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8月份，全國人大常委會將開始審議新的企業所得稅法草案，蹉跎了六年之久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終于要塵埃落定了。

　　這可能是我國爭議最大、拖延最久的一次稅制改革了。圍繞著“兩稅”并還是不并，學者們、企業家們，官員們、網民們發表了不知多少議論和見解。在這項今后必將在中國賦稅史上占據一席之地的稅制改革就要進入尾聲的時候，我們認真回顧、總結一下它所走過的曲折歷程和其中不斷發生摩擦、碰撞的各色思想、觀點，對于我國其他領域的改革發展和治國、理財思想的豐富完善，無疑是大有益處的。

　　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我國的內資企業雖然和外資企業同樣保持著33%（其中外資企業含地方所得稅3%）的法定稅率，但內資企業在成本、費用扣除標準等方面大大低于外資企業，而且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還享受著種種內資企業所沒有的“兩免三減”的優惠政策，這就使內外資企業的所得稅實際負擔水平產生了較大的差距。調查顯示，目前中資企業的實際稅負在22%至24%之間；而外資企業的實際平均稅負在10%至13%之間。外商投資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高達實征稅款的2.3倍，享受的“超國民待遇”已在事實上成為其經營優勢，這就導致了對內資企業的嚴重歧視。內資企業背負著比外資企業高達10多個百分點的稅負，實際運營成本大大超過外資企業。一些內資企業往往想盡辦法抓過一頂“洋帽子” 戴上，以換取只有外資才能享受的“超國民待遇”——“不公平”，這是當初提出“兩稅合一”的主要理由。最早，也是至今未消除的顧慮，是擔心此舉對引進外資產生不利影響，甚至可能會造成現有外資撤離中國，進而引起我國經濟的大幅震蕩。應該說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一般來說，一國對FDI（外國直接投資）的吸引力主要包括以下因素：一是市場潛力；二是政局和法治狀況；三是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如勞動力、資源等；四是東道國的產業集中程度；五是成本和激勵因素，包括優惠政策。稅收優惠被排在第五位。可見，稅負輕重并非一國吸引外資的唯一因素，也不是最關鍵的因素。韓國的經驗可為此提供典型例證。韓國的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約為54%，大大高于我國33%的名義稅率，是中國經濟特區15%稅率的3.6倍，但我們看到，韓國引進外資的數量并未因此而減少。

　　實際上，統一企業所得稅法，也并不是要全部取消外資稅收優惠，而是由普遍性的優惠轉而實行特定的稅收優惠。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的功能已從單純保障國家財政收入轉變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目前許多國家都在實施特定的差異性稅收政策。稅收政策因地、因事、因時制宜，可以更有效地發揮其特有的調節作用。改革后的企業所得稅，仍將保持相對較低的稅率，并制定較為合理的稅前扣除標準，其吸引外資的競爭力不會減弱。另外，據說政府在某些優惠政策上將為外資企業提供5到8年的“照顧”，也就是說，所得稅全面并軌還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期。這樣，不僅不會造成較大的外資存量波動、降低稅制對外資的吸引力，而且還將提升外資的質量、優化外資的結構，提高我國對外開放水平。因此，減少或取消外資的部分稅收優惠，不應成為兩稅合一的障礙。

　　更重要的是，如今我們已經“不缺錢”了。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加大引進外資的力度，是因為我們有非常迫切的需要——自己的資金太少，而發展又迫在眉睫，但現在情況已完全不同了。目前我國居民儲蓄存款已接近15萬億元的天數，其中半數是金融資產，國家另有8000多億的外匯儲備未得到有效利用。資金短缺已是昨日黃花，現在著急引進的不再是資金，而是技術、管理、人才和先進的思想理念。這時候還要大量引進外資，只會加劇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甚至會產生“擠出效應”，我們自己的資金反倒找不到出路。特別是我國已經加入WTO，投資領域有明顯地擴展，潛在的消費需求不斷增長，經濟增長勢頭看好，整體投資環境又有了較大的改善，這些已經“足夠”吸引外資了。實際上，現在并不是外資來不來的問題，而是我們已經關不上門的問題了。你就是不讓他來，他也得想辦法擠進門。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贊同這個觀點。商務部人士針對發改委的一個稱中國目前引進外資過多、已威脅到本土經濟安全的報告指出，中國的外資并未過剩。中國累計使用外資5590億美元，但其中近一半已經撤回。在中國注冊的外企共有504568家，但實際運行的不到2/3.來中國投資的很多都是中小企業，8％的稅收幅度對于一個中小企業是不能忽視的誘惑。一旦取消稅收優惠，這部分外資可能就會轉向印度、越南等有稅收優惠的地區，這無疑將影響到外資進入中國的熱情。

　　不必否認，稅改后可能會有部分外企撤資。通過稅制改革，把一些產業層次較低的企業和“游資”排擠出去，反倒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也有利于本土企業的發展。我們需要的是高質量、高水平的戰略投資，其他的，走就走吧。如果政府持這種態度，我相信大部分外資不會真的就走，反倒能激勵我們把自己的資金潛力更好地利用起來。

　　反對這項改革的另一個理由是，“兩稅合并”會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將使財政拿不出足夠的資金來“消化”改革的成本。這個觀點的理由也顯得不夠充分。各方在談論兩稅合并對外資和地方政府可能造成的影響時，更多地是關注合稅政策給他們帶來的成本，而低估了潛在的收益。從長遠來看，擺脫了“內高外低”的稅收歧視后的廣大內資企業，其活力和競爭力將被極大地激發出來。企業效益提高改善了，何愁GDP不增長？何愁就業不提高？何愁稅收不增加？一個我們長久期盼的“經濟增長——稅收增加——經濟更增長——稅收更增加”的良性循環的經濟系統只有在“兩稅合并”之后才能建立起來，一個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上、真正具有長久支撐力的稅收體系，只有在稅制改革之后才能形成。我們要的不就是這個效果嗎？

　　我們注意到，在整個兩稅合并的討論中，它的主要受益者——內資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利益訴求沒有得到充分的表達。財政部部長金人慶曾感嘆：“現在為中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少了，而為外資企業說話的人太多了”。正是由于缺失了博弈的重要一方，政策因此失衡，改革因此而“擱淺”。我們似乎缺少一個能夠顧及各方當事人利益的決策機制，這是一個可為其他領域改革提供深刻借鑒的因素。

　　目前，我國已進入WTO過渡期的最后階段，“兩稅合一”已無拖延的余地。我國關稅在近兩三年內將接近最終減讓水平，非關稅措施按照協議將全面取消，服務市場開放力度將進一步擴大，外資進入我國市場的地域限制、數量限制、股權份額限制等將逐步取消。到那時候，內資企業就將真正面臨著生死存亡的挑戰，競爭將會“白熱化”，中國人將切實感受到來自WTO的巨大壓力。我們只有抓緊現在不多的剩余時間進行內外資所得稅改革，確保所有的企業在一條“起跑線”上展開公平競爭，這是廣大內資企業急切盼望的結果，也是外資企業能夠在中國長期健康發展的保證，更是一個民主法治政府最應該擔負起的責任。

　　（作者系天津財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