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布什從2001年年初人主白宮以后，特別是最近以來，曾不止一次地發表演說，表示要在美國重新恢復里根經濟學。然而，時過境遷，當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新形勢的變動下，要想把已經過時的里根經濟學，即供給經濟政策，重新抬上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位置，勢必比登天還難。

　　里根經濟學

　　眾所周知，所謂里根經濟學就是1981年里根就任美國總統時推行的以供給經濟學為主的一整套宏觀經濟政策，其中，以減稅和大幅增加政府開支，特別是國防開支最為突出。1981年初里根上臺后，他首先提出了“美國經濟復興綱領”，在這個經濟復興綱領中，為振興美國經濟，里根提出了五項戰略政策，即減稅、增加國防開支、平衡財政預算、抑制通貨膨脹和減少規章制度。其中，減稅和增加國防開支，又是兩項最為重要的內容。在減稅方面，里根政府試圖減少富有階層的稅收和削減企業中長期資本收益稅，達到刺激私人消費和企業投資之雙重目標，借以促使美國經濟實現復興。在增加國防開支方面，為了與前蘇聯實現軍事對抗，里根政府把軍費開支提高到較高水平，將軍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以往的4％提高到6％左右，并決定，在1981年-1985年間，共增加軍費高達16000億美元，平均每年高達3200億美元。1988年里根下臺后，1989年初老布什繼任美國總統，繼續推行里根政府以供給學派為代表的經濟政策。但因種種原因，里根和老布什實施的供給經濟政策，都沒有獲得預期效果。2001年初小布什就任美國新總統以來，為了盡快促使美國經濟走出衰退，當然也出于政治方面的考慮，千方百計試圖把里根經濟學，也就是供給學派經濟政策重新抬上主流經濟學的寶座。為此，小布什于2001年7月正式提出減稅法案，試圖通過減稅，在未來10年內，實現減稅達16000億美元的預期目標。后經與國會討價還價，2001年9月，最終國會與白宮達成了10年減稅13500億美元的折衷法案。布什政府認為，通過減稅不僅可以刺激私人消費，還可在較長時期內刺激投資，進而促進美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在布什提出減稅的同時，他還把政府開支，特別是大幅度增加軍費開支，提到重要日程。2002年初布什曾經許諾增加軍費開支，計劃在2002年-2012年的10個財政年度內年平均追加軍費450億美元。據統計，2000財政年度美國軍費開支達2620億美元，2001年度上升到2960億美元，2002年度軍費將高達3100億美元。布什提出增加軍費的真正目的，一方面在于促進經濟復蘇，另一方面還在于通過增加軍費，達到擴充美國軍事實力，繼續稱霸全球的最終目標。然而，當今早已不是80年代初的東西方冷戰舊時代，而是美、歐、日經濟科技競爭的新時代。更何況，里根經濟學本身也不全是供給經濟政策，而是供給經濟政策和需求經濟政策結合的產物。譬如，里根政府實施的減稅政策屬于供給經濟政策的范疇，但大幅增加軍費與其說是供給經濟政策，倒不如說是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政策。因為，凱恩斯早就主張，通過增加軍費刺激消費和投資，進而間接帶動經濟增長。又如，供給管理要求財政收入與財政開支大體實現均衡，即平衡財政預算。而需求政策則主張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即赤字財政預算。還有，供給經濟政策要求減少國家干預，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而需求管理則要求把國家干預始終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這樣一來，里根經濟學也絕非僅是單一供給經濟政策的必然產物。

　　當今西方國家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既不是單純的需求不足，也非純粹供給不足，而是需求過度，供給不足的結合，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宏觀經濟管理也只能是供給經濟政策與需求經濟政策的有機結合。縱然，所謂的里根經濟學也非單純的供給經濟政策，而是既有供給政策，也包含需求政策的大雜燴。毋庸置疑，當今西方經濟運行的政策取向乃是供給政策與需求政策相互融合的產物。

　　理論成因與實踐背景

　　供給政策與需求政策的結合之所以是當今西方經濟運行中經濟政策融合的必然趨勢，不僅有其深刻的理論成因，也有著必然的實踐背景。具體地說，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經濟學帶有極強的實用性質

　　一種經濟學說的流行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它可能在某個時期適合時代需要，進而為解決最為迫切的經濟問題服務。但是到了另外一個時期，這個經濟學說就有可能不符合時代的需要，這樣一來，它也就難以為解決最為迫切的經濟問題服務。這時就很有必要對這種經濟學說進行變革，使之符合時代發展和解決最迫切問題的需要。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前，作為西方經濟學主流學派的凱恩斯主義，由于戰后政府職能的擴展，國家干預和調節經濟的加強，因而凱恩斯主義適合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初期發展的需要。它所提出的一些經濟政策是能夠為當時的最為迫切的經濟問題服務的。然而，隨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政府勢必對國家干預經濟提出了新要求，為取代過時的干預政策，新的干預和調節措施必然需要盡快提出來，以符合時代和解決最為迫切問題之需要。因此，新的經濟政策的提出，既要求提高干預經濟的效率，同時也需要減少干預的某些弊端。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供給學派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張，正是符合了時代的要求，為解決新問題服務。所以，供給學派提出的包括減稅在內的某些政策，既考慮了提高干預經濟的效率，也避免了經濟管理的某些弊端。正是基于時代要求和為解決新問題服務，也就是實用主義的需要，才迫使凱恩斯主義對其實施的某些政策進行變革，否則，凱恩斯主義也就很難繼續生存下去。同樣，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特別是進人21世紀以來，鑒于全球金融動蕩的不斷出現，致使東亞、俄羅斯、阿根廷先后發生金融危機與動蕩，與此同時，由于受到近年來本國生產過剩以及全球金融動蕩的消極影響，日本、美國和歐盟三大經濟體也不同程度地發生了經濟衰退。面對全球金融動蕩和上述三大經濟體出現的經濟不振，供給學派無能為力，不得不重新求助于凱恩斯主義刺激需求的經濟政策。顯而易見，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政策，盡管在對付經濟“滯脹”上束手無策，但是在對付經濟衰退方面，還是卓有成效的。所以，迫于時代發展的需要以及為解決實際新問題服務，供給學派經濟政策改革迫在眉睫，否則，供給學派就會陷入重重困境。

　　（二）經濟政策實施的正負效應對經濟理論變革產生一定影響

　　從國家管理的職能進行考察，它主要通過經濟政策的實行體現出來，但任何一種經濟政策的實施，都會有正負兩個方面的效應。當實行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時，政府開支勢必自始至終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之上，否則，其刺激需求的效應就很難充分發揮出來，但事情往往有利也有弊。政府開支的高水平，在一定時期內會起到刺激需求的作用。這就是凱恩斯主義刺激需求政策的正面效應。然而，政府開支長期保持高水平，固然可在一定時期內刺激需求擴展，但久而久之，它的負面效應就會顯現出來，最終成為經濟滯脹的根源。不過，實行供給經濟政策，誠然，可在一定時期內，通過刺激供給，提高勞動生產率，進而有助于經濟發展。但是，長期實行供給經濟政策的結果卻是，靠減稅刺激投資反而達不到其預期目標。這樣一來，減稅的消極一面就會逐步顯現出來，從而最終不利于經濟發展。由于每一種經濟政策都會產生正負兩方面效應，因此，為推動經濟發展，客觀要求上述兩種經濟政策相互補充，兼收并蓄，只有這樣，方會達到經濟穩定增長的預期目的。

　　（三）經濟條件新變化的需要

　　應當強調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實際經濟運行的主要問題，已不是以前的單純需求不足，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需求過度和供給不足。在這種形勢下，凱恩斯主義刺激需求的國家管理理論和政策已經不合時宜。顯而易見，在新的經濟條件下，要抑制需求過度，不可能再簡單地運用過去的赤字財政政策和通貨膨脹政策。為了控制需求過度，必須大力壓縮政府支出，用抑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的辦法，嚴格控制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加劇。而要解決供給不足的問題，也不可單純依靠傳統的財政貨幣政策，還應該從微觀角度注重市場調節。通過市場競爭機制，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增加有效供給。這些都要求傳統的需求政策從宏觀和微觀結合的角度考慮，即實現宏觀調節的微觀化。面對新的形勢，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政策本身也在進行調整。在國家干預經濟方面，為防止干預過度，需求管理者吸取以往的教訓，注意吸收供給管理的某些合理內核，用以彌補自身的不足；在市場調節方面，需求管理者注重從宏觀管理的微觀化來考慮問題，運用稅收和價格手段進一步調動企業的生產和經營積極性。這樣說來，單純的需求管理者也開始注重市場調節。進入新世紀以來，凱恩斯主義需求政策自身的調整表明，它也在資本主義內部尋求國家管理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新機制。

　　同樣，近年供給經濟政策的制定者也在國家管理與市場調節的結合上下了不少功夫。如前所述，供給管理主張實行減稅并利用民間訂貨刺激供給，實際上，這也是一種國家干預。近年西方國家的經濟運行實踐還表明，供給經濟政策在強調增加供給的同時，為控制供給過度，他們也注意吸收了需求經濟管理的一些合理內容，進而從供給與需求結合的角度，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節。有必要指出，供給管理者盡管表面上強調市場調節，然而，在當代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今天，與其說供給管理單純強調市場調節，倒不如說，在新的經濟條件下，它們更加強調國家干預必須建立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目的在于尋求國家干預與市場調節的合理結合機制。

　　由于上個世紀90年代乃至21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經濟運行的經濟條件發生了新的變化，需求經濟政策與供給經濟政策都在進行自我改革，并相互吸收對方的合理部分以補充各自的不足。在國家干預方面，供給經濟政策吸收了需求經濟政策反周期措施的某些合理部分，并加進了供給方面的新內容，從而賦予傳統的反周期政策以新的內涵；在市場管理方面，需求經濟政策吸收了供給經濟政策中政府不插手企業內部經濟活動的某些內核，更加注重宏觀管理的微觀化措施。所以，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和供給學派的供給管理在理論與政策上的相互融合，為西方國家政府干預和市場調節的內在結合提供了理論政策依據，進而使得兩者的結合更加具有操作性。

　　發展趨向

　　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將仍然沿著需求政策與供給政策兼收并蓄的方向發展，所以作出這樣的估計，主要出于以下方面的考慮：

　　1、今后一段時期內，各國財政貨幣政策還看不出作出重大調整的動向。例如，僅從2000年-2002年進行考察，西方各國的財政赤字依然比較大。從中央政府財政收支余額占潛在的GDP比重看，在2000年-2002年期間，所有西方國家的中央政府財政收支余額占潛在GDP的比例依次為-0.3％、-0.3％、-0.1％。其中，在此期間，日本的這個數字依次是-7.5％、-6.2％、-5.0％；德國分別為-1.1％、-1.4％、-0.8％；法國分別是-1.1％、-1.0％、-1.0％；意大利分別是-0.7％、-0.5％。-0.1％。各國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盡管降幅大小不一，但總起來看，除少數國家外，大多數西方國家的中央政府都出現了財政赤字，況且，財政赤字數額都比較大。以美國為例，2001財政年度，聯邦政府財政盈余達2000多億美元，但是到了2002財政年度，布什政府因推行減稅和增加軍費等，致使2002年度前7個月的聯邦財政赤字（從2001年10月1日至2002年5月1日）一下子達到665億美元。估計到2002年9月30日截止的2002財政年度，聯邦財政赤字將超過1000億美元。美國財政赤字的死灰復燃表明，至少在近期內，除少數國家外，大多數西方國家的財政赤字還不大可能消失。進入21世紀后，各國的通貨膨脹率都較低，總起來說，不到3％。但這并不等于說，主要西方國家對控制通貨膨脹放松了。近年來，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一直密切關注通貨膨脹發展新動向。他一直認為，若通貨膨脹抬頭，就會對美國經濟造成重大打擊。歐盟國家也密切關注通貨膨脹發展新趨向。當2001年下半年，歐盟通貨膨脹有上升勢頭時，歐盟貨幣當局及時采取政策措施，以防止通貨膨脹率回升。財政赤字屬于刺激需求的內容，而抑制通貨膨脹則在于保障供給，它們的實施表明，需求與供給政策的兼收并蓄仍然是今后西方經濟政策的主要發展趨向。

　　2、在經濟衰退時期，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政策將發揮巨大威力。由于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房地產泡沫的出現，致使日本經濟于1991年以來陷入經濟衰退的深淵。10多年來，日本經濟一直不太景氣，始終沒有恢復起來。美國經濟在經過長達10年的經濟擴展后，按照周期規律，該國經濟被迫于2001年3月步入經濟衰退。因受到美、日經濟衰退及全球金融動蕩的影響，歐盟經濟也于2001年第四季度步入經濟衰退。因此，世界三大經濟體先后進入經濟衰退。估計近期內，西方國家經濟盡管可以走出衰退，但因受多種不利因素的制約，實現強勁復蘇的可能性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在經濟發展新時期，至少在減稅刺激消費和投資方面，供給經濟政策還可發揮較大的威力。但是，一旦出現經濟不振，供給政策則顯得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還得求助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政策。當前，包括西方國家和東亞國家在內的全球不少國家，都在運用凱恩斯主義的赤字財政政策和適度通貨膨脹政策來刺激經濟發展，重新走上經濟復興之路。所以，在21世紀前期的較長時期內，凱恩斯主義的需求政策還將在刺激經濟發展方面立下汗馬功勞。

　　3、金融風險依然存在。人們至今仍對1997年7月的東亞金融危機和1999年初的巴西金融動蕩記憶猶新，而2001年10月在阿根廷發生的債務危機，也是全球金融風險有所加大的必然反應。所有這些足以表明，金融風險不僅存在，而且，還在不斷加深。面對金融風險，西方國家從兩個方面力求把金融風險降到最低限度。一個方面是，注重運用財政貨幣等傳統需求政策來阻止金融風險的發生。譬如，當國外出現金融危機，所在國家資本外逃時，如何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把這些國家的資本吸收過來，便成為西方國家采取寬松的需求政策的主要理由。在1998年間，當時東亞金融危機正處于嚴重困難時期，而此時美國國內經濟出現疲軟，美聯儲及時抓住這一時機，迅速采取了降低利率的寬松金融政策。結果，美國經濟在1998年繼續保持了持續增長勢頭。還有，西方國家要建立健全的治理金融風險的體系，都離不開需求政策和供給政策的有效結合。與此同時，近年來，西方國家還加大了從微觀角度改革金融銀行制度力度。又如，面對近年來全球金融風險的加大，歐盟不少國家都加快了國有銀行私有化的步伐。其真正用意顯然是在減少國家干預的同時，把銀行推向市場，進而改變國家壟斷銀行的局面，這本身就是供給政策在發揮作用。毋庸置疑，如果說需求政策是國家加強干預的必然產物，那么，強化市場調節則是供給政策所要求的。所以，在防止金融風險方面，同樣要求需求與供給政策的密切結合。

　　4、加大外經貿反恐力度的需要。2001年“9·11”恐怖事件出現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紛紛采取了一系列反對恐怖主義的政策措施。這其中就體現了需求與供給政策的相互兼收并蓄。它在美國外經貿政策的反恐當頭上顯得十分突出。2001年“9·11”事件后，打擊恐怖主義，維護國家安全便成為美國政治議程的首要任務。圍繞反對恐怖主義，進入新世紀以后，美國調整了其對外經貿政策，主要特點不外是：

　　首先，加速推動貿易自由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扭轉“9·11”事件后美國國內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外交孤立主義的傾向。美國貿易談判代表不久前稱，恐怖主義選擇白宮和五角大樓和世貿中心作為襲擊目標，說明貿易與政治、軍事力量是美國在全球領導地位的源泉。因此，從貿易方面加強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是打擊恐怖活動的有效方法并可以發揚美國反恐斗爭的核心價值觀。布什政府認為，美經濟陷入短期衰退和世界經濟增長減速使得推進全球貿易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變得更為重要。布什在宣布自由競爭的好處時，除了堅持自由貿易可增加就業、提高工資、改善生活水平和促進自由、民主等外，十分強調自由貿易有助于減少貧困，加強美國國家安全。美國認為，生活貧困是對國際安全的最大威脅。因此，順利啟動新一輪世貿談判和加速貿易自由化進程將為遭受恐怖打擊的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復蘇奠定堅實基礎。

　　其次，對外貿易政策明顯以反恐立場劃線，對支持者給予貿易優惠，反之以貿易制裁。“9·11”事件后，美國商務部長埃文斯強調，貿易是爭取國際支持，全面打擊全球恐怖主義活動的有力工具。美國認為，凡是不同意與其合作進行反恐的國家，美國將對其進入該國的商品予以限制或者進行制裁。鑒于俄羅斯和巴基斯坦對美國在阿富汗打擊恐怖主義行動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因此，在今后幾年內，美國將把這兩個國家作為其對外貿易的優惠國來對待。布什政府主動提升與俄羅斯貿易關系，增加對該國的經濟援助。這說明，美俄經貿合作已擴展到安全、外交等領域。美國不僅千方百計拉俄進入WTO，還鼓勵國內公司開展對俄貿易投資，又促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俄增加貸款。美國總統在2001年10月底簽署了取消對巴基斯坦進行經濟制裁的法案，還促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巴提供5億美元低息貸款，以促使巴盡快渡過經濟難關。此外，美國還聯合歐盟、日本考慮減少巴基斯坦進口紡織品關稅，增加后者的進口配額。與此同時，美海外私人投資公司也恢復了對該國的投資業務，為美國企業向巴投資提供金融和政治等方面的風險擔保。

　　再次，在地區和多邊經貿組織中突出反恐議題，進一步促使各國落實反恐承諾，遵守聯合國反恐決議。2001年10月在中國上海召開的APEC會議上，與會國家既討論了加強亞太地區經濟貿易合作問題，還通過了各國反恐聯盟的相關聲明。美國主張，APEC各成員在海關、機場、港口、電信、能源等經濟部門加強反恐安全合作，還十分強調加強國際金融合作，切斷恐怖份子資金流通渠道；加強WTO和APEC工作機制，打擊洗錢等金融犯罪活動。據統計，在今后3年-5年間，全球將有幾十個國家或地區應美國要求凍結涉嫌與恐怖份子相關的資產。

　　最后，美國新出口管制法案（EA）中，重視商業利益與注重國家安全利益的兩派意見向后者的方向轉變。有鑒于此，美國出口管制工作將加強。在最近幾年期間，美國對外經貿政策將具有一定的短期性，它將隨著美國反恐軍事行動的發展而逐步發展變化，它對全球經貿形勢到底會產生多大影響，需進一步進行考察。

　　綜上所述，在未來時期內，美國將會把對外經貿與安全及軍事行動密切結合起來，這本身就是強化國家干預的具體體現，亦是需求政策加強的結果；與此同時，美國強調貿易投資自由化，主張市場多發揮其調節作用，也同樣是供給政策發揮積極影響的有力反映。只要今后反恐活動還在繼續，那么，需求與供給政策的融合趨勢就將會持續較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