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財稅改革，是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把握現代財政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現代化的重大部署。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中國經濟轉入中高速增長平臺，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新形勢下，要把握深化財稅改革的攻堅方向和優先次序，處理好頂層設計與重點突破之間的關系，處理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民生保障要托底的關系，看準的馬上做，能改的率先改；不懈怠，不觀望，有擔當，真正做到沒有“自留地”，只有“責任田”。

　　一、財稅改革要找準“切入點”

　　著力把握好“兩個轉向”：預算編制和審批重點轉向支出政策，預算收入從約束性目標轉向預期性。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探索編制三年期滾動預算；清理規范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或生產總值掛鉤事項，防止“錢等項目、敞口花錢”等弊端；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逐步將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支出上移中央財政，通過一般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不同地區之間的財力余缺，補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權存在的財力缺口；不斷增強預算透明度和可理解度，更好地讓人民“看得見政府”。

　　二、財稅改革要找準“突破點”

　　生財方面，規范清理競爭性領域專項和“稅收洼地”式優惠政策，對執行到期的稅收優惠應徹底終止，未到期的要明確政策終止的過渡期，具有全國性推廣價值的，應盡快轉化為普惠制；推進消費稅改革，調整消費稅征收范圍、環節、稅率，進一步發揮消費稅對高耗能、高污染和部分高檔消費品的調節力度。聚財方面，要樹立更加全面的資產負債觀，加強對政府資源、資產、資金的管理和控制，嘗試編制地方資產負債表，建立健全統籌所有政府可用財力的體制機制。用財方面，要充分發揮財稅政策和財政資金的“四兩撥千斤”的引領作用，吸引金融資本、民間資金和風險投資廣泛參與，加快推進PPP創新模式，構建多元化、有效率的投融資機制；積極探索政府購買服務，在部分領域嘗試用合同、委托等市場化手段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服務。管財方面，要大膽引入競爭性分配、競爭性存放等市場機制，變傳統的行政配置為市場化配置，把有限的財政資源配置到“刀刃”上。

　　三、財稅改革要找準“轉折點”

　　我國經濟發展變革大勢，是更加注重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更加注重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和生態環境的保護，更加注重激發企業發展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對此，財稅部門應主動作為，切實增強財稅改革的針對性、有效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同時，保持戰略定力，注重財稅政策的穩定性和確定性，不能因財稅收入稍有下降，就“驚慌失措”、病急亂投醫，盲目出臺一些刺激增長的政策，甚至“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罔顧法律法規征收“過頭稅”。要強化“凈財源”的理念，涵養培育財源時，不能光看產出，還要看成本，包括環境污染、資源消耗、社會負擔等隱性成本，以及治理污染、修復生態等長期或有成本。

　　四、財稅改革要找準“風險點”

　　2015年，經濟下行壓力會集聚財政金融風險。要把短期應對措施和長期制度建設結合起來，做好防范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各項工作。一是加強源頭規范，把地方政府性債務分門別類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嚴明政府舉債程序。二是嚴格落實責任，修正考核指標矯正“舉債擴張”的政績導向。三是探索建立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全面反映政府的資產、負債狀況。四是建立風險預警機制，對債務風險較高的地區進行風險提示。

　　五、財稅改革要找準“落腳點”

　　李嘉誠說：“船要行得快，但面對風浪一定要捱得住。”穩健是財稅工作的本質要求。做到穩健兩個字，關鍵要學會底線思維，充分考慮各種可能性，既立足當前，又顧及未來，守牢政策底線。在制定民生政策時，不僅要看當前的可支付能力，還要看長遠的可支付能力；不僅要測算直接的支出，還要評估因“羊群效應”可能帶來的隱性支出壓力。要樹立“托底”“補短板”思想，立足發展階段和財力實際，托牢民生保障底線、補長經濟社會發展短板，多“雪中送炭”，少“錦上添花”，少用平均數模糊個別數，規劃好多層次、分階段、精準扶貧的民生保障路線圖。

　　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相對接，可以得出一個清晰結論：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在于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支柱是堅實強大的國家財政，構筑堅實強大的財政支柱要依托于科學的財稅體制，而科學的財稅體制又必須建立在現代財政制度的基礎之上。

　　“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科學的財稅體制”→“國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就是財稅體制改革清晰明確的內在邏輯！在這個邏輯面前，只有“責任田”，沒有“自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