球新興國家普遍性地通貨膨脹上升，主要因為在全球經濟增長中，新興國家過于勇敢地背負了大規模政府財政赤字”（劉軍洛：《中國經濟大蕭條還有多遠》，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P179）。不過，時至今日，伴隨著推動物價上漲的壓力有所緩解，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也有所下滑。在接下來的兩到三年，中國的宏觀政策應該在穩定中結合國際經濟變化穩步調整。而在美元、歐元的國際雙本位貨幣格局下，我國能否進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嘗試，并取得一定的突破，也還是個未知數。

　　諸多經濟學者的視角不同，開出的“藥方”不同，但都觀察到了經濟危機帶給了各個經濟體的沖擊，以及這種沖擊之后，各個經濟體都面臨經濟轉型的趨勢。經濟轉型，即轉變發展方式，無論對于美國還是中國，都是意義重大的，只是各自的轉型路徑不同。對于美國，推動包括物聯網、新能源在內的實體經濟的發展和縮減政府財政赤字，是當務之急。而對于中國來說，如何有效地發揮城鎮化、內需提升、技術創新、能源經濟等方面在經濟發展和轉型中的作用，實現中國產業的轉型，則是中國經濟未來10到20年中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也是當前學者們爭論的焦點。

　　我們沒必要回避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因為這是中國30年高增長積累的既有問題與世界經濟新格局下產生的新挑戰的結合。比如，諸多學者都強調的通貨膨脹的風險、能源與環境的風險、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風險、農業生產安全風險等多方面風險，和我國內需不足、自主創新不足、金融系統深化與金融產品發展不足等缺陷（李稻葵：《逼出來的大國崛起：我們面對金融危機的選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陳國富、段文斌：《中國經驗：內生道路與持續發展》，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不少問題確實需要解決，需要對我國經濟結構進行比較深刻的調整。比如，關于我國的收入分配問題，現實情況確如郎咸平指出的，“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后，我們的收入和其他國家相比差距越來越大，我們的居民儲蓄上升非常緩慢，老百姓財富增長的速度和我們GDP的增長速度差距越來越大。”（郎咸平：《我們的日子為什么這么難》，東方出版社，P1、P6）關于中國的內需不足的風險，正如陸銘的觀點，當內需不能被拉動、過度依靠出口的時候，面對美國發的國債，中國其實不可能不買，否則依然會因為美國經濟的低迷而受到牽連。所以說，全球化帶來的外部風險，和中國長期積累的內部風險，都要求我國必須做出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

　　但是，也有人士指出，在近期中國的食品價格會推動一系列連鎖反應y，進而可能產生人為制造的第三次世界性大蕭條（劉軍洛：《中國經濟大蕭條還有多遠》，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對于這樣的論調，恐怕還是過分夸大了潛在危機的可能性和嚴重程度。即便存在經濟衰退的可能，在短期內，全球范圍內經濟大蕭條的可能性不大，只可能是局部的下行風險與經濟波動。

　　站在全球經濟視角下，我們應該看到，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作為世界的一極，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成為世界經濟的“另一極”。當前的世界經濟環境，不可能等到中國經濟完成了自身內部的調整再去迎接大國博弈的戰略選擇，中國已經無法回避地成為各個經濟體關注的焦點，這一點符合李稻葵所說的“逼出來的大國崛起”。而中國在面對內外挑戰時，真正能夠做的，還是切實地“加快轉變發展方式”，順利完成中國的產業轉型，其中重要的是實現“加快”二字，因為搶先轉變就有可能爭取到世界經濟的先機，從而提升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如果對于美國經濟來說，轉變發展方式的核心是減低政府赤字和用科技引領實體經濟的發展，那么，中國產業轉型的關鍵，則是內生出市場需求、內生出技術水平，同時思考如何依托城鎮化的條件實現多級增長。如果中國經濟可以在充分發揮既有優勢的基礎上，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在新一輪承接國際產業中，依靠我國的產業成長內生出技術創新，通過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進而拉動我國的內需，中國經濟在未來實現持續的高增長和強勢發展并非不可能。那樣的話，中國經濟不但不會像一些學者擔心的那樣陷入大蕭條之中，還會憑借巨大的增長潛力成為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