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可以被看成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中國民營企業的出現和發展都是無意識的，它們出現的動因，更多是為了使自己免于饑餓。進入第二個十年，對資產的追求成為他們創業的新主題。那些先覺者，由于超前的遠見得到了回報，而那些回避或沒有思及這一問題的創業者們，將付出了慘重的代價1988年12月，24歲的王文京從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財務司副科長任上下海，到位于中關村的海淀區工商局領取工商執照。

　　在企業登記處，辦事員問：“你想注冊成國有性質的還是集體性質的？”王文京說：“我想辦自己的企業。”辦事員說：“那你走錯門了。”在當時，要注冊高新技術企業，除了國有和集體，沒有別的選擇。不少人為了圖方便，順便掛靠一些國營和集體企業，日后引發的很多產權糾紛，便由此而生。

　　王文京的“個體”執照

　　被拒絕后的王文京只好轉身走進了旁邊的個體科，領到了一本個體工商戶的執照。放棄了令人羨慕的“鐵飯碗”，卻只能當一個個體戶，好像有點屈辱。不過，在王文京看來，自己的企業就應該是自己的。

　　王文京創辦的用友軟件公司在1990年登記成了私營企業。十一年后，已經成為國內最大財務軟件服務商的用友軟件被批準上市，持有用友55.2%股份的王文京身價一舉超過50億元人民幣。他沒有像很多同時代的民營企業家受到產權歸屬問題的困擾，源于十三年前，他領取了一本“身份低賤”的營業執照。

　　在產權改革上開風氣之先的萬向集團自然不甘人后。這一次，魯冠球要求把萬向納入國家規范的股份制試點。1994年1月，萬向錢潮在上海證交所掛牌，萬向集團又完成了民營企業控制的公眾公司的產權變革。四年以后，萬向對產權作了進一步的明晰，鎮政府以股東身份享受分紅，而不再上繳20％的管理費，避免了“水漲船高”。這種做法被輿論界稱為“花錢買不管”。此舉進一步完善了政企分開，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

　　柳傳志的“產權”變通

　　在聯想創辦的時候，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投入了20萬元的打底資金，現在是柳傳志償債的時候了。但讓他始料未及的是，這20萬元，他二十多年后都沒有還清。

　　聯想是計算所下的全資國有企業，柳傳志尚沒有變動資本性質的膽量和方式，不過，在新公司創辦的時候，他想到了引進私人投資者。

　　1988年，柳傳志決定去香港辦一家貿易公司，新創辦的香港聯想將代理北京聯想的所有進口業務。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既是一個代理中間商，又是一個利潤調節器。柳傳志選擇了中國技術轉讓公司和港商呂譚平兩家合作伙伴，選擇中技轉的公開原因是“這家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貸款，在借錢方面有根兒。”

　　不為人知的是，當時這家公司的董事長，是柳傳志的父親柳谷書。

　　在后來的十多年里，柳傳志的辦法一直被很多國有企業悄悄嘗試：通過引進私人投資者，組建一個產權清晰的子公司，以此形成一個新的資本操作平臺，來推動乃至完成對母公司的產權改造。

　　1994 年，經過一年多的磋商，中科院同意對聯想股權進行劃分，確定按照中科院占20%，計算所占45%，管理層和員工以“員工持股會”的形式占有其余的35%股權，并按比例進行分紅。員工持股會35%的股權，在當時還只是分紅權。兌換成實實在在的股權，是七年之后的事了。

　　“紅帽子”的尷尬進退

　　王文京、魯冠球和柳傳志只是極少數的資本先覺者。在1997年之前，站在舞臺中央的是鄉鎮企業。正像鄧小平所說，農村改革的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

　　在三十年的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史上，這看上去是一種很矛盾的狀態：在金融和產業政策上，體制外蓬勃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一直遭遇著極大的困難，它一直試圖將所有的改革成果裝進國有資本這個大籮筐里。與此同時，卻又僥幸地希望民營企業——特別是發起于農村的鄉鎮企業能夠承擔起改造農村、共同富裕的公共責任。為此，那些開明的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對之進行了扶持。

　　鄉鎮企業像春天里的野草一樣瘋長著，但時不時地會遭遇倒春寒。為了保護自己，同時也為了繼續得到政策支持，這些鄉鎮企業通常都會掛在鄉集體下面，“公皮私骨”非常形象地概括了這個時期民營企業的產權性質。

　　雖然“紅帽子”在后來被證明是代價高昂的緊箍咒，但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初期萌生的民營企業也得到了政府保護。很多人的記憶可能已經淡沒，1989年后的三年，是中國民營經濟不愿回首的歲月。來自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力，引發了私營老板的極大恐慌。在民間經濟最為發達的廣東省，甚至出現了一次企業家出逃的小高潮。

　　為了避免遭受沖擊，一些人主動把工廠交給了集體。1989年，山東臨沂沈泉莊白瓷廠私營業主王廷江把價值420萬元的白瓷廠和180萬元無償捐獻給村集體。在捐獻資產的兩個月后，王廷江當上了村委會主任，接著又當選為全國勞動模范和全國人大代表。后來，他被作為共同富裕的典型，寫進了中學政治課本。

　　與王廷江迫于形勢把企業交公不同，蔣錫培把宜興市范道電工塑料廠（遠東集團的前身）送給鄉集體，倒是有幾分情愿。蔣錫培1990年創辦遠東集團，當年銷售額就做到了462萬元，第二年飆升到1800萬元，產能不足迅速成為遠東發展的瓶頸。

　　蔣錫培在資金告急尋求銀行貸款未果后，果斷地找到了范道鄉黨委，要把一手打造的民營電工塑料廠拱手轉交給鄉鎮府，遠東光榮地戴上了“紅帽子”。接下來，貸款、擴廠、納才等企業急需解決的問題，水到渠成迅速解決。之后的十多年里，這個精明的江蘇商人數次上演遠東集團產權變革的精妙之舉。

　　很有意思的是，鄉鎮企業爭戴“紅帽子”以退為進，當這些企業已經足夠強大時，它們又紛紛轉型成私營化的公司。政府原先冀望的共同富裕、鄉鎮企業承擔農村經濟發展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落空了。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空前好轉，私營企業主又忙不迭地要摘掉紅頂子。但他們突然發現，緊箍咒一經戴上卻很難取下。在后來的二十多年時間里，他們絞盡腦汁地思考著把企業從“紅帽子”里請出來的辦法。有些企業主，還為此失去了一手創辦起來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