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回放

　　“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年廣久出生于1937年，小時候就失去了父親，一家人在安徽蕪湖靠乞討、擺小攤糊口。因此，他早早地就學會了街頭叫賣。

　　新中國成立后，年廣久還是在街頭擺小攤。政治運動接二連三，1963年年廣久因投機倒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出獄后為了維持生活，他炒起了瓜子。

　　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時，年廣久炒瓜子的小作坊已經發展成100多人的“大工廠”，紅極一時。1983年底，有人把年廣久雇工的問題反映到上面，于是，年廣久是資本家復辟，是剝削的說法開始傳播起來。安徽省委派專人到蕪湖調查年廣久，并寫了一個報告上報中央，驚動了鄧小平。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講：“我的意思是放兩年再看，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了嗎？”

　　1986年春節前，“傻子瓜子”在全國率先搞起有獎銷售，并以一輛上海牌轎車作為頭等獎，只三個月就實現利潤100萬元。但好景不長，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獎銷售活動，讓年廣久的銷售計劃大亂，公司幾乎虧得血本無歸。

　　1987年底，蕪湖市對年廣久經濟問題立案偵查。令年廣久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又一次保護了他，“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元，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讓年廣久起死回生。

　　2000年8月，年廣久將“傻子瓜子”的商標賣給了長子和次子。

　　改革開放三十年，在特定的時期和歷史背景下，成就了很多企業和人物。三十年過去了，像年廣久這樣具有改革符號的人，如今在做什么？“傻子瓜子”現在還好嗎？

　　如果沒有外出，年廣久每天早晨8點起床，然后到樓下的店面等待員工上班。這并非是他學習了日本企業的管理模式，老板在員工上班之前，站在工廠門口給員工鞠躬，道聲“您辛苦了！”這僅是年廣久多年養成的習慣，因為他的店里沒有打卡機，他每天都會在員工早上上班和下午3點交接班的時候，到店里監督一下上工情況。

　　都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但是，年廣久這個“老傻子”似乎是個例外。

　　兒子成了老子的“領導”

　　在安徽蕪湖的一條步行街上，有四家“傻子”瓜子專賣店，這是年廣久和他的兒子們開的。雖說是一家人，但每家店鋪都是獨立門面，互不干涉2008年4月，《新財經》記者乘火車經過近十六個小時的顛簸，來到安徽蕪湖。

　　凌晨5點，出租車司機將記者一行送到位于蕪湖步行街的傻子瓜子店。透著黎明的熹微，看出這是一幢白色的三層小樓。由于年久失修，已經顯得有些破舊，與周圍現代化的商廈和街市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早上7點50分，記者電話連線年廣久，對面的聲音有些含混不清，像是剛起床的樣子。采訪時間初步約在上午10點，地點就在傻子瓜子的門店里。

　　采訪前，我們在那條步行街上轉了轉。聽酒店的服務員說，這個方圓一公里的步行街有四家傻子瓜子店。果然，距離記者看到的第一家門店幾百米的地方，又有一家傻子瓜子店。店鋪已開張，顧客不少，四個店員顯得有些忙碌。看到記者拍照，店員立即阻攔，表示此處不讓拍照。

　　記者上前說明，希望征得同意再拍照。其中一名店員提高聲調說，“你們是來采訪‘老傻子’的吧？這是他二兒子的店。”言語和表情似乎告訴記者，這里不歡迎我們。

　　此時記者才留意，這個門店的牌匾與記者初次見到的門店牌匾不同。此店門前掛著“中國傻子瓜子專賣總部”的牌匾，而那幢三層白色小樓門前卻掛著“蕪湖市傻子瓜子技術有限責任公司”的牌匾。如此看來，老子的店面成了地方級，兒子倒成了中國總部了。

　　后來記者得知，步行街上的三家傻子瓜子店都是年廣久兒子的。只有那幢三層小樓的門店是年廣久的，也是他在蕪湖唯一的門店。

　　9點多，記者一行返回年廣久門的店里。仔細觀察，裝飾風格的確與兒子的店面風格不同。不大的店面正中懸掛著一張年廣九張開雙臂的大幅彩照，旁邊是年廣久與現任妻子陳慧芳的合影。

　　店里有兩名店員，由于無人來買瓜子，看上去相對清閑。

　　記者正要向店員問詢一些事宜，柜臺深處走出一位老者，身著藏青中山裝，背頭油光锃亮，表情嚴肅，看到記者并不說話。仔細一看，他就是年廣久，比網上看到的照片蒼老很多。記者主動上前，與他換了名片。年廣久用眼角瞟了一下記者名片后說，“跟我來！”面部沒有任何表情。

　　“我要那么豪華的辦公室干嗎”

　　在年廣久的辦公室里，沒有辦公桌，也沒有書柜。只有兩張麻將桌和十幾把破舊的凳子。很難想象，在二十多年前就賺了100萬元的年廣久，如今仍堅守著節儉的習慣走出門店左拐，直上二層。這是一個上下拉動的鐵門，如果不留意，誰也看不出這里還有一個入口，直接通向年廣久的辦公室和臥室。

　　狹窄的樓梯兩邊擺滿了裝瓜子和干果的盒子，加之樓梯的坡度較陡，記者背著大包走起來非常吃力。到了二層大廳，凌亂擺放的盒子，讓人感覺這個至少40平方米的地方顯得并不寬敞。過道的衣繩上晾著一套藏藍色中山裝和一件洗得發黃的秋衣。

　　年廣久徑直走到一扇門前，推門而入。記者注意到，在這扇白門上布滿了油污，門把手處方方正正地寫著兩個大小不一的“推”字。

　　記者曾采訪過很多企業家，觀瞻過各類豪華、典雅、現代、古樸等風格不同的辦公室，此刻，年廣久的辦公室應該是最讓記者難忘的。辦公室沒有辦公桌，也沒有書柜。只有兩張麻將桌，上面蓋著土紅色的塑料布。十幾把小圓凳子無一完好，由于表面開裂被裹了一層又一層透明膠條。唯一的一張桌子上面堆滿了茶葉盒和煙灰缸。

　　看到記者詫異的目光，年廣久毫不避諱地說，“我喜歡打麻將。”每天晚飯后，年廣久的辦公室就聚滿了打麻將的人，他們都在當地做瓜子生意。

　　“很多人來了都說，你的辦公室怎么這么破舊啊？我要那么好的辦公室干嗎？”年廣久目光直視記者，嗓門之大，底氣之足，讓不知道情況的人以為他在吵架，“這就是我的辦公室，怎么了？別人的辦公室豪華，可是他們還要配備，還要有財務室，倉庫保管員，都加起來要20多人。在我這一個人就代表了，就我一個干部。”

　　以年廣久的看法，有錢不能花在搞裝修、講氣派上。他覺得，他兒子們的那套管理模式根本就是浪費。很明顯，年廣久對生活質量要求不高，他對企業的管理理念依然停留在記憶里，改革對他生活和身心的影響的確太大了。

　　記者留意了一下年廣久的名片。正面是他和妻子的合影照片，照片左邊寫著“年廣久董事長”，右邊則是“陳慧芳總經理”。名片背面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1頁的一句話，“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我要用專賣店包圍超市”

　　年廣久做了幾十年生意，錢也賺了不少，可他的企業仍保留著典型的個體經營模式。對于現代營銷方式，年廣久并不認可話題直入改革三十年，記者希望了解一下年廣久企業的現狀。但是，他避而不談，卻津津樂道地談起了其他話題。

　　“前幾天，我看到四五個人打一個人，周圍沒人敢拉。后來公安局的人來了，他們也不敢阻止。最后，那個人被打傷進了醫院。由于責任一時無法搞清，這個人的醫藥費一直沒人支付。這種情況，公安局就應該出錢，你是人民公仆，遇到事情不上前阻止，出了問題就應該由公安機關賠償損失。包括老百姓打官司，相關部門不應該收錢，你是為人民服務的，收了錢就不好辦事了。”

　　繼而，年廣久又侃侃而談三從四德八大綱，談三中全會，談糧食問題，談造假……唯獨不談傻子瓜子。

　　記者幾次想打斷年廣久的話，均告失敗。他不允許別人插話，更不允許別人否定他。沒辦法，記者只能將話題轉至洽洽、正林等后來居上的炒貨廠家身上。畢竟，眾人皆知的還是這些新生的品牌。說到這，年廣久擊案而起，“我才是瓜子業的龍頭。如果我死了，那就沒辦法了。否則，想跟我斗，沒人干得過我。”

　　年廣久并不看好洽洽、正林等瓜子廠家進超市的銷售模式，他一直以自己的專賣店方式為豪。“專賣店你懂嗎？就是游擊隊，我們采取的是專賣店包圍超市的策略。”蕪湖的超市也不少，可是，年廣久的專賣店卻只有一家，如何才能包圍？若加上他兒子的門店，“游擊隊”當然也不可小視。

　　除了這種“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年廣久很看重運營資金的周轉。“商品進入超市非常麻煩，資金周轉也比較慢，我們的專賣店采取的是現金交易，資金當天就收回。”說到這，年廣久露出了難得的笑容。

　　年廣久永遠不服輸。盡管安徽洽洽食品有限公司的“洽洽”瓜子，年銷售收入早已超過傻子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