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使人聰明，歷史也使人聰明。哲學使人思維得更正確，歷史使人行為得更正確。古人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正是如此。一部二十五史，有許多興替之道可引為鑒。我這幾年時常提到“天下未亂計先亂，天下欲治計乃治”這兩句話，就因為它正是值得我們十分警惕的一鑒。甚至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規律。這里的計，指的就是審計和會計。
　　
　　從歷史上看，一個政權，審計一上軌道，就會政治清明，官守廉潔，一定昌隆；審計不上軌道，就會貪污不治，賄賂公行，一定衰敗。遠的不說，本世紀短短前半個50年中，滿清、北洋、國民三個政府，就足夠為我們說明這一點。而審計工作也只有在一個政權決心不重蹈前朝的復輒，決心勵精圖治之時，才能夠上軌道。寫審計的歷史，目的不在于掉書袋，識掌故，資談助，而在于通過審計的歷史，探究一個國家和社會經濟透過審計反映出來的治、亂、興、衰之由，及其所以致治之道，知所借鑒。一部審計史就是反映國家治亂興衰的信息學。文碩教授今天這部《世界審計史》，正是反復著眼于此。
　　
　　今天，我們國家正在大力進行廉政工作，大力反對官僚主義，大力回復人民觀點，大力講究經濟效益，正反映了我們國家勵精圖治的決心，自然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決心是必要的，但決心只是起點。政治如何能清廉?官僚主義如何才反對得了?群眾觀點如何才能真正回復?經濟效益又如何才能提高?畢竟都是非常現實的問題，畢竟都不能不在決心之外，采取些確切有效的措施，方克有濟。讀了文碩教授這部專著，將能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對我們有所啟發。

　　我從來認為，審計工作的精義在于受托責任。有受托責任，才有審計，沒有受托責任，就無所用其審計；理解受托責任，才能理解審計，不理解受托責任，就不能理解審計。受托責任的概念，不但是一切審計人員必須明確的基本概念，尤其是一切以人民公仆的身份，受人民之托，或受出資人之托，承擔國家工作和企事業工作的責任人必須明確的基本概念。沒有這個概念，有時就難免忘乎所以，主仆倒置，乃至失盡人心。
　　
　　什么叫受托責任(accountability)?這個名字在文碩教授的書中稱為經濟責任，它是文碩教授這部書中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以我們國家為例：根據我國憲法，我國的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國家的一切資源為人民所有，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民，是各級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人民將人民公有的國家資源，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委托給人民選舉出來的該級人民公仆(各級人民政府和他們的工作人員)，按照由該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年度預算和國民經濟計劃所反映的人民意志，去經營管理。從法理上說，這就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其同級人民政府發生了委托和受托關系，各級政府在接受了人民的委托之后就不言而喻地對同級民意機構負起了受托責任，就不言而喻地應以最大的忠誠，最經濟有效的方法，最低的資源耗費，最多、快、好、省的結果，完成人民的托付，并向人民報告，接受還是由同級民意機關產生的審計機關所進行的審計監督。國家工作人員的受托責任觀念強，說明其素質好，審計工作就容易進行；國家工作人員的受托責任觀念弱，甚至根本沒有受托責任的觀念，說明其素質差，審計工作就不好進行。我們今天的財政干部中抱著“財政不受同級審計機關審計”的高論的同志，不像是個別的。和這些同志談審計，談受托責任，就不知從何談起。
　　
　　受托責任概念是一切審計工作的出發點。
　　
　　審計機關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對同級政府提出的報告，對同級政府通過其會計工作所認定的(asserted，assessed)受托責任的完成情況，獨立于同級政府之外，根據證據，不受任何干預地、客觀公正地給予重認定(reassert，re-assess)。重認定的結果，如認為政府確已按照人民的幾個“最”的要求，完成了人民的托付，就由這同一級人民代表機關，解除這些公仆們的責任；如認為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要求，而又情況嚴重的，就由人民另選人民認為能夠稱職的新政府，來代替不稱職的政府。我國和西方國家，在誰是人民的問題上，有本質的不同，但在這些非本質的問題上，卻沒有什么兩樣。因此，在現代民主政治中，審計工作對民主政治的貫徹，不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關鍵性的。審計能很好地起作用的國家，就說明其有民主；審計不能很好地起作用的國家，就說明其沒有民主或不很有民主。審計的歷史是這樣，民主的歷史也是這樣。

　　怎樣才能使審計工作很好地起作用呢?
　　
　　文碩教授這部書以極大篇幅，全面地向我們介紹了各主要國家的經驗。這就是，無論什么審計形式，除了必須斬釘截鐵地確立起受托責任這個概念之外，還得有一個良好的審計體制的保證。
　　
　　審計的歷史告訴我們，真想使審計工作起作用，審計機構就必須要獨立于受托責任人的權力干預之外。——政府自己花錢，自己辦事，而又自己審計，決無結果!非但沒有結果，有時甚至比不審計還更增加人民的不信任感。
　　
　　審計之所以一定要獨立于受托責任人之外，一定要向委托人直接報告審計結果，而不能經由受托人轉，不僅僅是為了使審計機關能不受干預、客觀公正地對政府是否完成人民托付的問題進行重認定，主要更在于使政府能從制度上保證使自己避免干預之嫌，從而更有力地向人民證明自己對人民的忠誠，更有力地證明自己并無濫用人民托付的權力的情事，更有力地使自己為民公仆，公忠體國的昭昭之心，大白于天下，也更有力地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支持。應該看到，人民是絕對務實的，是從政府的實際行動，而不是其政治許諾(通過各年度的預算和國民經濟計劃)來決定其對政府的態度的。在這方面，我們絕不能抱任何唯心主義的幻想。由一個獨立于政府之外的審計機關，將政府實現其許諾的情況，客觀地加以認定，和原先的許諾對比，公之于眾，只要政府是實事求是的，就一定能取信于民。審計機關客觀認定的缺點，比政府自己主觀吹噓的成績，更容易為人民所接受。正是由于這兩方面的共同要求，才使近代國家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審計機關都獨立于各級政府之外。各級審計機關獨立于各級政府之外是人民對政府充分發揮其監督作用的條件，也是使政府工作增加其透明度，使人民充分理解，得到其信任和支持的條件。
　　
　　在今天的中國，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不許有任何動搖。這可以說是全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從這個愿望出發，我們卻確須冷靜下來思考一番：如何才能順應廣大人民這個要求，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關系國本的問題，不僅僅止于是人民的愿望而且成為各級政府從上到下一切工作人員的有力行動；不只是黨的書面綱領，而成為黨對各級公仆的嚴格要求?使人民從各級人民公仆的行動上確信人民公仆絕對只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對人民發號施令的主人；人民公仆的實際行動絕對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的要求——絕對有利于加強黨的領導，有利于實行社會主義，有利于人民民主，有利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貫徹而不是和這些要求背道而馳，是十分必要的。將審計機關放在各級政府的領導下，使政府處于自己用錢、自己辦事而又自己審計這種說不清的位置，究竟有利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是不利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答案是清楚的。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人民不表示意見，政府又如何理直氣壯地向人民交代?要求人民的信任?有人認為，今天這種體制，有利于審計結果的處理。這句話的潛臺詞是人民代表大會沒有處理的力量。且不問這種看法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放在何處，只要看一看，恰恰還是今天，全國的審計人員幾乎無不為審計難處理更難而叫苦，那不就更有必要再聽聽，究竟還有什么非堅持我們今天這個審計體制不可的理由了么?
　　
　　歷史地看，我們今天這個審計體制和我們今天這個廉政建設、勵精圖治、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要求不相容；和我們今天這個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人民的向心力、凝聚力、支持率的要求不相容。我想，在我們讀了文碩教授這部審計史后會明白無誤地感到這一點。我完全同意民主離不開法制的觀點。今天，我們有關審計的立法，審計的體制，顯然已無法保證十二大、十三大一再提出的“高度民主”、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些目標的實現。是到了重新考慮的時候了。

　　我也從來認為，審計不但因受托責任的發生而發生，而且因受托責任的發展而發展。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奴隸社會，奴隸主占有一切，奴隸主就是當然的托付人，而代奴隸主經營管理的一小部分體面的奴隸，則是受托人；在封建社會，封建君主、地主是托付人，而封建官僚和地主的管家(如紅樓夢里烏進孝一類人物)則是受托人；在資產階級社會，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納稅人為托付人，資產階級的各級政府為受托人；在社會主義國家，廣大人民群眾為托付人，各級人民政府為受托人。從這一觀點出發，不妨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反映為托付人和受托人不斷因階級勢力的消長而發生的更替，反映為托付人從寡頭而逐步大眾化；反映為對受托責任完成情況的愈來愈嚴密的監督；反映為受托責任的愈來愈充實的內容。
　　
　　在民主的啟蒙時期，人民只要求取之于民的能有所限度，過此限度，人民有權拒絕。至于取之于民的如何花費，人民并不過問。隨著社會的發展，民主意識的增長，人民逐漸要求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須用之于民，不按照人民意志來使用，人民就要求他負政治責任；隨著社會的再進一步的發展，民主權力的再進一步增長，人民又進而要求，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須經濟有效地用之于民。用于民而不經濟，用于民而沒有達到人民預期的效果，政府仍要負責。近20年以來，西方社會的生產力還在發展，民主的力量還在提高。污染、噪音、職工健康福利、婦女兒童保護、生態平衡的維護等，越來越引起廣泛的關切和注意，人民又要求政府在受托責任中增加社會責任的內容，出現了社會審計(不是我國法令上的“社會審計”)。從這一觀點看，一部審計史，也就是一部民主發展史，一部受托責任的發展史。文碩教授的書，是抓住了這個主線，一貫到底的。受托責任的最高形式是政治責任，在西方國家，負政治責任的意義是民意機關在政治上對政府的不信任，是政府的下臺。這也正是近年來我將Accountability這個詞逐漸改譯成受托責任而不譯為會計責任、經濟責任的理由。
　　
　　審計的歷史告訴我們，在民主社會，在審計能真正起作用的民主國家，審計和官僚主義是不兩立的。對官僚主義，審計是一種強烈的防腐劑和殺蟲劑。從受托責任的觀點出發，未有以對人民不負責任為主要特征的官僚主義而能平安無事地通過審計這一關的，也未有審計給官僚主義留下滋生、繁衍的土壤的。歷史就是這樣，大凡審計制度雷厲風行的國家，官僚主義就很難猖獗起來，而在官僚主義猖獗的地方，則一定就是審計制度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角落。古今中外，殆無例外。

　　文碩教授在本書中通過介紹世界各國審計發展的歷史，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只有在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才能逐步實現國家審計現代化；沒有民主政治進程開辟道路，國家審計現代化進程就會步履艱難，甚至走彎路。同時，文碩教授又以英美為例，明確指出：政治現代化不一定馬上就能實現國家審計現代化，這取決于國家審計人員和政治家對二者關系的認識深度。我非常同意這一觀點。與此同時，我也覺得，沒有現代化審計開辟道路，政治的民主化也很難不受嚴重官僚主義的干擾，而受到嚴重阻礙。民主，是現代審計的實質，審計，是現代民主的表現；民主，是現代審計的目的，審計，是現代民主的手段。沒有現代審計這一手段，就很難達到現代民主這個目的；而沒有現代民主這個目的，現代審計也就失去其意義。這也正是現代審計之所以必須從受托責任出發的依據。
　　
　　受托責任的問題，說到底，是個“忠”與“不忠”的問題，而受托責任意識，實質上正是個民主意識。
　　
　　民主政治的關鍵，不像我們今天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決定于人民的素質。以“人民的素質差”為無法實行民主政治的理由，即不說是非馬列的，也不是符合實際的。初民社會的民智自然不及我們今天，可是，恩格斯描述的那個易洛魁人的氏族，希拉人的氏族，卻完全沒有理由否認其為一個民主社會。民主政治的真正關鍵主要在于人民公仆的素質。如果人民公仆有強烈的受托責任感，始終對人民忠心耿耿，始終認識自己是而且僅僅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受托人，而不是反過來，像小平同志批評一些干部那樣，“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看作是人民的主人”。(《鄧小平選集》292頁)，那么，即使人民素質“差”，并不影響人民之為國家的主人。中國人民的素質果然“差”么?且不說中國人民的勤勞勇敢聰明才智歷來為世界所公認，中國人民心地明白，對忠奸之辨，從來也一清二楚。對那位唯“恐托付不效，有傷先帝之明”直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一心輔助那位以素質差出名的蜀漢皇帝阿斗的諸葛亮，始終向往；而對那位挾天子以令諸候，從不把那位并不愚昧的獻帝劉協放在話下的曹瞞，卻始終只給他一個大白奸膾的形象。
　　
　　受托人的“素質”之必然高于托付人，是從來不在話下的，要不，就無所用其托付!今天西方人民的素質在我們的“人民素質論”同志的心目中自然是夠高，夠實行民主政治的了，可我不知道這些同志是否看到，就是這些素質夠高的人民，也仍不免為那些素質比他們更“高”的、靠政治吃飯的政客們，打著民主旗號，玩弄他們于掌股之間。這是他們的國體決定的，只能如此，豈有他哉。難道這些事實還不夠說明，民主政治的真正關鍵在于公仆們的受托責任意識，在于公仆們對人民的忠與不忠，而不在于什么“人民的素質”么?人民中國的政治從來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目的的，這也是我們的國體決定的，這一國體決定了我們的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必然是大多數。只要我們的受托責任意識一明確，我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必然能充分發揮出來。我們的審計制度能夠健全運行之日，也就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充分發揚之日，我國的官僚主義粉碎之時!改革現行審計法制，來改變小平同志批評的“我們過去對民主宣傳得不夠，實行得不夠”(《鄧小平選集》162頁)的局面，從哪一方面看來，都將有利于我們國家的穩定，有利于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有利于高度民主的實行。

　　文碩教授是我們大家熟知的。他以前的許多著作，都以取材豐富、見解精辟、結構嚴密、文字清新見長。這部《世界審計史》不但保持了他的一貫風格，而且更為成熟，更有發揚。全書共五篇六十余萬言，以受托責任為指歸，一、二、三篇敘述了各主要國家的國家審計、民間審計、內部審計發展的歷史，強調了國家審計在各國民主政體和反對官僚主義中的作用，民間審計在各國市場
經濟中的作用，內部審計在加強企業管理、提高經濟效益中的作用。第四篇詳細介紹了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從八大變成六大的具體進程。第五篇專題審計史，以十一個專題分別介紹了各種審計技術發展的情況以及審計工作今后發展的大勢，無不言之有物，使我讀來更有山陰道上，目不暇接之感。在這部書的寫作過程中，作者和數十個有關機構建立了聯系，與許多國家的審計學者進行了溝通，收集了英、日、俄、德、法、西、葡、美、阿拉伯各國的大量資料和圖片，歷經寒暑，方才成書，可謂文碩教授迄今為止的一部力作，也是至今為止我所僅見的世界范圍內第一部系統地、綜合地介紹世界國家審計、內部審計和民間審計演進過程的世界審計通史。這說明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工作的發展，我國的審計工作和理論，也都在不斷發展，有的人甚至登上了世界高峰。
　　
　　學無止境。相信文碩教授一定會更加努力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