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營經濟的成長一開始就有兩個源頭，一是華西村式的鄉村基層政權及其集體經濟企業組織，二是魯冠球工廠式的自主創業型企業

　　無論魄力，還是見識，柳傳志都可以稱得上是大企業家。但聯想集團掌門人、并登上美國哈佛商業學院大講堂的企業領袖，在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里，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配角。也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料到日后會達到這樣的高度。

　　初入商海未立志——柳傳志

　　“一杯水，一根煙，一張報紙看半天。”這是柳傳志1984年的生活狀態。當時，他已經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技術工程師的任上“憋”了十四年，到了不惑的年齡。

　　計算所是當時最權威的計算機研究機構，中國發射原子彈和人造衛星所需要的計算機均由這個研究所參與研制。1984年已是改革開放的第七個年頭，中科院也處在了膨脹和改革的邊緣。來自軍方的研究計劃停止后，吃慣了行政撥款飯的計算所，面臨著如何養活自己的問題。

　　在計算所成立公司后，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柳傳志被選中擔任主管工作的副經理，并立下了“帶領公司成為年產值200萬元的大公司”的宏愿。聯想誕生在計算所的傳達室里，啟動資金是計算所撥給的20萬元人民幣。

　　這家后來成為中國民營經濟魁首的公司，當時的資產性質是“國有企業”：

　　柳傳志等人的任命要獲得科學院批準；公司可以使用計算所的辦公室、電話、研究成果及所有資源；在近十年的時間里，公司從銀行貸款，全部以計算所為“合同申請借款單位”；甚至公司賺來的第一筆大錢也來自計算所。

　　1985年初，中科院購買了500臺IBM計算機，其中的驗收、維修和培訓業務交給了柳傳志，從而帶來了70萬元的服務費。當時辦公司的目的，是為了計算所的生計，只有當聯想成長壯大之后，它的產權歸屬才變得敏感起來。

　　在改革開放的前十年里，柳傳志、聯想，甚至日后被稱為是“中國硅谷”的中關村，都不在時代舞臺的中央。

　　“共同致富”實踐者——吳仁寶

　　吳仁寶雖然沒有達到紅遍全中國、登上美國《時代周刊》的極盛，但他領導的華西村，在上個世紀80年代已經開始有了名頭。

　　在全國90萬個村莊里面，華西村可能是名氣最大的一個，書記吳仁寶也無疑是最為出色的村官了。吳仁寶在華西村當了創紀錄的四十八年村黨委書記，這個外表慈祥的老頭，既是一個農村基層政權的領導者，又是一個鄉村公司的企業家。

　　華西村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是“農業學大寨”的典型，但吳仁寶在高調學大寨的同時，又在干著“見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調20人在村里偷偷辦起來了小五金廠。“當時可千萬不能讓外面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呢。”后來頂替吳仁寶擔任華西村黨委書記的兒子吳協恩回憶說，“田里紅旗飄飄，喇叭聲聲，檢查的同志走了，我們也轉身進了工廠。為什么冒險搞工業？因為種田實在掙不到錢。全村人拼死拼活，農業總產值24萬元，而只用20個人辦的小五金廠，三年后就達到了24萬元的產值。”

　　1978年，吳仁寶盤點過華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資產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外還存有三年的口糧。這在當時全國數十萬鄉村中間，可算是富甲一方。當改革為社隊經濟松綁后，華西村甚至不需要原始積累，迅速成長起來，成為遠近知名的全國第一個億元村。

　　從此以后，這個富甲天下的村莊在很小的范圍內實踐了“配給制”和“共同富裕”。由于其接近共產主義的終極目標，一直被作為先進典型，在隨后發生的幾次姓“資”、姓“社”的爭論中，沒有受到太多沖擊，也沒人詰問其全體村民共同所有的產權性質。二十多年后，華西村的產權自然而然地歸屬到了民營經濟。

　　產權變革第一人——魯冠球

　　在吳仁寶依托在村級政府的肌體上發展社隊經濟的同時，一個日后差不多成了民營經濟常青樹的教父級人物，也在謀劃著如何打破計劃經濟的牢籠。只不過，他比村官吳仁寶坎坷得多。

　　魯冠球出生在杭州市蕭山區寧圍鎮，25歲那年，他東拼西湊了4000元錢，帶著6個人辦起了寧圍公社農機廠。工廠沒有地方買原材料，他蹬著一輛破自行車每天趕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收購廢鋼材。生產什么也是有上頓沒下頓，一開始做了1000把犁刀，跑到農機公司推銷，一進門就被趕了出來，因為他沒有“經銷指標”。

　　精明的魯冠球東鉆西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條可以活下去的縫隙，那就是為周邊公社的農機站提供配套生產，如飼料機上的榔頭、打板，拖拉機上的尾輪叉，柴油機上的噴嘴。總之，是人家要什么，他就做什么。

　　到了1978年，魯冠球的工廠竟發展到了400號人，年產值300多萬元，廠門口掛著“寧圍農機廠”、“寧圍軸承廠”、“寧圍鏈條廠”、“寧圍石蠟鑄鋼廠”和“寧圍萬向節廠”五塊牌子。難能可貴的是，初中都沒畢業的魯冠球表現出了超乎尋常的管理能力，他率先實行基本工資制和計件/計時工資制。讓人尤為驚奇的是，他擁有幾乎是與生俱來的樸素的產權意識。

　　起初，萬向節廠也同別的鄉鎮企業一樣，是鎮政府主辦的企業，企業的稅后利潤也按規定留給企業和上繳鎮政府，鎮政府既是所有者又是主管單位。1983年，魯冠球實施了產權改革，改革方案規定：萬向節廠所有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50％企業所有，50％鎮政府所有；由股東大會選舉廠長，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實行廠長負責制，由廠長“組閣”，生產經營由廠長承包，對股東大會負責；鎮政府不參加企業利潤分配，企業以銷售額的20%作為管理費上繳鄉政府，并作為銷售費用計入成本。

　　這恐怕是全國鄉鎮企業最早的產權制度改革。十分高明的是，魯冠球的這個產權設計外部邊界清晰，內部邊界模糊。魯冠球沒有為自己爭取個人股份，他聰明地繞開了最敏感的地帶，為日后的漸變留下無限的可能性。通過這次產權界定，魯冠球獲得了企業絕對控制權，卻又沒有喪失“集體經濟”的地位，能夠繼續享受一些當時的優惠政策。

　　民營資本如星火燎原

　　相對于當時已經名聲大噪的吳仁寶和魯冠球，更多的個體戶和私營企業在那個十年里，像野草一樣在中國各地滿世界瘋長著。在浙江南部的溫州和福建潮汕、廣東珠三角一帶，越來越多的工廠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活力。

　　始終被學界忽略的是，這些地方鄉土經濟萌芽的一大推動因素竟然是走私，浙江的溫州和臺州、福建的潮汕地區當時是全國走私最猖獗的地方。1979年之后，溫州的樂清、蒼南一帶突發走私狂潮，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漁船把境外的服裝、小家電和小五金等偷運進來。那些前來采購包括走私貨在內的大膽商販和背著這些商品出走兜售的溫州人，成了改革開放初期的第一代商人。

　　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溫州、潮汕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民營經濟完成了最開始的原始積累。這些地區最終變得富裕在相當程度上也要“歸功”于制假販假。浙江溫州、福建晉江、廣東石獅曾被并列為全國三大制假中心。早期商人在商業上表現出來的智慧和狡黠，與強取豪奪截然不同，卻將資本積累過程中沒有道德底線的狡詐與血腥，演繹得淋漓盡致。

　　上世紀90年代以前，這些地區民營經濟的“合法與非法”一直是全國上下爭論的焦點，這種爭論伴隨著國家對經濟的放開和收緊，經歷了幾個榮枯輪回。但這些多以個體戶形式存在的鄉土經濟，在產權上是相對清晰的，雖然起步的時候不受國家待見，但在獲得法律認可與保護后，它們的生命力就如絢爛的花兒一樣開始怒放。

　　中國民營經濟的火種，最早在溫州和珠三角點燃，但取得成就最大的“個體戶”，還是后來登上內地財富榜榜首的四川劉氏兄弟。

　　從養雞到養鵪鶉，從飼料加工再到1987年前后在四川新津縣創辦希望集團，劉氏兄弟已經悄悄聚起了上千萬的資本。可以說，劉氏兄弟從個體戶的卑微地位中獲益無窮。希望集團從創立伊始，產權都是清晰的，少了干擾，他們心無旁騖地迅速發展起來。若干年后，當聯想、萬向等著名的公司為產權變革而絞盡腦汁的時候，希望集團的產權改革只是四兄弟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