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開著奔馳喝污水，還是走路喝干凈的水？是愿意被“餓死”，還是愿意被“嗆死”？這樣的選擇題并不好作答。

　　無論是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還是澳大利亞退出再進入，無不是利益博弈的結果。在全世界迄今提出的20多種排放權交易方案背后，是各種利益的糾葛。沒有單純的環境問題，環保話題是個國際話題，說到底也是一個經濟話題。

　　美國為什么退出《京都議定書》

　　1997年12月，149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通過了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抑制全球變暖的《京都議定書》�！毒┒甲h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京都議定書》要成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公約，需要至少55個國家和地區批準，而且這些成員排放的氣體總量要達到所有發達國家1990年總量的55%.與全球貿易談判相比，氣候談判的難度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因為，貿易談判對于參與者而言，往往有明確的即期利益可供追索，但氣候談判對所有參與者而言，是看不到任何短期利益的。相反，要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就意味著要減少煤炭、石油等傳統化石類能源的使用，或者采用成本更加高昂的節能技術等。這需要即期的巨大投入。

　　歷經“八年抗戰”，2005年2月16日，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陸續批準后，《京都議定書》才終于正式生效。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中國于1998年5月簽署并于2002年8月核準了該議定書。

　　但是，美國和澳大利亞先后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美國當年也是《京都議定書》的發起國，但2001年布什上臺后，卻宣布退出。美國的突然變臉差點讓《京都議定書》流產，幸好后來俄羅斯加盟，才使得《京都議定書》得以順利通過。

　　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當然不是布什一時興起。美國立場的改變背后有著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原因。美國占世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4以上，《京都議定書》為美國規定的減排數字是7％，美國當時答應了�？�1997年之后美國經濟開始起飛，能源消耗增長很快，如果按照這個數字減排，美國將多花很多錢，于是布什不干了。布什認為議定書規定的要求太高，會損害美國的經濟。

　　澳大利亞退出的原因與美國大同小異。當時，霍華德任總理，他說：“批準《京都議定書》不符合澳大利亞的利益�！被羧A德表示，批準《京都議定書》將會提高澳大利亞的勞動成本，損害澳大利亞的工業發展。因此，澳大利亞政府反對批準《京都議定書》。

　　直到2007年12月，澳大利亞新任總理陸克文正式宣誓就職后，才在有關批準《京都議定書》的文件上簽了字。至此，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簽署這個文件的國家。

　　向發展中國家發難

　　《京都議定書》沒有對發展中國家規定減排任務。但近兩年來，中國和印度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眾矢之的。一是這兩個國家將是未來幾年國際碳交易市場最大的賣家，將會有大批商人拿著錢排隊買碳。二是中印兩國是世界上碳排放增長幅度最大的國家，中國的總排放量甚至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位。由此看來，雖然在第一階段的《京都議定書》中沒有為中國設定任何排放額度，但2012年之后這種優待很可能會取消。

　　布什說：“世界第二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是中國，但是中國卻被排除在《京都議定書》的限制之外。這是一個需要全世界付出100%努力的問題。美國還要在對付氣候變化的問題中擔任領導地位，但不愿意被這一有缺陷條約所束縛�！�

　　此外，美國、日本、韓國開始抱怨，說它們國家的大氣污染都是從中國飄來的。

　　當然，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也有申訴的理由：發達國家發展了幾百年，環境該破壞的，你們都破壞了，我們剛一發展，你就喊治理，要求減排。雖然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較大，但人均排放量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奢侈型人均排放水平，還屬于基本需求型排放。

　　退一步講，中國人口居世界首位，實現13億人基本生存權利，中國能源消費總量、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排名世界第一恐怕也是無可厚非的。

　　中國的難處

　　對外，我們當然可以辯解。但回頭看國內，2007年太湖藍藻發難，老百姓喝不上水，恐慌情緒四處蔓延。除了太湖，還有松花江、巢湖等，連連告急，一檔接一檔，驚心動魄。中國已經進入環境事故高發期。環保部每兩天就接到一起環境污染事故報告。經過三十年高速發展，環境問題一下子就爆發出來了。

　　我們不妨看一組數據：2005年SO2排放2549萬噸，COD排放1414萬噸，在當時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溫室氣體排放在2001年的時候還是28億噸，2005年就達到53億噸。如果不加以控制，不搞節能減排，專家預測，煤炭產量到2010年將超過30億噸，那時，二氧化碳排放量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2006年的相關數據顯示，我國目前的600多個城市中，還有200多個沒有污水處理廠，還有1/3的城市是直排。

　　環保形勢是嚴峻的，但另外一組數據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目前，我國年收入683元/人以下被認定為絕對貧困標準，相對貧困標準為年收入958元/人以下。據此標準，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的調研顯示，到2006年底，全國農村絕對和低收入貧困人口總數是5700萬。

　　如果采用國際上每人每天消費1美元的貧困標準，據測算，我國在此標準下的貧困人口是1.35億，其中農村人口1.26億。

　　勒緊腰帶喊節能減排，顯然是天方夜譚。話再說回來，建污水廠，上節能設備，哪一樣不需要經濟投入？排污權交易之所以能在太湖流域先行試點，首先得益于江浙地區的經濟發展。

　　環保和發展的兩難選擇

　　有經濟學家認為，環保和發展是一個選擇問題。是先發展再治理，還是先治理再發展，還是一邊治理一邊發展，在發達國家也是比較難的選擇。

　　發達國家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從歷史來看，無論是歐洲還是北美，包括日本在內，他們在上世紀50、60年代，經歷了經濟的高速發展期，曾面臨與我們相類似的問題，嚴重的大氣污染，嚴重的江河湖泊污染。他們曾經面臨的窘境比我們現在有過之而無不及。隨著經濟的發展，他們有錢了，治理環境的效率不斷提高，產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將重污染產業向外轉移或者升級換代，再加上環境法規標準嚴格化，人們的環境意識不斷提高，環境問題逐步得到解決。

　　目前，污染嚴重與一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密切相關。我國現在仍是粗放經濟模式，高消費、高投入、低效益。國外把中國叫做世界工廠或者制造基地，環境保護遇到這種增長方式就產生很大矛盾，這個沖突一時難以解決。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環境污染已很難避免。由于經濟高速成長的內在驅動，環境保護大大滯后于經濟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環境為發展經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問題是，這種代價的付出應該有一個度，需要在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是開著奔馳喝污水，還是走路喝干凈的水？是愿意被“餓死”，還是愿意被“嗆死”？這樣的選擇不好作答，但卻事關子孫萬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