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認為，財政收支矛盾毫無疑問越來越尖銳了。一方面是支出由于過去的慣性高速增長，剛性的、社會性的支出只能上不能下；另一方面，財政收入增速明顯下滑。

不突破3%赤字率是前車之鑒

新京報：今年8月新預算法通過人大審議，你曾表示，新預算法管住政府“閑不住的手”，這句話如何理解？

劉尚希：新預算法開宗明義就是要規范政府收支的行為，政府的行為離不開錢，規范政府的收支行為實際上就是規范政府行為。規范政府行為有利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好地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防止政府亂作為或者不作為。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理順主要在于政府的行為如何規范，當前來看，一方面是簡政放權，另一方面則是通過預算法來規范政府行為，使政府的“有形之手”更加依法依規地行使職能，避免無序隨意地干預市場。

另外，通過預算法規范政府行為，實際上也是規范政府資源的配置，政府資源的配置會影響市場資源的配置，所以新預算法也是利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更好地發揮決定性作用。

新京報：根據新預算法，未來地方政府融資只能通過政府債券的形式。有觀點認為要滿足地方政府資金需求，就要擴大赤字規模，不宜死守3%紅線，你怎么看？

劉尚希：這是一種誤解。我們盡量不突破3%的赤字率也是為了財政安全。世界其他國家已經有前車之鑒，出現債務危機就是因為債務額不斷飆升造成的，我們要吸取教訓，保證財政的可持續性。

涉及地方政府融資的問題，舉債和融資是不相等的，地方政府融資可以有多種方式，舉債是其中一種方式，PPP(公私合作模式)也是一種方式。PPP并不形成政府債務。在政府舉債規模有限的情況下，有些項目就可以通過PPP的方式解決融資需求。比如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一方面可以通過舉債來搞基建，另一方面也可能通過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合作來搞基建，兩者異曲同工。

目前土地收入使用存在亂象

新京報：地方政府目前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怎樣？

劉尚希：目前地方政府對土地確實有依賴性，這種依賴性是因為在基礎建設過程中的融資使土地成為一個杠桿。土地可以抵押和質押等，地方政府通過這些方式擴大了其融資規模。

問題在于不能過度利用土地杠桿，杠桿率太高風險就會擴大，所以這個度要把握好，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城鎮化建設中不能貪大求快，深層次來講就是要改變政績觀。土地財政的關鍵是風險控制問題。

新京報：我國土地財政的風險控制情況如何？

劉尚希：過去的風險控制確實存在制度上的不規范。首先是過度利用了土地杠桿，沒有控制機制，沒有風險評估，這就導致了濫用土地杠桿融資。其次，土地出讓收入的使用不是很規范和透明，目前土地收入的使用還存在亂象，這些方面都有待改善。

可考慮開征地方性稅種

新京報：“營改增”后，是否有其他稅種能夠替代營業稅成為地方主體稅種？

劉尚希：這不是簡單的一個主體稅種的概念，而是要綜合考慮，涉及若干稅種，要從整個稅制的角度來完善地方稅體系。

新京報：具體會涉及哪些稅種？

劉尚希：資源稅改革后，地方收入會增加，但這是不平衡的，主要是資源豐富的地區收入增加；消費稅經過改革后也可以按比例分給地方一部分；房產稅開征后，地方也會增加一些收入。

還有一種方式就是賦予地方一定的稅收的權限，可以考慮地方因地制宜開征地方性稅種。比如旅游資源豐富的地方，可以考慮開征旅游稅。由于各地區發展條件和產業結構不同，稅源結構就不同，地方稅體系建設應當有所差異，不能一刀切。

新京報：允許開征地方性稅種不會造成濫征稅的局面嗎？

劉尚希：這個不會。開征地方性稅種需要人大授權，不是想開征什么稅就開征什么稅；另外，地方要發展經濟也會考慮到地區間的競爭，增加稅種不容易招商引資，一般來說，在我國地方政府增加稅種的積極性不是很高。

部門本位主義“化掉”了改革動力

新京報：財政收入增速在下滑，而未來在社會福利和基建方面的支出會增加。收支矛盾是否會越來越尖銳？

劉尚希：收支矛盾毫無疑問越來越尖銳了。一方面是支出由于過去的慣性高速增長，剛性的、社會性的支出只能上不能下，比如教育、醫療和社保等方面的支出，不像經濟性的支出可以是波動的；過去支出的高速增長形成了比較高的基數，這對未來財政支出的壓力相當大。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增速下了一個臺階，財政收入增速明顯下滑。這樣收支矛盾就加劇了。

新京報：那該如何緩解矛盾？

劉尚希：緩解收支矛盾的辦法就是控制支出的整體增長速度，現在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維持財政支出的高速增長了，這是不可持續的。要調整支出結構，重點支出要保證，但有的經費需要壓縮，還有一些用于支持產業發展的補貼可以考慮調整，比如競爭性市場可以發揮調節作用的，政府就不用花錢補貼這類項目了，這種扶持類支出項目沒有必要，反而會阻礙市場資源配置。另外，緩解收支矛盾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提高預算和支出的績效。

新京報：你提到財稅體制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在等著我們。并且改革要忍痛才能到位。在改革的過程中有哪些阻力和風險？

劉尚希：財稅改革涉及政府各個部門的職能、權力和利益。比如專項轉移支付的調整就是難度很大的事情，我們現在明確提出要壓縮專項轉移支付，擴大一般性轉移支付，但專項轉移支付與各個部門緊密聯系在一起，壓縮專項轉移支付就意味著壓縮政府相關部門的權力和利益，這些部門就不同意。

過去像這一類的改革推了很多年都沒有效果，就是因為各部門基于部門自身的考慮，部門本位主義無形中“化掉”了改革的動力，克服部門本位主義是推進改革的重要一環。

靠稅收調節貧富差距作用不大

新京報：你曾表示稅收對調節收入和財產差距其實作用不大？

劉尚希：稅收調節功能是有限的，我們現在把稅收調節的作用想象得過大了。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比重很低，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不到6%，稅收調節功能取決于稅收收入規模，只有收入規模達到一定程度，調節功能才會發揮作用。個稅6%的比重，實際上調節功能很弱小。另外，即使在美國個稅占比很高，稅收制度體系已經比較完善的情況下，其稅收調節功能依然是有限的，甚至也存在逆調節的情況。比如巴菲特就曾說他交的稅比他員工交的稅少。

新京報：那應當如何調節貧富差距？

劉尚希：調節貧富差距的著力點應當是促進機會公平。我們所面臨的貧富差距擴大主要是因為機會不平等，這種機會不平等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城鄉差別問題，城鄉人口在就業、就學和就醫方面存在不平等，這是由于制度原因造成的。政府應當做的是促進機會平等，而不是大家都坐享其成，等著把收入劃平，這不利于整個國家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