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五周年，文化大革命結束30周年，剛剛過去的2006年仿佛股市K線圖上5日均線上穿30日均線一樣，使這個“十一五”的開局之年，平添了不少技術性變量的色彩。

　　為了幫助國內CFO們系統地梳理這一年宏觀經濟基本面上耐人尋味的變化趨勢，我們不妨將馬克思于1867年9月14日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中所揭示的“土地、勞動和資本”的“生產三要素”非學術性地擴展為土地、金融、環境、制度、勞動、科技、貿易、教育、消費和保障10大經濟要素，條分縷析地看一看這一年上述10大經濟要素發生了哪些值得重視的趨勢性變化，從而在技術角度上來研判宏觀經濟的中短期變化態勢。

　　表面看來，上述10大經濟要素在這一年的變動，從單點上看似乎是呈現隨機分布的布朗運動，但如果結合彼此之間的關聯關系再梳理，很可能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比如，聚集了全社會對于宏觀調控的主要注意力的土地方面，如果剔除掉大量的關于房價和地產商道德問題等干擾信息，我們就能看到，土地作為一種不可再生的生產要素，不斷地提高單位土地的經濟產出能力將是國家更著力引導的方向。據統計，某省會城市的一個高新技術開發區2001年每公頃土地工業產值165萬元，比該市一般工業用地每公頃188萬元的產出水平還低。 再比如，勞動力價格的攀升，人民幣匯率的加快上行，環境保護更加嚴格等等，眾多經濟要素的變化都在提高企業的運行成本。結合起來看所得出的結論就是，粗放的資源高消耗低產出的企業注定要遭到淘汰。同時，社會保障機制覆蓋面的一再擴大，糧食價格的恢復性上漲，“兩稅合一”政策的行將出臺，都在意圖擴大中國經濟增長的消費基礎，并提高中國企業的盈利能力。

　　綜上所述，《首席財務官》雜志拋開了國內財經媒體常見的紛紜繁復的年度新聞事件總結的作法，而力圖通過系統性的分析來構建一個能夠幫助國內CFO階層探尋合理的商業計算框架。我們相信，算清了這些“大數”，對本土企業的業務戰略和財務戰略大有裨益。

　　土地：稀缺下的優化供給、遏制投機和提高產出率

　　盡管相當多的人認為，在這一年里頻繁出臺的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在客觀上起到了抬高房價的作用。但土地價格的上升無疑是一個短時間內不可更改的趨勢，在這背后，土地的稀缺性和其經濟產出效率的“良幣驅逐劣幣”效應將長期伴生于土地價格的左右。

　　2006年5月1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了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六項措施，包括住房供應結構、稅收、信貸、土地、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建設等方面。以上被稱為“國六條”的措施拉開了2006年房地產調控的序幕。12天后，國務院辦公廳出臺《關于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的意見》（國辦發（2006）37號），人稱九部委“十五條”，對“國六條”進一步細化，而且在套型面積、小戶型所占比率、新房首付款等方面作出了量化規定，提出90平方米、雙70%的標準。

　　在《首席財務官》雜志看來，這些措施的目標所指是對中國房地產市場在供應端進行“格式化”。比如地產商應更有自有資金實力，住宅戶型的變化則充分顯示了管理層對土地稀缺性的超前認識，加大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的建設力度則使整個市場化的房地產的供應能夠兼顧公平和穩定。

　　而在此之后緊鑼密鼓出臺的諸如《關于加強住房營業稅征收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發74號文件）、《關于進一步整頓規范房地產交易秩序的通知》和《關于規范房地產市場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等政策，則無疑是對中國房地產市場在需求端進行“格式化”。比如，遏制國內房地產的短期投機行為，壓縮外資熱錢利用投資房地產來博取人民幣升值的投機空間。

　　與此同時，國家管理部門對土地稀缺性的憂慮已經通過《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規范》、《協議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規范》、《國務院關于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和《國務院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的決定》、《關于調整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政策等問題的通知》等一系列動作明確地表達了出來。

　　有國土資源部專家指出，我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不僅直接造成了10年減少1億畝土地，還因粗放利用浪費了大量土地，而如果考慮到用地質量的因素，土地浪費的現象將會更加觸目驚心。1996年之后，我國進入了城市化快速發展期，城市化率由30.48%上升到2002年的39.09%.與此同時，土地粗放利用和浪費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一些地方政府用地觀念落后，一味著眼于新占地、多占地，而不是節約和集約利用好存量土地，城市建設用地已經面臨總量失控、結構失衡的局面。 另一項來自國土資源部的統計數字表明，1990年到2004年，全國城鎮建設用地面積由近1.3萬平方公里擴大到近3.4萬平方公里；同期，41個特大城市主城區用地規模平均增長超過50%；城市用地規模增長彈性系數為2.28，大大高于1.12的合理水平。

　　據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董黎明介紹，目前我國人均城市建設用地高達130多平方米，遠遠超過發達國家人均82.4平方米和發展中國家人均83.3平方米的城市建設用地水平。

　　以2005年的全球GDP排名來看，排在中國前面的國家分別是美國（12.455萬億美元）、日本（4.505萬億美元）、德國（2.781萬億美元）。在媒體和部分經濟學家樂觀地計算看在哪一年能超過德國、日本和美國的時候，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我們以25倍于日本的國土面積卻只創造出日本一半左右的GDP.也就是說，日本單位土地的平均經濟產出量高達我國的50倍。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我國土地價格的大幅上漲只是一個開始，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增加，只有那些努力在更高的土地成本下創造出更多經濟價值的工商業態才能更好地存活下來。

　　勞動：效率與成本交互上升的雙螺旋

　　2006年中以來，各地再次紛紛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而其中發達地區城市上調最低工資的力度無論在頻率、幅度上，都比中西部省市要大。從全國最具代表性的北京、上海和深圳來看，三地均以高于GDP增長的速度大幅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北京由每小時不低于3.47元、每月不低于580元，提高到每小時不低于3.82元、每月不低于640元；上海則是從1993年以來已經連續13次（每年一次）調高最低工資；而深圳2006年度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方案為：特區內最低工資為每小時4.66元，每月810元，比上年度增長17.4%；特區外寶安、龍崗兩區最低工資為每小時4.02元，每月700元，比上年度增長20.7%.

　　最低工資標準的不斷上調，是國內勞動者所占GDP分配率長期過低所引發的被動性調整所致。分配率中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額越大，社會分配越均等、公平。市場經濟成熟的國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間，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為54.18%，美國2000年分配率為58.31%，德國2000年分配率為53.84%，英國2000年分配率為55.27%.而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占GDP比重一直偏低，全國平均在12%～16%之間，如果再加上工資額30%的福利，也不過15%～20%之間。

　　呈現連續性上升變化的最低工資標準，只是顯示了國內替代性最強的低端勞動力成本的變化趨勢。從國內就業形勢的供求關系而言，在中短期內這部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速度相對有限。根據國家發改委年初發布的《2006年就業面臨的問題及政策建議》，2006年預計全年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總量約2500萬人，而同時預計2006年城鎮可新增就業人員約1100萬人，勞動力供大于求將達到1400萬人，比2005年增加100萬人。

　　而與此對應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長期趨勢是，數以百萬計的高級技師缺口正在日益擴大。

　　據統計，目前我國技能勞動者約有7000多萬人，約占從業勞動者的50％。其中，初級技工4200多萬人，約占60％；中級技工2520多萬人，約占36％；高級以上技工（包括技師、高級技師）280多萬人，約占4％。勞動力市場中，高級人才供不應求，中、高級技工的缺乏尤為突出。“十五”末，我國技能勞動者需求總量已增長20％～25％，其中，高級以上技能勞動者所占比例增長15%～20%，特別是技師、高級技師的需求將翻一番。照此推算，我國現有高技能人才數量對比企業需求，還有幾百萬人的缺口。

　　2006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技能人才工作的意見》，這已經是近三年來有關大力發展高級技師的第五個國家級動作了，而且“十一五”期間，國家將把中央財政投入100億元用于發展職業教育。但企業自身的努力在就業結構的調整中也至關重要，別忘了美國企業在職培訓的投資已從1991年的占職工工資總額的0.5%增加到了目前的20%.

　　從這個角度上說，也許本土CFO們在接下來的10年中，在企業預算管理中最不應該壓縮和砍掉的就是培訓費用。

　　既然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已經無可逆轉，那是否會降低對外資的吸引力和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呢？

　　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較優勢原理（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這是一項最重要的、至今仍然沒有受到挑戰的經濟學普遍原理，而支撐它的就是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差異。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所作的“5000戶企業勞動生產率調查”顯示，從1995到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所作的“5000戶企業勞動生產率調查”顯示，從1995到2005年的10年間，5000戶企業勞動生產率總體水平以年均20.07％的增長速度快速提高，從1995年的5.74萬元/人增加到2005 年的35.7萬元/人。其中，大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高達21.35％，分別比中型和小型企業高出3.63％和13.19％。

　　而從行業劃分上看，由于我國已經進入重化工業化初期，在新一輪投資高速增長的驅動下，重工業勞動生產率增速快于輕工業。1995～2005年，重工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為19.1％，比輕工業高出2.9％。

　　這一數據中，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外貿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的絕對值和增速都顯著高于非外貿企業。近10年間，外貿企業和非外貿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分別由1995年的7.46萬元/人和5.86萬元/人提高到2005年的44.13萬元/人和25.4萬元/人。其中，外貿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速為19.45％，比非外貿企業高出3.66％，差距非常明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國際貿易領域競爭異常激烈，外貿企業必須千方百計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比較優勢；二是外貿企業在參與國際競爭的同時，可以直接獲得外方的技術和人員支持，迅速提高技術水平，提升自身的勞動生產率。

　　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在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同時將會采取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式進行化解，進而將有助于提高整體競爭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2003年美國的工業勞動生產率水平是83986美元/人，日本是70234美元/人，韓國是34651美元/人，而我國5000戶企業2003年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是26992美元/人。相形之下，國內勞動力成本絕對值低廉的優勢在發達國家高勞動生產率之下遭到了相當大程度的削減。

　　當然一個至關重要的好的跡象是，1995年以來，我國5000戶企業勞動生產率增速明顯高于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1995～2005年的年均增速為20％，遠遠高于美國1995～2004年年均 5.8％的水平，并且繼續保持著這種發展勢頭。

　　或許，勞動力成本和勞動將以交互上升的雙螺旋結構成為國內“勞動”這一經濟要素在中短期的常態。

　　金融：價格開始走向真正的市場化

　　如果僅用一個關鍵詞來涵蓋2006年中國金融市場的變化，那就是——價格。

　　通常來說，在一個有效的市場內，決定價格的主要因素在于供求關系和內在價值，而2006年的中國金融市場在上述兩個因素上都有著不可忽視的重大變化。

　　先來看貨幣市場，值得關注的主要有人民幣匯率單邊上揚和抑制流動性泛濫。

　　由于2005年7月21日，我國歷史性地放開了人民幣匯率的管制。由于人民幣幣值事實上的低估，以及外資熱錢紛紛流入，國內豪賭人民幣升值，在雙重壓力下，人民幣匯率2006年的走勢基本上處于不斷升值的勢態。2006年5月15日，人民幣匯率首次觸及8的整數關口，并于2006年7月19日成功突破8，之后開始加速升值，到年底收在7.81附近，較匯改前累計升值近6%.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認為，造成人民幣單邊升值主要有內外兩方面原因：從內部看，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加劇是內因。從外部看，美國經濟疲軟導致美元加速貶值，迫使人民幣被動升值。

　　不過，更值得關注的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開始走向市場化，這從人民幣對其他主要國家（地區）貨幣的匯率升、貶互現中可見端倪。2006年人民幣兌歐元匯率略有貶值，對日元略有升值，對港幣升值明顯，對英鎊則在波動中貶值。而央行也根據市場的發展不斷推出改革配套措施，以此促進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的不斷深入完善。

　　在抑制備受爭議的流動性泛濫的問題上，央行采取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力度來回籠流動性貨幣。我國居民儲蓄余額在2006年連破15萬億元和16萬億元大關，外匯儲備也歷史性地突破了1萬億美元。由于過剩的流動性推動了銀行快速放貸，促使投資增長過快，上半年經濟顯露出過熱的跡象。央行一方面在公開市場上加緊回籠流動性，另一方面不斷使出加息、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定向央票等緊縮手段，力圖使流動性增長保持在可控范圍之內。

　　央行首先把目光放在了改變銀行與終端客戶的交易價格上，先是于2006年4月27日宣布上調貸款基準利率，然后在8月18日宣布次日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其次，央行又三箭齊發地在7月5日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8月15日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11月15日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其著眼點在于“釜底抽薪”，減少供給；第三，央行票據發行量創出36522.7億元的新高，比去年增加30%，正回購達到19900億元，全年凈回籠貨幣達到7700億元，均創出歷史新高。

　　我們不由得回想起不到一個月前去世的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所創造的“貨幣數量化理論”，即通貨膨脹起源于“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一旦政府接受了這一理論，就可以通過放慢貨幣增長率來達到控制通脹的目的。在國內貨幣市場上，顯然有著“太多的錢”，然而貨幣市場上可交易的商品是太多還是太少呢？

　　當回溯2006年中國資本市場的時候，話題顯然要簡單和輕松很多。

　　在內在價值上，由于股權分置改革的高速推進（截止2006年底，完成股權分置改革的股票總市值已經占到整個市場的95%以上），中國股市的內在價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外在制度的遺留問題得到了消除，另一方面，全流通倒逼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走向完善。麥肯錫公司早前曾發表的一份投資者意向報告稱，海外80%的大型機構投資者對于治理結構好的企業，他們愿出更高的價錢。比如對英國的公司，同樣的股票盈利和財務狀況，但治理機構好的公司，投資者愿意以高出18%的價格購買其股票，在意大利這個溢價達到22%，在印尼達到27%.

　　在供求關系上，貨幣市場上傳導過來的人民幣升值和流動性泛濫的兩大因素，導致國內外流入股市的資金前所未有的充沛。

　　在上述兩方面的作用下，留給中國股市的只剩下一路飆升的惟一動作。其中，上海股市在2006年一共突破了15個整數位關口，上證綜合指數收于2675.47點，全年上漲130.43%；深圳成本指數報收于6647.14點，年漲幅132.12%.

　　最能體現2006年中國股市價格玄機的莫過于那些超級大盤藍籌股的走勢。原本超級大盤藍籌股龐大的體量大大減弱了其低市盈率的吸引力，但全新的資金供給格局徹底改變了類似的傳統思維。2006年全年國內共新成立基金90只，首發總規模達到3947.31億份。而在2001年到2005年的五年時間里，先后成立的165只開放式基金的首發總規模才為4067.77億份。此外，滬深300指數做空機制的醞釀推出，在技術上大大增加了上述超級大盤藍籌股的投機活性。因此，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國航、大秦鐵路等超級大盤藍籌股剛剛登陸滬深股市的時候，還不免些許風聲鶴唳，然而往往蟄伏一段時間，即開始強勁的逼空上揚行情。

　　特別值得留下一筆的是，在滬深股市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向上狂奔的途中，整個市場再也看不到類似《人民日報》社論之類的調控之手跳出來橫加干預。無論投機還是投資，市場力量第一次有了翻身作主的感覺，這才是國內金融市場真正走向市場化的標志。

　　環境：成本走高與服務業下滑VS.結構性陰影

　　2006年以來GDP增長遠遠超出預定的7.5%的年增長率，預計全年達到10.5%.在新一輪投資熱潮下，高污染、高能耗的行業投資快馬加鞭地高速擴張，從而給全年的環境問題蒙上了濃重的結構性陰影。

　　2006年1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姚景源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坦承：“雖然第三季度單位GDP能耗已經開始下降，但完成2006年降耗4%以上的指標仍有難度。”

　　不只是能耗，作為科學發展觀重要標志的“十一五”中的眾多“綠色指標”在2006年都遭遇了出師不利的局面。

　　此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環境規劃院已經提交相關報告指出，按照目前的態勢，“十一五”單位GDP能耗指標下降20%，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標下降10%的目標不可能完成。而近期水利部的專家也認為，2006年單位工業用水指標預期下降6%的指標“肯定完不成”，水利部的另一個“十一五”指標——農村飲用水計劃完成指標也發生了問題。

　　由于環保指標絕大部分不能完成，治理環境污染的費用不得不進一步追加。有消息說，環保總局最近上報國務院的“十一五”國家環保規劃，已經將原先“十一五”初稿的環保投入數字調高了20%以上，達到1.8萬億元～2萬億元。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曾在一年多前撰文指出，“如果說中國存在有別于其他大國的特殊國情，那么這種國情的特點就是‘人力資源豐富、自然資源緊缺、資本資源緊俏、生態環境脆弱’。按照比較優勢原理，在這種資源稟賦的條件下，中國顯然應當盡量以發展低耗能、低資本和資源投入，又能發揮人力資源豐富和中國人心靈手巧的優勢的產業為主要方向。倘不如此，‘揚短避長’地把高資源和資本投入的重化工業當做支柱產業，希圖通過這類產業的超常發展帶動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結果只能降低整體經濟效率，破壞持續較快增長的基礎。”

　　從這個角度來說，一方面以漸次走高的環境要素成本（水、電、煤、氣、森林、土地等）遏制高耗能行業的投資沖動，另一方面大力發展服務業應該是現有環境壓力下最優的選擇。

　　然而，全國服務業所占GDP的比重已經從2005年的40.3%下降到2006年前三個季度的39.16%.與2006年需要達到的43%目標數字相去甚遠。另據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的測算，目前每年服務業占GDP的比重是以每年1%的比例在下降，預計2006年將達到38%，此后幾年“還不知道降到何種程度”。

　　按照《服務貿易總協定》的界定，服務業從廣義講應包涵商業服務、餐飲服務、通信服務、建筑房地產及相關工程服務、金融保險服務、旅游服務、物流運輸服務、分銷服務、教育服務、電訊服務、醫療健康服務、環境服務、文化娛樂體育服務及其他服務。這里既包括了傳統服務業，也包括了現代服務業，是除農業產業和制造業、礦產業之外的一個包涵極為全面的產業。

　　麥肯錫公司的研究專家Diana.Farrell曾撰文《亞州服務業的四個誤區》指出，“亞洲政策制定者長期以來更傾向于推動高科技行業、制造業出口，還有現在的服務業貿易。對他們來說，國內服務業留下的印象就是規模小、工資低的鞋攤或快餐點這樣的小店。但此類工作并不是服務業的全部：國內服務業也包含了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大量行業，其中包括供電、運輸、零售、建筑和電信，以及眾多高技能、高工資的職位，如會計師、廣告人員和影星等。”

　　而《首席財務官》雜志本期人物所報道的也是一個全新的服務業代表——如家快捷酒店。成立僅三年多，但如今市值已經接近100億元人民幣。而在如家快速擴張的過程中，我們看不到任何對中國現有環境的破壞。類似百度、分眾傳媒和如家等不斷上演的中國新型服務業資本奇跡，或許會給國內的環境政策制定者以新的啟示。

　　無論如何，2006年的環境要素所留給我們的是一個結構性的陰影，其中隱含的解題線索很可能是大幅增加企業環境破壞的成本與獎賞那些不破壞環境卻能夠帶來大量就業與稅收的服務業。

　　制度：規矩、和諧與效率

　　作為10大經濟學原理之一的“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其主要采取的方式就是通過制度建設來解決市場運行的所謂“外部性”問題。

　　根據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在兩個月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05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市場調節價比重較上年上升0.3％至95.6%；生產資料銷售總額中市場調節價比重上升4.1個百分點，表明中國價格市場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而從近年來的數據看，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市場調節價比重一直穩定在95%以上的水平，說明社會消費品零售領域市場化程度已經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上達到了穩定。

　　在這樣一個市場化的經濟基礎之上，再來回顧一年來與經濟有關的法律法規的整體走勢，就能看出一條清晰的主線。縱觀2006年起國內實施的497部新法律法規和在這一年度進行修訂的大量舊法律法規，籠統歸類來講，主要規范的方向在于：進一步理順當今經濟運行中的權力、責任和義務關系；大力消除當下中國社會存在的易于激發社會矛盾以及產業結構中的諸多不合諧因素；盡力提高政府部門的運作效率等三個主要方向。簡而言之，就是規矩、和諧和效率三個關鍵詞。

　　首先，在規矩的構建上，既有《物權法》破題、新《公司法》施行、新《證券法》實施等這樣根本性的制度建設，還有《合伙企業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審計法》、《新會計準則》等一大批技術性的制度建設。其中，放松管制和引導良好的公司治理已經成為經濟類制度規范中不可逆轉的趨勢，是尤為值得本土CFO階層高度關注的方向性問題。

　　以新《公司法》為例，其主要的變化包括：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為人民幣3萬元，全體股東的首次出資額不得低于注冊資本的20%，也不得低于法定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其余部分由股東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兩年內繳足；股東可以實物、知識產權、土地使用權等非貨幣財產作價出資，對股東的貨幣出資金額只需不低于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的30%；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為人民幣500萬元；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為人民幣10萬元；股東應當一次足額繳納公司章程規定的出資額；一個自然人只能投資設立一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該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不能投資設立新的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不能證明公司財產獨立于股東自己的財產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其次，再來看和諧的問題。《可再生能源法》的施行、建設部令第143號建設部民用建筑節能管理規定、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輸配電成本核算辦法（試行）》，以及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資質管理辦法》、《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審批程序規定》、《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行為準則與廉政規定》等三部規章的實施，這些制度規范的鋒芒所指主要在于降低和消弭當前高速發展的經濟對環境的破壞程度。而國家商務部、發改委、公安部、稅務總局、工商總局五部委聯合頒布的《零售商供應商公平交易管理辦法》的出臺顯然預示了“和諧”的另一種解釋。該《辦法》根據當前零售商與供應商之間的不平等交易現象，對零供交易中的強勢方——零售商的行為作出了強制約束，適當保護了供應商的利益。顯然，這類規范符合“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并旨在構建產業內的和諧關系。可以預見，在《反壟斷法》出臺之前，類似的技術性規范將在很多行業出現。

　　還有一個必須關注的和諧領域，是針對消除社會分配不公平和弱勢人群保障方面的。比如，調高了稅前扣除標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明確實施義務教育不收學費和雜費的《義務教育法（2006修訂）》、著眼于解決農民工欠薪等痼疾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及國務院令第456號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當然，學會如何兼顧勞資雙方的利益將是國內企業需要長期關注的一個課題，否則日益推高的制度成本將使之得不償失。此外還有部分關注健康的法規也可納入和諧的范疇，如《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健康保險管理辦法》、《食品衛生許可證管理辦法》、《藥品說明書和標簽管理規定》等。

　　第三，就是效率問題，主要是如何提高行政機構的工作效率問題。比如，《公務員法》的施行，將為日后的“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會”和“服務型政府”定下一個基調。再比如，《公證法》的出臺也為公證制度這一重新出現在中國社會舞臺20多年的老兵打開了新的空間，如今公證服務已經由服務民事領域為主向服務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生活各領域全面延伸，為社會提供急需的法律服務和法律保障。

　　科技：從口號到激勵

　　雖然“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教興國”等國策已經提出多年，但由于缺乏具體的配套措施，而使之往往流于空洞的口號。但“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戰略首次提出之后，2006年我國科技領域內所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國家對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的技術和產品所給予重點傾斜已經轉化成實實在在的政策和物質激勵。

　　2006年2月9日，國務院發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其中提出了大量可量化的指標：到2020年，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0％以上，對外技術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國人發明專利年度授權量和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均進入世界前五位。而隨著這一4萬多字的《綱要》之后發布的配套政策，涉及八個方面，總計60條細則規定。

　　可以肯定的是，這一綱領性文件將在15年內為國家基礎性研究和企業研發定下基調。

　　2006年7月23日，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啟動了自主創新的試點工作，華為、中石化、鋼鐵研究總院等103家企業被確定為第一批試點企業。這些企業將在參與國家科技計劃、創新基地建設、人才培養等方面得到重點支持。

　　目前，許多發達國家的研究開發經費占GDP的比重都在2%以上，其中日本、韓國和美國接近3%，以色列高達4.7%.日本和韓國分別在上個世紀70和80年代迅速完成了國家經濟由要素推動型向創新推進型增長模式的轉變。據世界銀行統計，在全球研究開發投入中，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占86%；在國際技術貿易收支中，發達國家獲得的全球技術轉讓和許可收入占98%，人口僅占全球15%的發達國家擁有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技術創新成果。

　　2006年8月5日， 科技部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舉辦了《中國科技論壇——“十一五”國家科技計劃及配套政策解讀》。在這一論壇上，值得關注的是財政部、稅務總局和發改委均派員發表了主題演講，雖然除了“允許企業按當年實際發生的技術開發費用的150%抵扣當年應納稅所得額”這樣具體的政策之外，暫時無法得到真正意義上的配套細則，但這一積極的各部委協同動作顯得意味深長。

　　另一方面，從2006年底由科技日報社組織評出的“2006年國內十大科技新聞”中，我們能看到，國內技術力量相對較強的領域主要還是集中在生物醫藥（家蠶基因芯片與表達圖譜誕生、我國科學家研制成功口蹄疫基因工程疫苗、建成世界最大畜禽遺傳資源體細胞庫、我國科學家找到自由調控植物發育的“鑰匙”、國產抗艾滋病藥物療效首選方案確定）、計算機領域（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CPU芯片龍芯2E通過驗收）和高能物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上發現新粒子、中國加入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計劃）領域。 比起上述科技成果的小團隊突擊模式而言，“青藏鐵路全線勝利建成通車”這種超過10萬人參與的大兵團高科技會戰對于工商業的含金量顯然要更高一些，畢竟青藏鐵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線路最長的高原鐵路，沿線高寒缺氧，地質復雜，凍土廣布，工程十分艱巨。修建這樣一條鐵路，不僅是對我國綜合實力和科技實力的檢驗，也是對人類自身極限的挑戰。

　　對于行將批準所在企業2007年研發費用預算的CFO們來講，2006年度中國科技領域發生的一系列大事所要傳遞給我們的信息就是，要盯緊研發項目的投資回報率，除了企業戰略之外，還要計算該研發項目的融資安排、稅收籌劃、資產折舊處理等一系列技術問題。此外，就是大膽利用越來越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手段，保護好自己的技術成果，畢竟這年頭連免費的卡拉ok都已經叫停了。

　　貿易：漂亮數字難掩結構困局

　　據商務部新聞發言人2006年12月31日在例行發布會上透露，2006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預計將超過1.75萬億美元，比2005年增加3300億美元，同比增長24％左右。這已是我國外貿高速發展的第五個年頭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2001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只有5096億美元。2006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將比2001年凈增1.2萬多億美元，外貿規模五年來擴大2倍多。

　　從貿易地位來看，中國對外貿易在全球的排名，由2001年的第六名，上升到2004年的第三名，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的全球第三大貿易國，有預測認為明年將上升到第二位。中國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也由五年前的3.9％增加到現在的7.5％以上。

　　就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本身而言，加入WTO所帶來的益處已經表達得極為充分，然而其對中國經濟原有的結構性問題也扮演著一個“自我強化”并進行系統性放大的角色。

　　雖然從表3來看，在2004年以機電和高新技術產品為主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已經超過了勞動資源密集型產品。但如果考慮到在這兩個行業中外資所占的比例，我們就會明白這一轉變的實際意義或許未必大于第一種轉變，因為它并沒有真正形成我國自有的制造業核心能力。

　　長期以來，我們對于中國制造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和誤解，特別是混淆了加工和制造的概念，并進而派生出所謂的“中國創造”一詞。我們不妨先看看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派恩斯總結出的傳統意義上的20世紀中期以前的美國大規模生產的特征：可互換的零件、專用的機器、以生產過程為中心、流水線生產、以低成本和低價格為目標、規模經濟、專業化程度、以工作效率為中心、由專長期以來，我們對于中國制造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和誤解，特別是混淆了加工和制造的概念，并進而派生出所謂的“中國創造”一詞。我們不妨先看看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派恩斯總結出的傳統意義上的20世紀中期以前的美國大規模生產的特征：可互換的零件、專用的機器、以生產過程為中心、流水線生產、以低成本和低價格為目標、規模經濟、專業化程度、以工作效率為中心、由專業管理人員組成的分層組織機構（科學管理）和垂直集成等。

　　當對照以上標準來看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在那些占據著高額貿易量的珠三角、長三角等地普遍存在的“血汗工廠”，能夠體現出中國制造水平的工藝能力、設備能力、技工儲備、組織能力等方面均乏善可陳。而真正代表著中國制造業發展方向的卻往往被誤認為是高新技術產業，比如電腦生產商聯想、電池大王比亞迪等。每年大約1%～2%的研發支出已經足以顯示了這些公司對自己制造業的定位，而且這些公司往往在成本控制、質量管理、現場管理、生產工藝（如比亞迪自創的半自動生產線）、制造業信息化等方面有著獨到的經驗。

　　與此同時，單純依靠數量增長的方式已經越來越難以為繼，在中國快速擴大的產能面前，全球市場的容量都已經顯得有限了，畢竟我國已有170多類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位，占據了國際市場相當大的份額，進一步提高市場份額的空間極為有限。比如鞋類已占國際市場60％～70%的份額，紡織品、玩具等一些大類產品從數量上看已經沒有太大的增長空間，必須在提高質量、檔次和效益上做文章。

　　此外，品牌困局也是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巨大隱痛。從貿易方式看，加工貿易份額達55%，這部分出口主要使用外方品牌，剩下45%的一般貿易出口中，又以訂單貿易為主，大部分使用貼牌方式出口。這也說明，中國主要是在加工生產這一低端環節參與國際分工，以品牌為標志的研發和營銷等高端環節主要還控制在外方手中。目前在國際市場上名牌數量比例不到3%，但市場占有率卻高達40%，銷售額超過50%，個別行業超過90%.而我國卻鮮有世界級名牌。在2005年度《世界品牌500強》中，美國有249個，法國有46個，日本有45個，而我國只有4個，是典型的“制造大國、品牌小國”。同時品牌價值也很低，中國自主品牌出口尚不足10%，全國出口企業中擁有自主品牌的不到20%.

　　因此，對于絕大多數中國制造業來說，與其向不著邊際的“中國創造”方向發展，更不如向加強自有品牌建設、提高工藝水平上努力來得更為實際。

　　教育：公平性與功利性并存

　　除去前文涉及的職業教育和《義務教育法》施行之外，2006年中國教育領域的主要關鍵詞是“公平性”和“功利性”。《首席財務官》雜志之所以關注當下的教育問題，是因為按照管理大師德魯克“創新的七個來源”之一的人口變化來看，國內教育的發展將決定著中短期的勞動力素質和市場消費行為的變化。換言之，關注教育就是關注工商業者未來的客戶和雇員。

　　盡管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國內教育領域的公平性卻越來越難以保證。目前，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按法律規定應該達到4%，這相當于西方發達國家上世紀80年代的平均水平）左右。教育經費投入不足，一直是困擾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主要瓶頸。目前，中國內地農村人口仍占全國總人口的65%左右，全國2億多中小學生中有1.5億在農村。但本來就少的國家中小學教育經費，卻只有不足40%投向了農村。這樣的結果直接導致了受教育年限的城鄉差異。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目前中國農村1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七年，與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三年；在15至64歲農村勞動力人口中，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1%，比城市低13個百分點。

　　不僅城鄉存在公平性差異，地區間的公平性差異也日益顯著。由于中國義務教育長期以來實行的是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制度。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直接造成教育發展程度也出現了很大的地區差異，而且這種差距隨著經濟差距的拉大而繼續拉大。

　　民進中央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1995年到2002年，經濟發達的東部三市（北京、天津、上海）與經濟欠發達的西部五省區（廣西、貴州、云南、甘肅和青海）小學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差距從3.23倍擴大到了3.85倍，普通初中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差距從2.65倍擴大到了3.39倍。

　　另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在中國現有的8500萬名文盲半文盲中， 3/4以上集中在西部農村、少數民族地區和國家級貧困縣。

　　甚至于在同一個城市，教育的公平性也越來越難以得到保證。根據最近一項對北京、重慶等10城市高中教育公平狀況的調查顯示：占人口不過10％的黨政干部、高中級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子女，占去了被調查重點高中42％的名額，在北京市，這一比例更高達57％。

　　從心理學的角度上說，在一個中短期的時間范圍內，這批走出學校新進入市場的勞動力和消費者中的很多人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帶有缺乏公平感、自卑、易挫敗抑或憤世嫉俗的性格缺陷。

　　而功利性也是中國教育在短時間內難以抹去的灰色印記。

　　2006年2月27日，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在新聞發布會上拋出五大觀點來反對教育產業化問題。兩年前，在同一塊場地上，教育部部長周濟已經強調：“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提出教育要產業化。教育具有公共屬性和公益性，這是教育的本質屬性。”

　　盡管如此，但從1998年由經濟學者第一次提出的教育產業化所直接引發的后果就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盒子一樣。以高校擴招為標志的教育產業化，不僅在近幾年釋放出數量巨大的大學畢業生，為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就業壓力，而且引發了一系列深層次的社會問題，包括2006年內調查過的“大學生對母校的感情問題”、是否屬于社會精英的自我認同問題、教育質量難以保證問題等等。

　　為此，教育部已經出臺相關政策放緩擴招比例，從10%～20%的比例降為每年擴招5%，并聲稱擴招比例降低并非“放緩”，而是“穩定規模，重在質量”。而且王旭明強調，中國的教育已經從“精英化高等教育過渡到大眾化高等教育階段”，在這樣的時代特征背景下，整個社會人群的心態轉變問題至關重要。

　　2006年內具有標志性的事件當屬《北京青年報》刊登的一篇關于教育部官員稱“大學生應定位為普通勞動者”的報道引起全國激辯，其間所濃縮的心理百態值得長久深思，畢竟中國工商業未來的從業者和消費者就是迷失在功利性的定位之下的。

　　消費：日益關鍵的信心游戲

　　長期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素有“投資、出口和消費”三駕馬車并駕齊驅的說法。但實際上，與近年來動輒增速超過GDP兩三倍的投資過熱、出口激增相比，消費的增長幅度似乎從未讓政策制定者感到滿意。

　　有資料顯示，美國的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平均高達80%，而國際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的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平均也高達75%以上。因而，居民消費價格（CPI）的每次公布都能讓美國股市提心吊膽，卻在近幾年來從未讓中國股市感到過刺激，因為這個數字不僅絕對值較低而且其變動范圍往往都徘徊在1%～2%之間，以致投資者會產生一種麻木感。

　　受食品類價格上漲影響，2006年11月份的中國居民消費價格（CPI）總水平出現了大幅上漲。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漲1.9%，達到2006年2月份以來單月CPI漲幅最高值。其中食品價格大幅上漲3.7%，是非食品價格漲幅的3.7倍，成為推動年末CPI上漲的最大原因。從食品的八大類別上看，油脂價格上漲6.2%，肉禽及其制品價格上漲7.6%，鮮蛋價格上漲11.7%，價格均比10月漲幅迅猛攀升5個百分點以上。而糧食價格漲幅4.7%，也達到了2006年的歷史高位。

　　針對此次在增產背景下的糧食漲價，官方意味深長地表示希望能惠及農民，更有評論認為是屬于恢復性上漲。這表明，物價上漲可能引發通貨膨脹的憂慮已經沒有幾年前那么強烈了。

　　與此對應的是，國家發改委和央行都于近日發出擴大消費的最強音。

　　2006年底，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5次會議報告推進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工作的情況時強調，當前金融宏觀調控面臨的深層次矛盾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消費率較低已經成為影響經濟協調平穩發展的突出問題。

　　事隔數日之后，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也指出，擴大內需已成為2007年宏觀調控的突出任務。來自國家發改委的信息顯示，2007年國家將促進城鄉居民收入進一步增加，合理調整并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著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

　　事實上，消費并不是一直就是三駕馬車中最慢的一個。

　　以現價計算，1978～1989年我國GDP年均增長14.8%，最終消費年均增長15.1%，資本形成總額年均增長14.5%；1978～1989年投資率平均為35.7%，消費率為64.9%.這一時期消費增長速度快于投資和經濟增長，出口需求數量很小，經濟增長結構較為合理。

　　上世紀90年代以后國內投資增速明顯加快，消費增速不斷減慢。1990～2005年GDP年均增長15.7%，同期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總額均分別增長15.5%和17.5%，投資增長高于經濟增長1.8個百分點，高于消費增長。

　　其中，加入WTO之后的這五年是投資率迅速上升、消費率快速下降表現比較集中的時期。隨著多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累積效應的釋放，投資增長開始加快。在此時期，投資率從2001年的38%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43.4%，成為歷史最高點；消費率則從2001年的59.8%，快速回落到2005年的52.1%，成為歷史最低點。凈出口率為4.5%，拉動作用明顯增強。

　　整體來看，1980～2000年我國消費貢獻率一直高于投資貢獻率10%～50%，2001年以后消費貢獻率逐年下降，投資貢獻率逐年提高，2001～2005年消費貢獻率低于投資貢獻率5%～30%.凈出口貢獻率由2001年的-0.4%迅速提高為2005年的16.9%，提高幅度為17.3%.

　　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除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原因之外，還有可能是加入WTO之后，我國原有的經濟增長模式在出口井噴的情況下發生了適應性調整。

　　當然，對啟動消費保持樂觀的觀點也值得重視。中金公司在2006年內披露的《成長中的中國消費——中國居民消費總量和結構分析》報告認為，根據近10年來各國消費增長的狀況和修訂后中國的消費量及增速，保守估計中國可能在五到七年內超過法國、英國和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居民消費國，而在13到16年內會取代日本第二大居民消費國的地位。在這份報告中，中金通過對中國近期消費結構變化和韓國家庭1985年后消費行為的分析，預計在今后10年中，消費項目中增長最快的是交通、通訊、醫療保健和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其次是衣著和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增長較慢的是食品和居住費用（租金和水、電、燃料）。

　　不過，值得思考的是，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到現在，消費貢獻率逐波走低的現象，是與教育產業化、房地產市場化、醫療市場化等重大社會改革伴生的。因此，“消費是一個信心游戲”的經典說法將直接引出本文的最后一個經濟要素——保障。

　　保障：從未如此重要過

　　根據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的“人類需求五層次”理論，在解決了初級生理需求之后，安全需求即馬上成為其關注的主要焦點。

　　根據零點研究咨詢集團歷年進行的居民生活質量指數調查結果顯示：2006年社會保障首次取代“下崗就業”成為公眾關注的社會問題的首要焦點，在影響居民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中則位居第四位；但目前社會保障落實情況不太理想，同時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社會保障水平存在著較大差距。

　　“社會保障狀況”一直是影響城鄉居民總體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在2006年影響城鄉居民總體生活滿意度的各因素中，該因素位居影響力的第四位。但城鄉居民對現有社會保障狀況的滿意度并不高，在五級量表下評定為3.23分。

　　同時，目前不同群體實際享受到的社會保障水平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管理者和職員、企業白領群體及自由職業者這兩類城市人群對社會保障的滿意度評分分別為56.8分和58.2分，明顯高于其他群體。

　　最新出版的2007年社會藍皮書《2007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也認為2006年“社會保障”問題成為城市居民關注的首要社會問題。值得關注的是，這本藍皮書首次披露了對基本醫療保險、大病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貧困家庭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這八種社會保障類型的調查結果：32.5％的受訪城鎮居民享受了其中的1～2項，享受了3～5項者比例為24.8％，36.2％的城鎮居民表示對于這八類社會保障項目，一項都沒有享受到。社會統籌養老保險在本次調查的15～65歲城鎮居民中的覆蓋率最高，達到49.6％；其次是社會統籌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為39.9％；再次是社會統籌大病醫療保險，為28％。

　　在2006年內頒布的《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2006～2010年）》中明確提出，“到‘十一五’期末，城鎮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2.23億人、3億人、1.2億人、1.4億人和8000萬人以上，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企業年金的人數將逐步增長。”

　　與以上目標相比，更具震撼的是吳敬璉在2006年9月23日召開的“中國社會保障論壇首屆年會”上，提出“在中國，實現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條件已經成熟”的驚人論斷。

　　“實現全民低保，是國家財力完全可以做到的，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補償問題，國家財力也是可以支持的。”吳敬璉認為中國實現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條件已經成熟，“我們的社會保障系統一定要盡快建立起來，而全民低保作為其中的第一支柱，應該作為‘十一五’期間的約束性指標。”吳敬璉認為，中國已有條件實行“全民最低生活保障”，起碼在財政上已可以支撐這個龐大的福利體系。

　　目前，社會保障尚未成為政府最大的、經常性的財政支出。我國公共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支出不足15％，排在世界后頭。醫療保障支出在世界衛生組織190多個成員國中倒數第四。事實上，最近五年我國基本建設投資年均增長40％左右，如果把經濟建設投資減少10％并投入到全民社會保障上，社會保障能力提高所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將十分顯著。

　　事實上，這一頗具前衛色彩的觀點并非不具備可行性。目前，浙江已經實現了所謂的“全民社保”。早在1998年，浙江省就在全國率先建立城鄉一體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全省低保對象實現了動態管理下的應保盡保、應補盡補；農村五保和城鎮“三無”對象集中供養率已達到92.5%和97.6%；全省280萬被征地農民被納入各類保障范圍。同時，浙江省積極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建立城鄉醫療救助制度。目前，全省已有2800萬農民參加了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參保率達71.3%.

　　而從國家財力上看，解決的方式也不乏可操作性。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曾在2006年底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國資委堅決支持把部分國企收益轉到社保基金，但“不太贊同直接劃撥股權。”此外，根據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的元旦快報，2006年中國全國稅收收入完成37636億元（不含關稅、契稅和耕地占用稅），比上年增收6770億元，增長21.9%.或許，在構建和諧社會的旗幟下，解決全面社保的資金只需要拿出每年新增稅收和國企分紅的一部分即可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