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7日，財政部下屬的《中國財經報》網站顯要位置刊發了一篇文章，《結構性減稅要對接稅制改革方向》，作者是著名財稅專家、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文中明確指出：“如同中國現實的經濟結構處于非調整不可的關口一樣，中國現行的稅制結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稅收收入結構已經到了非調整不可的地步。”
調整的方向則是，在適當降低宏觀稅負水平的前提下，減少間接稅，增加直接稅，減少來自于企業繳納的稅，增加來自于居民繳納的稅。
不關注財稅領域的人也許根本弄不明白其中的含義，但是幾乎所有關心經濟的人都聽說過“結構性減稅”。
在高培勇看來，一方面要通過減稅，適當減輕企業和居民的稅收負擔。另一方面，要通過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求得整個稅收收入結構的優化。也就是說，增加直接稅、減少間接稅，將減稅操作與稅制改革的方向相對接，是結構性減稅的題中應有之意。
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后，于年末舉行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和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上，結構性減稅再次作為重要內容被反復提及，其中推進稅收制度改革，健全增值稅制度，完善消費稅制度，全面推進資源稅改革，穩步推進房產稅改革試點被一一點到。
高培勇認為，已經確定實施的增值稅擴圍改革和將穩步推進的房產稅改革試點，才是此輪財稅改革的重點，可能成為真正拉開稅收結構的系統性財稅改革的序幕。
間接稅的真相
“無法逃避的只有死亡和納稅。”這句西方國家幾乎人盡皆知的諺語傳至國內多少有些水土不服。
但是財稅專家、天津財經大學財稅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卻告訴大家，和西方人一樣，先生或女士，自降生到這個世界時起，賦稅就與你如影相隨了，你或你的家人去商店買任何東西，都已經在交稅。
詭異之處在于，和西方稅制較為發達的國家不同，不管你情愿與否，天天都在“被”納稅，而自己卻毫不知情。
根源就是前文高培勇提出的間接稅和直接稅的問題。間接稅，是含在商品價格里、稅負能轉嫁給他人承擔的那類稅種。當你在商場里掏錢買東西時，你看到的價格，廠家或商家所轉移在這件商品里的稅款已經包含其中。由于價款和稅款沒有分別標出，是合在一起的一個數字，你很容易以為那就是商品的實際價格，而納稅的事與己無關。
由于間接稅最終都經過產品轉嫁給了消費者，每一個購買者都成為了無差別的納稅人，相對于高收入者，低收入者往往承擔更多的間接稅負擔。直接稅則通常為累進稅，相對于低收入者，高收入者往往承擔更多的直接稅負擔。
在不少財稅專家看來，正是由于這種無差別的間接稅占稅收結構的主體，讓低收入者承擔了大部分的稅負，客觀上增加了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就表示，中國稅制實質性問題是稅制結構中直接稅比重太低，中低收入階層實際上成了更多給公共稅收做貢獻的群體。稅收調節的再分配目的沒有達到，因此帶來了所謂的稅收痛苦問題。
增加直接稅方向
這早不是高培勇第一次公開發表增加直接稅、減少間接稅的言論，本報記者發現僅增值稅擴圍試點消息公布以來，這至少是他第三次公開發表類似觀點。
事實上，嚴重失衡的現行稅制結構和現實的稅收收入結構，不僅在國內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遭遇了一系列的麻煩，而且在全球經濟走入持續震蕩的背景下，其弊端也越來越充分地顯露出來。
于是，近年來學界增加直接稅比例、減少間接稅的呼聲不斷。房產稅和個人所得稅都被認為是有前途的稅制改革方向。
賈康指出，在大的改革方向上，我們沒有其他選擇，需要積極考慮推進房地產稅的改革，并實施個人所得稅走向“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進一步改革。其效應會包括增加我國直接稅的比重，優化我國社會“抽肥補瘦”的再分配機制，也將降低國人總體的“稅收痛苦指數”。
增值稅擴圍的意義
2011年10月以來，中央高層充分調研各地經濟運行情況特別是中小企業困難之后，系列扶持政策火速出臺，其間不乏提高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減免小微企業行政性收費等扶持性政策，但是在財稅專業人士看來，這些都是現行財稅體制內的小修小補，真正可能產生深遠意義的則是已經確定實施的增值稅轉型試點。
據高培勇測算，在2010年的全部稅收中，間接稅即流轉稅占70%以上，而在稅制體系中流轉稅全部由企業繳納。如果加上其他由企業直接繳納的稅種，直接由企業繳納的比例則占到全部稅收的92%，在此基礎上再加上由企業代扣代繳的個人所得稅，稅收的98%由企業法人繳納。
高培勇分析，在98%的稅款由企業繳納的基礎上，想要通過減稅的方法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操作起來相當困難，而即將實施的增值稅改革試點則可能改變這一現狀。
增值稅擴圍改革在客觀上減收了間接稅的繳納比例，在這一基礎上實施為企業減稅政策則阻力相對較小、更加可行。
同樣具有標桿意義的稅制改革試點發生在重慶，重慶的房產稅試點，10月份開始對存量房開征房產稅，雖然范圍、數額都較小，但是開始了對不動產征收財產稅的序幕。
高培勇認為，這兩項改革意義重大，是財稅系統性改革向更深層次推進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