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接近住建部的人士介紹，目前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房地產稅，這其中不只包括城市土地的產權房，還包括農村集體土地的產權房。據其了解，在當前有關房地產稅立法的研討上，已經開始考慮把農村房產納入稅收體系的可能性。推進房地產稅的征收，解決村鎮財政薄弱是一大路徑。（1月8日《21世紀經濟報道》）

　　農村房產也要開征房地產稅？這個消息之突兀，的確有點讓人震驚。作為樓市調控的長效機制，城市房地產稅說了很多年，卻一直未曾全面開征；究其原因，除了附著在房產之上的稅費需要整合以防重復征稅之外，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撓。因為，“房多多”的群體里，官員要占到很大的部分。相比之下，農村房產征稅的阻力當然要小很多，而且對于財政薄弱的村鎮而言，農房稅無疑是一個很重要的財源。

　　問題是，城市房地產稅尚且未能推廣，憑什么農村房產就要忙不迭地納入征稅體系中來？要知道，在很多地方，農村房產都還沒有進行確權，更不能隨意進入自由市場交易，也沒有市場定價機制；這樣的房產怎能等同于城市房產征稅呢？難道就因為村鎮財政缺錢嗎？看上去，將農房納入征稅似乎很“公平”，但是別忘了，城鎮房產的增值，很大部分來源于政府對城市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持續投入，相比之下，公共財政對鄉村公共設施的投入又有幾何？

　　茅于軾先生在他的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里說，城里人不但有住房所帶來的財富增加，而且在其他社會保障方面也遠遠超過農村人口。如最低生活保障、公費醫療、較高質量的義務教育、良好的城市服務。我國政府的政策設計是針對城市人口而忽略農村人口的。所以說，中國貧富差距擴大主要是政府造成的，未必是市場造成的。如此看來，如果將農房納入征稅體系，不僅是對城鄉貧富差距的固化，更是進一步地拉大。

　　三中全會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無疑就是房產。要彌補日益巨大的城鄉貧富鴻溝，就是加大對農村公共設施建設的政府投入，給農民的房產進行確權并允許其自由交易，讓農民享受同等的房產權利。這絕不是給農民特權，而是遲到的彌補。因為早在停止福利分房時，國有住房就以低價賣給了城市住房者，差不多每個住公房的城市家庭都以很低的價格買到了自己的住房，這么多年下來，少則獲利幾十萬，多則獲利幾百萬。

　　通過公共設施建設給農房增值，讓農民享受到更多財產權利，這顯然不會一蹴而就，而必然需要經歷相對漫長的過程。如果在尚未補血之時，就提前征稅抽血，既無效率，更不公平。將根本不能進入市場自由交易的農房也納入征稅體系，試問怎樣確定房屋價值，怎么確定征稅基數？就算將來終歸要征，現在開征也無異于殺雞取卵—城市房地產稅，為什么不在取消福利分房時就開征呢？

　　早就該是城市反哺農村的時候了，城市房地產稅的開征，沒理由建立在農房必須同樣納稅的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