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進行的稅制改革可謂不計其數。即便以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影響較大的稅制改革論，也有數輪之多。對于它們的歷史背景、基本原則、主要內容和功過是非，早已有各方面的評說，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本文想要特別指出的是，當下正在推進中的新一輪稅制改革，并非以往稅制改革的簡單延續，亦非限于稅制改革內容安排的進一步調整和變動，而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立足于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操用新的思維理念，循著新的行動路線而對現行稅制進行的與以往大不相同的改革行動。

仔細地辨析新一輪稅制改革的相關部署，就會看到，它至少須同當今中國的兩大戰略布局直接對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認識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在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依法治國的目標設定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同時注意到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系“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將新一輪稅制改革融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并與之相聯系，可以清晰的發現，相對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所經歷的歷輪稅制改革，新一輪稅制改革具有如下幾個方面的重要變化和突出特點：

第一，由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

以往的稅收制度改革，多是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棋局上加以部署的。當下的新一輪稅收制度改革，則是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棋局上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與以往改革的最大不同之處即在于，它不是某一個領域的改革，也不是某幾個領域的改革，而是全面的改革、涉及所有領域的改革。圍繞全面深化改革而提出的目標，系站在國家治理總體角度、統領所有領域改革的總目標。故而，服從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布局，將稅收制度改革融入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為目標定位，從而在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建設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等各個領域實現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形成改革的總體效果，是新一輪稅收制度改革相對于以往稅收制度改革的第一個重要變化和突出特點。

這意味著，以此為契機，稅收制度改革已經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同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進程交織在一起。于是，有關稅收制度改革的內容安排和實施路線，要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為出發點和歸宿，從局部與全局的集成上加以謀劃。

第二，由經濟范疇和經濟制度安排到國家治理要素和綜合性制度安排

以往的稅收制度改革，多是將稅收視為一個經濟范疇、在將稅收制度視作一種經濟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加以謀劃的。當下的新一輪稅收制度改革，則是在財政被賦予“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全新定位，并且賦予了財稅體制以“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全新功能和作用，從而第一次從根本上擺正了財政和財稅體制位置的基礎上謀劃的。故而，站在國家治理的總體角度，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棋局上，將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性和支撐性要素加以打造，將財稅體制作為全面覆蓋國家治理領域的綜合性制度安排加以構建，是新一輪稅收制度改革相對于以往稅收制度改革的第二個重要變化和突出特點。

這意味著，以此為契機，稅收制度改革已經作為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重要交匯點，而在事實上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工程。于是，有關稅收制度改革的內容安排和實施路線，不僅要著眼于稅收制度自身的完善，而且要立足于為全面深化改革“鋪路搭橋”，將其作為突破口和主線索加以率先推進、重點推進。

第三，由關注屬性特征、體制性質對接到強化時代特征、現代文明對接

以往的稅收制度改革，多著眼于稅收制度的屬性特征，從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稅收制度的立場出發來標識改革的方向。當下的新一輪稅收制度改革，則站在了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從全面認知現代稅收文明的高度，破天荒的第一次以“建立現代稅收制度”作為改革的方向標識。故而，從現代稅收文明出發布局稅收制度改革，在關注屬性特征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其時代特征，打造現代國家稅收制度的一般形態，是新一輪稅收制度改革有別于以往稅收制度改革的第三個重要變化和突出特點。

這意味著，以此為契機，稅收制度改革已經作為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一個重要線索，而同現代國家稅收制度的一般形態緊密對接。于是，有關稅收制度改革的內容安排和實施路線，都要在總結人類社會稅收制度演變規律的基礎上，朝著現代意義的稅收制度格局邁進。

第四，由踐行依法治稅到立足稅收法定、將稅制改革納入法治軌道

以往的稅收制度改革，多是由行政部門主導、從踐行依法治稅的角度完成有關稅收制度改革的設計方案。當下的新一輪稅收制度改革，則立足于“稅收法定”，將“完善立法”作為稅收制度改革的起始點。故而，站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立場上，以建立現代稅收制度為目標，將有關稅收制度的設計和實施納入法治軌道，是新一輪稅收制度改革有別于以往稅收制度改革的第四個重要變化和突出特點。

這意味著，以此為契機，稅收制度改革已經成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抓手和重點工程，從而使得真正意義上的依法治稅按下了“快進鍵”、進入了“快車道”。于是，有關稅收制度改革的內容安排和實施路線，不僅要于法有據，依托于法治固化，而且要以法治為框架，用法治作支撐，由法治來貫穿。

所有這一切，實質上呈現了新一輪稅制改革的階段性特征。這些階段性特征的重要啟示意義在于，如果說以往稅收制度改革的方向定位主要在于對接市場經濟體制——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不斷地以適應性的稅制改革行動去與之對接，并最終落實于“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稅收制度基本框架”，那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面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任務，稅收制度改革的方向定位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跟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將稅制改革行動的落腳點放在稅收制度的現代化上——“建立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相匹配的現代稅收制度”。

所有這一切也說明，經過了以往歷輪稅收制度改革的洗禮和積累，中國的稅收制度改革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我國稅收制度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功能更齊全、作用更完整、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這也可以說是中國稅收制度改革的新常態。

我們應當也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新一輪稅收制度改革的階段性特征，以不同于以往的、主動適應并引領新常態的一系列行動，把新一輪稅收制度改革的著力點落實在依托全面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兩翼”和“兩輪”驅動的現代稅收制度的建設上。

高培勇：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員會經濟學部執行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應用經濟學學科評議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