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密集釋放的政策信號顯示，環境保護稅立法進程提速。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以“依法治國”為主題，使環境保護稅立法預期再度升溫。“現階段制定并開征環境保護稅，以及建立環保稅收體系基本條件已具備。”對于環境保護稅的征收標準和稅率劃定問題，一些環保部門專家建議，對造成不同污染程度的企業區別對待，征收不同的稅賦，培養企業減少污染的習慣。

此前，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蘇明透露，環境稅方案已上報至國務院，正在按程序審核中。“提高稅率是環境稅制定重點之一，和目前的費相比，稅應該收得更多，以實現對企業的制約”，他說，環境稅的征收應以稅務部門為主，環保部門進行配合。環境稅應作為共享稅來征收，建議地方政府為主體，享有80%~90%。環境稅以費改稅為主，征收范圍包括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和噪音等在內的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

事實上，靠大幅度提高環境稅征收標準來提高環保效率的做法，起源于戰后歐洲經濟高速發展期。此后為世界一些國家所仿效。盡管我國目前尚未開征環境稅，但對于一些污染嚴重的企業，事實上已經開始在征收各種收費項目。

雖說，開征環境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企業提高環境保護意識、加大防污染力度。但環境污染對地球上越來越稀缺的青山綠水生態資源的破壞等，僅靠征收環境稅是根本不可能再生的。可能還會有企業認為，既然繳了環境稅，治理污染就應由政府全額埋單。

環境稅是一種懲罰性質的稅種，目的是讓產生污染的企業付出更多代價。假若通過調整環境稅收政策，排污企業能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加強環保工作，最大限度地減少環境污染，這無疑是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看到的效果。但如果有的企業這樣想：既然繳了環境稅，就買了“排污權”，不僅不能做到減少排污或實現零排放，而且變本加厲，在排污數量和濃度大大增加。這就需要將排污量的多少體現在環境稅的具體征收標準上，防止企業繳了稅反而多排污。假如污染大戶中的“富人”可能用更多的錢換取對環境污染的“超容”，必然背離靠調整環境稅收政策遏止環境污染的初衷。

盡管說，政府通過采取“高限處罰”的措施，如開征環境稅，對惡意排污行為實行重罰，嚴重的要追究刑事責任，能夠堵死“花錢買污染”的漏洞。但在調整環境稅收政策的同時，更要防止排污企業將所繳納的環境稅，在生產成本中列支而計入產品成本，導致排污收費實際上成為商品價格的一部分，最后轉嫁給消費者，從而步入“企業污染社會負擔”的怪圈。如果因為開征環境稅，環保部門就認為對排污企業又多了一道“保險”，可以松一口氣，懈怠日常監管，那么，排污企業就會萌生僥幸心理，非法排污，危害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