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筆者曾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總部從事研究工作，該組織的總部在巴黎，也因此具有濃厚的歐洲色彩。當時歐洲正處在歐洲經濟統合的關鍵時期，歐盟和歐元這些成果也都處在取得成功的最后階段。人們情緒高昂，筆者也因此獲得了許多機會與歐洲各國經濟學家討論歐洲經濟統合成功的基本原因。給我印象最深的結論之一是，法國和德國的合作是歐洲經濟統合成功的關鍵。

　　當時，一些亞洲經濟合作才剛剛開始。我們知道自20世紀90年代初亞洲開發銀行倡導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GMS）以來，日本、歐美、東盟及其他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先后介入了該地區，形成了幾個較有影響的合作機制。而中國也參與了其中的一些重要合作機制，如亞洲開發銀行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東盟-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和湄公河委員會等。

　　同樣在筆者工作期間，OECD與亞洲開發銀行有過一次重要的聯席會議，其中一個重要的議題是關于當時亞洲經濟合作的嘗試。在會上，亞洲開發銀行的官員特別介紹了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國際合作的進展，但亞洲經濟統合的話題竟引來一位OECD高級官員的極大質疑。這位官員的基本觀點是，歐洲的經濟統合是極其漫長而艱苦的過程，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主要歐洲大國，特別是大陸歐洲的主要國家之間的妥協與合作，以及純熟的政治運作能力，而這些因素在亞洲并不存在。

　　這一段經歷給筆者帶來了一些心理陰影，因此對于亞洲經濟統合的前景始終缺乏充分的信心。但在隨后的年代里，亞洲經濟統合的發展卻比人們的預期發展得快。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國際合作現已進入項目實施階段，并成為亞太地區經濟、貿易及投資的新熱點。這一地區處于中國、東南亞、南亞三大區域的結合部，在自然資源開發、市場潛力等方面都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初參加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合作以來，一直高度重視這一區域合作，并在參與中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而另一方面，日本一直是湄公河開發的重要捐助國。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在向東南亞大舉推出直接投資的同時，也對湄公河流域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隨著亞洲開發銀行推出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計劃，日本也加大了參與力度。同時，日本還積極要求參加東盟—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機制，并已獲準成為該合作機制的核心國。

　　因此，筆者對亞洲經濟統合的信心有所恢復，但主要國家之間的妥協與合作仍不失為經濟統合的關鍵因素，在歐洲是法國和德國，在亞洲則應該是中國和日本。

　　與此同時，我再次有機會和歐洲經濟學家討論經濟統合的問題。但此次卻是歐洲經濟學家饒有興致地問我關于亞洲經濟統合的前景了。當我重復了10多年前那位官員對亞洲經濟統合的懷疑態度后，歐洲經濟學家的反應卻是令人驚奇的簡單。他們認為，在歐洲歷史上主要國家之間具有更長戰爭的痛苦歷史，因此歷史的恩怨不應成為今天區域經濟合作的根本障礙。

　　看著亞洲經濟合作的發展，以及一些關于亞洲統一貨幣建議的提出，人們開始對亞洲經濟統合逐漸樂觀，但是考慮到歐洲經濟統合的基本經驗，同時看到過去幾年中國和日本“政冷經熱”的局面，不免讓人對亞洲經濟統合的前景存在一些困惑。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我們應該意識到在中國和日本政府的共同努力下，雙方打開政治僵局對于亞洲經濟統合的重要意義。歐洲的經驗告訴我們，亞洲經濟統合將會造福于亞洲各國。雖然不能由于最近中國與日本政治關系的“解凍”就對亞洲經濟統合的前景過分樂觀，但至少我們的悲觀陰影正開始慢慢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