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最終消費率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他國經驗表明，隨著工業化進程的逐步推進，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將會持續加速上漲，為居民消費的增長提供比較堅實的資金基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將會使得在今后15年左右的時間內“人口紅利”對于我國經濟的推動作用明顯增強。

　　我國消費率仍然偏低，但近年增長迅猛。在近些年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同時，總體消費率卻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我國的消費率不僅低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也低于我們周邊的諸多東南亞國家。以2003年為例，我國最終消費率為56.8%，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為79%左右。即使在和由于地域、觀念影響而消費率普遍偏低的周邊國家的比較中，我國的最終消費率也處于較低水平。

　　從消費總量來看，按照2000年的美元計算，我國的居民與社會消費總量為世界第七位，約為第一位美國的9%，已經接近了意大利的整體消費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消費平均增速來看，我國明顯高于其余九大消費國家。如果按照1991~2003年各國的平均消費增速來預測（不考慮各國匯率變動），那么在2010年我國的消費總量將會超過法國和意大利，成為世界第五大消費國（見表1）。

　　我國工業化進程的深入可能預示著消費率已經見底。從亞洲周邊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雖然各個國家的工業化發展進程所處的歷史時間不同，但無論是日本這種較早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還是菲律賓、韓國等新興市場，都經歷了一個在工業化發展的末期消費率開始回升的過程。日本大約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了進入工業大發展時期，在20世紀70年代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而在工業化的后期，日本的整體消費率開始走出低谷，穩步上升。

　　韓國的情況與日本非常相似。韓國從上世紀70～90年代經歷了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時期，而在上世紀90年之后工業化率趨于平穩。與此同時，韓國整體消費率也止跌回升，兩者的背離關系非常明顯。

　　我們認為這一現象不是個別國家的現象，而是反映出了各個國家工業化發展的共同特征和軌跡。回顧早期的工業化國家：美國、德國、日本，再看看近期迅速崛起的亞洲新興市場國家，他們在工業化的道路上往往都是采用了以內部制造業擴張來拉動整體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在工業化初期，由于國家人力、資本、資源等方面受到諸多限制，因此工業的快速發展也往往是以犧牲本土資源、政策扶持等手段來實現的。很多國家都是依靠管制資源價格、低匯率、低人力成本來帶動本國制造業的發展。同時，政府也可能采取各種措施吸引居民儲蓄來保證社會發展的資金供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使得工業生產、投資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有所加強，儲蓄率增加，消費占生產總值的比重會相對下降。而在工業化后期，前期經濟的增長模式可能會導致產能過剩、發展成本增加、貿易環境惡化等多種問題，經濟的各種拉動力量將會趨于平穩。工業生產對于經濟的推動力量將會減弱，同時前期快速工業增長也為消費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數據上面的反映就是消費率會有所回升。這種邏輯關系從菲律賓的發展軌跡上也能夠明顯地看出來。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菲律賓工業化率突然加速上漲，同時消費率也開始急劇下降。而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工業化率達到40%左右的頂峰之后逐漸回落，消費率則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穩步上升。

　　與其他國家相比較，目前我國的工業化率處于一種較高的水平，這和我國的工業化進程有關。以工業化率為衡量標準，2003年我國的工業化處于日本上世紀60～70年代水平，處于韓國上世紀90年代的水平，而上述時間段基本上是這些國家工業化進程的末端，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工業化進程也已經進入了中后期（見表2）。

　　從我國工業化率與消費率的走勢來看，兩者也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背離現象。

　　按照上面的說法，如果我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進程的中后期，那么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這就意味著我國的消費率也已經達到了低點，絕地反彈指日可待。

　　從他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歷史經驗來看，我國人力成本將會加速提高，職工工資收入不斷增加。從一些歐美主要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變遷的歷史經驗來看，在工業化的進程當中勞動力成本的增長都要明顯快于經濟發展的其他時期，這一現象在工業化后期尤其明顯，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就是德國。在上世紀40年代，依靠低成本勞動力的路線，德國經濟實現了飛速增長。我們的鄰國日本也有著同樣的經歷。20世紀50～70年代日本工業化不斷發展的過程也就是人力成本快速上漲的過程。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業名義工資指數的增長幅度達到了頂峰，隨后漲幅開始回落。

　　早期工業化國家的上述現象，我們認為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然結果。在工業化進程的前期，人力資源相對于資本存量較為過剩，因此人力成本上升壓力并不突出。

　　另外，人力成本也有被迫壓低的成分，以便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工業生產當中。之后，經濟的發展使得國家擁有了日益增多的資本存量，此時人力資源則相對不足，因此工人工資將會加速上漲。相對于德國、日本等國來說，我們的勞動力資源更為充足，因此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對于我國人力成本的推動作用或許沒有其他國家那么明顯。但是，我們認為這種區別更主要的是體現在人力成本增加的程度和發生時間上，而我國人力成本加速上升的基本趨勢將不會改變。事實上，近些年我國職工平均工資增速已經有了明顯的提升，我們按照扣除物價后計算的職工平均工資實際增速顯示，1980～1999年平均增速為5.7%，2000～2005年平均增速提高到11.9%.

　　對于我國人力成本增加的變化，我們最直觀的感覺可能就是近兩年沿海地區的“民工荒”現象。這一現象最根本的原因應該是我們上面提到的人力資源與資本的相對變化引起的。而對于中國來講，政府的政策因素也不能忽視。政府對于“三農”的重視使得農民收入有了明顯的增加，因此他們以往依靠外出打工的機會成本也會上升。我們還注意到，在農民收入加速增長的帶動下，目前的農民消費增速已經超過了城市居民

　　可能很多人會有一個疑問，如果國內的人力成本上升太快，是否會對企業利潤產生過大壓力？是否會對仍然以出口為導向的中國經濟產生影響？如果這樣的話，整體經濟的下滑將使得居民收入增加會無從談起。對于這一點，我們的看法是，可以肯定我國企業利潤必定會受到影響。從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其企業利潤率也存在逐漸下降的現象（工業化中后期）。但是，必須認識到，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將會抵消一部分企業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對于利潤的打壓。至于人力成本上升對于我國出口的影響，我們認為則更不必過分擔憂。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比較可以發現，我國2004年的制造業工資水平大約為高工資經濟體的4%，是巴西的1/3，是亞洲主要新興經濟體的10%.雖然我國的職工工資保持了連續數年的兩位數增速，但是低基數下的高增長并不會對縮小與其他國家的工資差距產生明顯的作用。

　　同時，我們國家由于地理結構造成的經濟區域性差異使得我國工人工資的提升可能更多的體現在區域層面上，即東部沿海地區的漲幅要大于中西部地區。

　　這樣一來，我國制造業中的部分行業可能會由于向內地的逐步遷移而依然保持著較低的人力成本優勢。因此，工資的上漲對于出口貿易的影響不必高估。

　　綜上所述，我國人力成本在今后數年當中將會保持加速上升，職工工資收入情況將會不斷好轉。同時，人力成本的上升也不會對企業利潤和中國整體經濟走勢產生太大的影響。因此，職工工資的快速增加將為居民消費的增長提供比較堅實的資金面基礎。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將會使得在今后10~15年左右的時間內“人口紅利”對于我國經濟的推動作用明顯增強。

　　下面部分我們將會結合亞洲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一下“人口紅利”對于我國整體經濟的提升作用，這應該是推動消費增長的更深層次原因。回顧上世紀二戰過后東亞經濟的騰飛，很多經濟學家、政治學家都從多個方面去進行了解釋。我們從人口結構的角度觀察發現，上世紀60年代東亞經濟的騰飛過程也同時是相應國家的人口撫養比逐漸降低或者低位運行的過程，勞動人口的增加對于各國經濟的推動作用不能忽略。

　　與其他國家比較，我國現在的撫養比例還處于較低的水平，比鄰國日本低10個百分點，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5個百分點。綜合聯合國和我國政府機構對于未來人口結構變化的預測，我國的“人口紅利”將會持續10～15年左右的時間。需要說明的是，我們認為我國的“人口紅利”必須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與城鎮化進程的推進綜合起來考慮。只有在我國勞動生產率提高與城市人口不斷增多的基礎上，“人口紅利”對于經濟的推動作用才能充分顯現。

　　根據我們的估算，我國上世紀90年代開始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力進入快速提升的階段。扣除價格因素之后，1991年至2005年期間的年平均增長率接近12%.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直接增加勞動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另一方面，由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速要高于職工工資，因此逐漸降低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也使得我國依然保持了人力成本的競爭優勢。

　　從各國的城鎮化水平來看，我國目前遠低于歐美發達國家，在新興市場當中也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見表3）。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今后的城鎮化進程還會保持相當的推進速度，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將會進入城市。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我國的城鎮化率在2030年將達到60.5%，遠高于2005年的水平。城市勞動人口對于經濟增長較強的推動力將逐漸體現出來。

　　由于勞動人口在“質”與“量”兩方面的提高，我國“人口紅利”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會越發明顯，這有利于我國整體經濟實現平穩、快速的增長。也只有在此基礎之上，居民增收，股市、房市的財富效應等對于消費的推動作用才能真正發揮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