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的秦帝國政權存在的時間為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嬴政萬世千秋的始皇夢僅做了15年，半路夭折。如果把秦帝國這個龐大的社會群落看成一個經濟體，那么從組織結構看，這相當于一個規模非常巨大的綜合性企業集團。它吞并六國的行為，與企業間的并購行為極為相似。

　　當資源充足的時候，兼并總是顯得過于容易，但是整合卻是個令人頭疼的難題。統一的秦帝國最終解體，秦始皇不僅沒能給家國天下的秦皇室子孫留下一個“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北逐匈奴，南拓五嶺”的超大型企業集團，連祖上遺留的偏居三秦一隅的秦公司，也最終被劉姓公司收入囊中。

　　顯赫一時的大秦企業集團，崩潰于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具體歷史時空下的戰略選擇常常包含了太多的不可把控的因素，那么可把控的，導致秦滅亡的人，其“不和”在哪兒呢？

　　原有管理層形成離心力

　　原有管理層如何處理，無論是杯酒釋兵權給功臣榮華富貴，還是俄羅斯休克療法保護撈取了巨大經濟利益的官員的既得利益，這都是涉及到企業能否平穩過渡的關鍵問題。對這些掌握著資源、有著較強活動能力的人，不能突然斬斷其利益。否則這些力量由于喪失利益心存不滿，必然蓄意破壞新的組織體系。

　　秦帝國對六國的整合，并不是建立在雙方和平達成共識的合作行為，而是近乎破產式的兼并重組，這類似于惡意收購，在這種收購中最受傷的是那些曾經的利益擁有者和舊體制內的管理者。

　　在大秦帝國內部大搞“自主創業”的，有相當一部分是在舊六國中擁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其中一部分人曾經從事過“高級管理”工作，甚至還有一部分人是舊六國的“產權所有者”，通俗的說法叫股東。這些昔日位高權重的六國舊貴族，在帝國組織的合并過程中，無一例外地因精簡管理崗位而被淘汰出局。是他們沒有工作能力？似乎又不盡然。

　　最有代表性的莫過于項梁、項羽叔侄倆，其他如稱過齊王的田儋，稱過趙王的趙歇等人，他們才是真正動搖帝國體制和權力根基的中堅力量。甚至許多草根出身而被擁戴為王的人身后，都有這些舊貴族的支持，如韓廣等人。

　　舊貴族的意圖非常明顯，那就是推翻秦帝國的統治，瓦解掉秦帝國的權力機構，將其分裂開，建立自己的權力機構，讓官府為自己服務，成為保障自己權益的工具。從戰爭的進程和結果上看，舊貴族的見識、政治視野的寬度、政治素養的高度、軍事行動的理解程度及對可利用資源的整合、組織能力，這些都是平民草根出身的謀反者不可比的。這些人，既得利益損失最大，反對并購的愿望最強烈，反對并購的能耐最強，他們通常構成并購的主要威脅力量。

　　在與政府軍對抗過程中，舊貴族組織起來的軍隊與平民組織起的軍隊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氣質和戰斗力，這點從歷史進程上就可以一覽無余：除少部分貴族率領的軍隊外，造反軍隊在政府軍面前幾乎不堪一擊。陳勝死后，純正的草根軍隊就已經徹底沒有了，至于剩下的反秦軍隊里，或多或少都有些舊六國貴族的影子在其中若隱若現。

　　在現代企業并購中，收購方通常要對被收購方管理層承諾不隨意調整管理團隊，授予他們股份和期權，甚至將他們提拔到收購方的高層任職，其目的都是為了并購初期的團隊穩定，以利于兼并整合順利進行。

　　但秦始皇一直未能將項羽等人放在合適的位置上，那么就避免不了他們把自己的能力向不利于企業發展的方向施展，他們的能力越大，給企業帶來的禍患就越大。六國的舊貴族，無不因舊管理系統的瓦解、政權的消失而喪失了自己大部分的優勢資源。在優勢資源的占有和掌控問題上，六國的舊貴族與秦帝國的利益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為了自身的利益，舊貴族理所當然地站到了秦帝國的對立面上，也成為了顛覆秦帝國政權的主力軍。

　　基層員工晉升通道被堵塞

　　國際資本兼并國內資產，為減少阻力并保持生產的連續性，通常的做法一是加薪，二是提拔一批基層員工。員工得到了實際的利益，于是很快從對舊主的眷戀中解脫出來，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但秦帝國沒有這樣做，陳勝、吳廣，出身佃農，是社會的最底層，按社會結構劃分，他們應該歸于被食利階層；按企業結構劃分，他們屬于企業內的基層工作者。沒有優勢資源，沒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也沒有除本職工作外的其他技能，但又不甘心在現階層內終老。他們一直在試圖尋找躋身更高一階層的機會,倘若早出生個三、四十年，尚可趕上秦征戰六國,憑借健康的體格搏一搏軍功，以期獲得爵位和封賞，使自己所處階層有所提高。

　　企業快速擴張時期，隨著企業的膨脹，組織架構的擴大，會有大量新生的管理崗位出現，相應地，就要有人進入到管理的角色中去。中國式企業的特點是，管理崗位的勞動強度較基層崗位偏低，而且經濟收益相對可觀，因此相當一部分基層員工有進入管理崗位的動力。

　　大秦帝國的一統天下，意味著大規模的快速擴張時期的終結。也就是說，未來將不會再有大批提供管理崗位的機會。用社會學的觀點來看，秦帝國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經固化。而當時的社會運轉機制，造就了社會底層和下層這個群體的人幾乎永遠不會再有階層躍遷的機會。這是他們痛苦的根本。

　　陳勝、吳廣實在無法找到晉升通道，而反對企業并購，或像中國式企業熱衷于分拆上市一樣，將現有企業集團分解成小公司就能增加新的管理崗位，揭竿而起就成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渠道。

　　從創業者的角度來說，陳勝與吳廣二人小有所成，然而受限于自身的素質和能力，他們沒能保住自己的創業成果。事實上，在歷史記載中，我們不曾看到陳、吳他們二人有何遠景目標或政治理想，從他們造反的出發點不難看出，他們對推翻大秦帝國的統治并沒有什么堅定的信念和意志，至多只想在其中撈一筆利益供個人享受而已。倘若條件合適，利益足夠，哪怕做山賊土匪，他們也會欣然前往，趨之若鶩。至于他們籌備謀反的舉措如魚腹丹書、篝火狐鳴等，則均屬雞鳴狗盜，是上不得臺面的小伎倆。

　　說到底，自比天鵝、大雁的陳勝，無非是惟恐天下不亂的文盲加流氓而已，其日后稱王時對待昔日故交的態度（僅僅因為些許冒犯，陳勝就對其毫不留情地進行誅殺），也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那時的他，早已將年輕時“茍富貴、勿相忘”的誓言忘在了腦后。

　　用企業的實際情況對比，再換一個角度去審視陳勝與吳廣，我們不難發現，在企業中，缺乏良好教育基礎的基層員工，未必沒有謀求更進一步發展的意圖，然而缺乏合適的引導和合適的晉升通道，將他們向上的良好意愿逼迫成了邪惡的行動。

　　基層員工必須在新的體制下看到希望，這包含兩點，一是現實的收入，二是個人發展、未來收入的前景。在企業“換主”的時候，新的管理層的介入，基層員工容易滋生被驅使甚至被拋棄的情緒。

　　如果這個時候讓員工看到自由晉升的制度設計，會極大程度地增加其主人翁意識，從而最大程度地調動其生產的積極性。

　　統一的企業文化沒能形成

　　對基層員工給予利益和希望，對原有管理層保護其既得利益，但這些都是兼并之初的救濟之舉。企業發展需要規矩和方圓，需要完善的一視同仁的制度框架。與此相對應的是共同的價值觀，即統一的企業文化，只有這樣，才能讓不管是基層還是管理層，都能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杰克•韋爾奇說過，一個企業里不能同時存在兩種文化，更毋論存在多種文化。然而不同的企業，不同的經濟體，因為經濟運轉方式的不同，所產生的文化也不同。當企業的合并行為產生后，無論怎樣進行資源重組，所固有的文化都不會憑空消失。理想的狀態，是隨著資源的整合，文化互相滲透，兼容并包。然而當兩個或數個文化間相抵觸的因子過多，那么必然會有一種文化成為主文化，而其余文化將妥協成為主文化的附庸。

　　幸好秦始皇對韋爾奇的判斷有先知，他在政治結構上廢除了分封制，在全國范圍內施行郡縣制；在文化上，統一了文字，以小篆為標準的官用文字；在經濟領域內，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然后，秦始皇推行了著名的“焚書坑儒”，除了史官所藏秦國史記以外，別國史記一概燒毀；除了博士官所藏圖書，私人所藏儒家經典和諸子書一概送官府燒毀。

　　可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事實上演變成李斯、扶蘇、胡亥、趙高等大秦企業集團高層派系傾軋的政治權謀，另一方面，并購形成的新的集團公司存活時間太短，秦始皇并未能對統一的企業文化進行推廣。按照理想的路徑，秦始皇在天下大局既定之后，就應該對舊貴族進行大規模文化鎮壓。這種成本低廉的統戰方式，在強大軍事威懾下，待殺得這些舊貴族萬馬齊喑、噤若寒蟬之后再施以恩惠，將其納入統一的財政供養體制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因遠離優勢物質資源，其非物質資源的力量會逐漸弱化消亡。尤其是經歷兩代甚至是三代人之后，一切優勢資源都與他們漸行漸遠，他們也習慣于沒有優勢資源的日子，妄圖顛覆政權的念頭自然會徹底根除。

　　建國初年，大秦集團動用行政手段將六國舊貴族及富豪遷移到首都咸陽，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瓦解掉舊貴族在當地的政治、經濟影響力。然而此舉做得并不夠徹底，并非所有的舊貴族都被納入控制范圍，仍然有為數眾多的舊貴族散居在咸陽外的其他地方，這些喪失既得利益的落魄者往往有機會聚集在一起，形成小團隊，構成對統一的企業文化的致命破壞。

　　沒有基層員工的擁護，沒有原管理層的支持，最后連統一的文化都沒有時間去培養，秦帝國的崩潰早已是命中注定。今天的企業并購千萬不能犯這樣簡單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