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所言不虛，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確在提高，個稅收入快速增長便是佐證。但問題的另一面是，物價也是在同步上漲的，生活成本并沒有降下來。

不可否認，相比其他國家，我國的個稅收入占比仍然較低。但要看到，這是由特殊的稅收“國情”決定的，那就是，包含在商品和服務中的“間接稅”較為繁重，作為“直接稅”的個稅自然不能太高。當前稅收體制改革致力于增加“直接稅”、降低“間接稅”，但很多人的直觀感受是，“直接稅”漲上去了，“間接稅”卻沒有降下來。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布的《決定》指出，要“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這無疑是個稅改革的方向，但與此同時，人們更關心的問題也許是：個稅起征點能不能建立一個正常的調整機制？

最近三次個稅起征點調整，分別在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基本上是每隔兩三年調整一次。現在距離上次調整又過去了三年多，社會上關于上調個稅起征點的呼聲再次響起，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甚至建議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1萬元。個稅起征點并非越高越好，但目前3500元起征點明顯偏低—3500元，在很多一二線城市連維持基本生活都不夠，而按照稅收原則，人們的基本生活費用是不能征稅的。隨著物價和人們工資薪金的上漲，3500元起征點涵蓋的工薪族比例越來越高，在個稅越來越淪為“工薪稅”的情況下，個稅起征點理應不斷地“水漲船高”。

當然，個稅起征點的調整涉及法律修訂，每隔兩三年就要修訂一次《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立法成本未免太高了一些，其中伴隨的各種爭議更是耗費了大量社會成本。所以，個稅調整應該有一套相對穩定的機制，與物價、居民收入水平相掛鉤，然后將這套機制寫入法律，以后依據機制對個稅起征點進行定期調整。這不僅節省了立法成本，而且讓民眾有明確的心理預期，什么時候調、調多少都清清楚楚，避免不必要的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