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企業家吳海日前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發出一封致總理的公開信《做企業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的文章紅遍網絡。

作為一個企業經營者，吳海以親身經歷吐槽基層政府部門的各種“任性”、吃拿卡要。一者，罰款的自由裁量空間太大，通過“疏通關系”，罰款就能少一大截；二者，各個部門之間對政策解讀不一，變相攬權，過了這家的審批，那家卻過不了，形成巨大的尋租空間；三是，在個別城市，企業還面臨著送禮打點、行政攤派問題，這被稱為“特種稅”。

“特種稅”表明政商關系仍未理順

有的政府部門向企業收取“特種稅”，這種狀況表明，市場上的政商關系仍然未能很好地理順。

吳海的這封信為什么能夠引起輿論的強烈共鳴？原因在于他在這封公開信中說出了企業家們普遍想說的心里話，這就是對政府管理部門通過權力榨取企業利益的不滿。

吳海在這封信中說道，他的酒店開業之后，每到端午、中秋、春節三節期間，在個別城市必須給一些相關政府部門和相關辦事人員送禮打點，他將這種送禮打點稱為“特種稅”。有一次交“特種稅”的“納稅”經歷讓吳海印象深刻，某市某部門把它管理的片區內所有相關企業都找來開會，說這個機構要做點事情，已經有哪些企業作了贊助，其他企業應該給多少，根據企業的大小來指派。

對于“特種稅”，幾乎每一個企業都有切身體會。政府部門向企業收取的這種“特種稅”，其性質很清楚，是政府利用其管控市場的權力搞的不合理收費。對于企業來說，這種向政府部門的“納貢”只能打入經營成本，最終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成為社會運行的成本。比如，吳海的企業在繳納了無法拒絕的“特種稅”后，他就只能將這種費用轉移到旅客的住宿開支中去。

這種狀況表明，市場上的政商關系仍然未能很好地理順。當政府擁有對市場資源的支配權的時候，企業必然有求于政府，因此盡管企業對這種“特種稅”心存不滿，但不管是什么樣的企業，面對那些直接管著自己的政府部門提出的這種要求時，是不可能有力量拒絕的。實際上，企業在繳納這種“特種稅”時，也有自己的“小九九”，與某些政府部門越是打得火熱，能夠得到的市場資源就越多，即使企業經營出現侵犯消費者利益的問題，也能在相關部門的幫助下蒙混過關。而一旦拒絕了有些政府部門的要求，即使嚴格守法經營也會處處遇到刁難，甚至丟失已有的市場資源。因此，“特種稅”的存在，本質上是以消費者利益的損失為代價的。

為了切實地減輕企業負擔，促進經濟增長，各級政府已經出臺了一系列為企業降稅減費的政策，但是“特種稅”的收取，卻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降稅減費改革所應該達到的效果。要真正減輕企業負擔，一方面固然應該要求政府部門轉變作風，不再向企業亂伸手，但更重要的還在于要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壓縮政府對市場資源的支配空間。當政府部門不再擁有這種權力的時候，它也就失去了對企業發號施令、任性“打秋風”的條件。

周俊生（財經評論人）

《我太憋屈了》道出權力末梢的“任性”

法律成了橡皮泥，具體的執行、處罰標準被一線執法人員任性解釋，源于立法權制定過于“宏觀”，往往被行政權架空。

這篇《我太憋屈了》戳中了眾多企業經營者的淚點，也道出了在政府簡政放權、職能轉變改革兩年多以來，基層的權力末梢上存在的嚴重的“任性”問題。

首先，之所以法律成了橡皮泥，具體的執行、處罰標準被一線執法人員任性解釋，還源于立法權制定過于“宏觀”，往往被行政權架空，導致法律不如條例，條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局長的口頭解釋。個別執法人員自然擁權自重，對企業予取予求。

企業對實力部門必須忍氣吞聲，甚至不得不上供“特種稅”。反過來說，利用法律規定的“彈性”，個別官員就有了“合法傷害權”，就像吳海所吐槽的一盒薯片過期，罰2000元合法的，罰5萬也合法，企業沒個正常的申辯渠道。

其二，行政審批改革沒有執行到位。政府一直在努力清理過多的行政審批，推出“權力清單”機制，簡化工商登記改革，李克強總理也特別強調“今后一般不新設許可，因特殊需要確需新設的，必須嚴格遵守《行政許可法》的規定”。但個別基層權力部門還在任意地自我授權，任意提高行政審批門檻。

其三，吳海們的憋屈，還在于“民告官”機制沒對權力形成有效約束。對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門任意提高行政門檻，惡意從嚴解釋法律等違法行為，之前行政訴訟的渠道不暢通，包括法院難以審理本地政府的案件，企業不能對紅頭文件這類“抽象行政行為”提出訴訟，導致個別官員不忌憚違法的后果。

說一千，道一萬，得把權力關進籠子里，這得打出組合拳。第一，要全面貫徹新《立法法》，推行稅收法制化，提升立法的質量，壓縮自由裁量的空間。法律定得盡可能詳細，不讓行政部門有任意解釋、執法的彈性空間。第二，全面推進行政審批改革，讓行政審批有公開的標準以及透明的程序。第三，貫徹新《行政訴訟法》以及推進司法改革中有關行政訴訟異地審理的試點，讓行政權受到司法權的有效監督。第四，推行制度監督與輿論監督，嚴懲那些敢于伸手索要“特種稅”的蒼蠅、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