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與現有國際經濟制度環境的適應情況

　　全球市場經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國際經濟組織、區域一體化組織初步建立起全球通行的國際市場規則和行為規范”。全球化以各國主動參與為原則，各國可以按照本國需要，控制經濟國際化的步伐。雖然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存在不合理之處，但在相關領域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公開透明的議事規則。經濟相互依賴的格局，客觀上要求各國經濟往來盡可能地建立在公平合理基礎之上。經濟全球化為中國經濟準備了市場，提供了資本、技術等稀缺要素，各種要素組合形成生產力，在短期內極大地提高我國經濟國際化發展水平。由于我國不是主導國家，在一些情況下可以采取“搭便車”的策略，由主導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

　　我們是本輪經濟全球化后來的、有著特殊歷史、地緣、意識形態背景的參與者，因此，全球化對我國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在發展方向方面，我國更多是順應全球化的要求，很少能夠按照本國的國家利益，扭轉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方向。在主導力量方面，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團體，都難以主導我國經濟國際化的主要內容及先后順序。在利益分配方面，全球化的主導國家是最大贏家，他們一方面通過傳統貿易和投資渠道獲取可觀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通過對國際金融領域的控制，以表面上最合理、最文明的方式攫取財富。

　　（一）相容的主要方面

　　1、國際貿易

　　我國主動順應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趨勢，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對外貿易，出口長期保持20%以上的增速，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總量擴張的同時，出口結構不斷優化，附加值不斷提高，傳統勞動力比較優勢得以發揮，新的比較優勢不斷形成。進口快速增長，大量國內短缺的技術裝備、中間產品，以及能礦資源產品的輸入，支撐國內工業化城鎮化進程迅速推進。

　　中國對外貿易在世界貿易中份額的急劇上升，沒有受到外部世界的強烈抵制。外部世界一直基本接受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沒有以此為借口強制實施貿易平衡措施。個別商品貿易領域雖然糾紛不斷，但此類商品貿易占中國總出口的比重非常有限。進口方面，迄今為止，能礦資源的輸入沒有受到嚴重制約。西方國家早期工業化過程中，通過“血與火”才能實現的商品輸出與原料輸入格局，如今可以通過市場途徑實現。

　　2、國際投資

　　外資經濟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了正面積極作用。國外資本、技術、市場與我國勞動力優勢結合后，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制造能力，有效提高了我國在全球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拉動了增長，緩解了國內就業矛盾。“外資與產業安全問題”、“利用外資還是為外資所利用命題”缺乏全面的事實支撐。

　　3、國際金融

　　布雷頓森林體系垮臺以來，在國際金融領域并無一個成文的、規制性的制度體系。開放競爭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特征。美元的地位并非法律授予，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各種貨幣都可以通過公開競爭提高貨幣國際地位。國際貨幣體系并不排斥匯率管制和匯率干預，各國擁有較為完整的匯率主權，各國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靈活調節資本項目開放。在國內金融市場開放方面，國內的金融審慎監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外資金融機構市場份額的過度膨脹。

　　4、國際合作及其它

　　傳統發達經濟體主導國際合作的能力已經大大下降。多邊合作框架基本穩定，各種區域及雙邊合作蓬勃發展，彼此兼容并蓄。我國可以在相對穩定的全球框架下，繼續采取類似增加在IMF投票權的方式，追求在多邊機構中權力份額的邊際提高，同時，尋求在雙邊區域合作領域更大突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主要國家進一步意識到以鄰為壑的政策最終將傷害到自身，這種經濟領域相互“摧毀”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國際協調機制的缺失。

　　（二）矛盾與沖突的方面

　　一是貿易領域的歧視和盤剝依然存在。一些國家視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在高技術產品、軍工出口方面對中國實施嚴格限制。國際能礦產品貿易客觀存在的寡頭壟斷局面，嚴重損害我國貿易利益。在中國具有競爭優勢的商品出口領域，貿易糾紛不斷，一些跨國公司通過對供應鏈的控制左右價格。

　　二是資本流入與流出之間存在明顯利差。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國高額順差局面，主要原因在于，我國通過生產環節積累起來的外匯資產，經過投資渠道回流發達經濟體。在此過程中，發達經濟體投資中國的資產收益率遠遠高于中國外匯儲備對發達國家主權債務的投資收益；發達國家就此實現“體內損失、體外補”。隨著債務危機的發展深化，各種債務硬性違約、通脹貶值等軟性違約的發生在所難免，我國通過生產環節積累起來的財富可能通過金融渠道付之東流。

　　三是中國對外自主直接資本輸出受到諸多方面限制。對外資本輸出是抑制進口能礦產品價格大幅波動、避免外匯資產實際價值損失、改變中外經濟關系格局的關鍵環節。有關國家恰恰是在這一領域對我國實施各方面限制。他們的策略是：通過新的規則限制主權財富基金的活動；通過本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加強對來自中國投資并購審核；制造“新殖民主義”國際輿論，造謠蠱惑；吸引中國采取間接投資方式納入他們的資本集團；通過戰爭手段改變國家關系格局，破壞中國資本在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

　　四是國際金融領域權力重新分配進程過于遲緩。按照目前我國在IMF等機構份額增加的節奏，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國不可能獲得與國家經濟實力相對應的權力。發達國家的目標是，不斷要求中國承擔相應的義務，如購買IMF債券，加入歐洲EFSF援助計劃，但不打算在權力框架方面做出實質性讓步。美歐主權債務危機期間，發達國家憑借其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的資產存量優勢，利用我國官方外匯資產規模龐大、資產結構調整困難的特點，拒絕推進實質意義上的財政經濟改革，依舊幻想通過債務貨幣化、重組等方式解決問題。

　　五是圍繞氣候變化等議題，試圖讓我國承擔超過本國發展階段的責任。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新問題，這一領域的研究仍在推進過程中，其中存在諸多不確定前景。發達國家以及一些國外非政府組織，避而不談傳統工業化國家在碳排放存量方面的歷史責任，要求我國承擔過多義務。與此同時，又在風能太陽能等節能環保產品貿易領域設置新的貿易壁壘，試圖阻礙中國相關產業進一步做大做強。

　　二、國際經濟秩序的發展趨勢與中國的角色

　　（一）國際經濟秩序的發展趨勢

　　目前的世界經濟體系、國際經濟制度，其依據的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原則；其所代表的主要是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化國家利益；其組織結構、議程安排，更多反映的是發達國家的意志。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演變充滿了不確定性，就任何重大問題，都有兩個以上截然相反的觀點。在很多情況下，國際經濟秩序的發展最終可能還是取決于國際政治秩序的演化。

　　未來十年，一般制成品的自由貿易將達到一個新水平；服務貿易、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將穩步推進。國際投資、尤其是直接投資的自由化趨勢不可逆轉，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吸引外資方面的政策競爭仍將延續。非經濟因素對重要資源性產品貿易的影響進一步上升。主要貨幣之間的貨幣合作遙遙無期；全球范圍內的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紙上談兵。資本以及特殊技能所有者將獲得更多的跨國自由往來權力，普通勞動力的國際流動仍將受到嚴格限制。

　　傳統的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劃分，越來越喪失對各國立場的解釋力。聯合國系統的國際經濟組織發揮作用的下降不可避免。主要國家積極探索區域以及雙邊合作的新途徑，各種類型的自由貿易區將不斷誕生。區域合作中的主導權問題是各方爭執的焦點。

　　（二）我國在國際經濟秩序變化中的角色

　　我國在東亞擁有傳統的政治經濟大國地位。當下中國距離歷史上鼎盛時期的地位，尚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核心是思想的缺乏。在經濟思想領域，國內外理論界對于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總結梳理尚處在幼稚的初級階段；即便是在歐美金融危機債務危機連綿不斷發生的情況下，也很少有人認為中國道路可參照、中國模式可效仿。在沒有全新經濟思想指導的情況下，只能在西方的經濟思想體系下，尊重現有國際經濟制度基本框架，憑借實實在在的商品與服務輸出入、資本流出入發揮影響力，引導外部環境向著有利于我國需要的方向發展。

　　未來十年，我們的訴求是有限的——在不斷發展變化的世界經濟權力格局中，反復爭取與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相對應的經濟權力；手段是平和的——在尊重基本原則與規范的前提下，通過改革具體規則、決策程序逐步推進，而非推倒重來；目標是內向的——謀求改善外部環境，最終是為了給內部的發展改革創造良好的條件。

　　三、謀求互利共贏戰略對策與戰略路徑

　　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階段，判斷外部經濟環境是否適合的基本依據，是能否有利于國內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對于對外經濟交往中的某些重大失衡，如果其在一定時期內仍有利于提高我國絕大多數人口的生活水平，有利于解決國內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深層次矛盾，則仍應在一定范圍內承受。

　　未來十年內，對存量財富爭奪的重要性可能大于對新財富創造的比拼。我國與傳統發達國家在金融領域中的矛盾可能激化，如果在這場新的較量中失敗，整個國家經濟在數十年間積累的財富可能煙消云散。

　　（一）在國際貿易領域繼續提倡市場化、國際化

　　市場化、國際化的大旗，應為我所用。應盡量利用全球化在國際治理方面的現有安排，維護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應該享有的利益和權利。應著力倡議消除能礦產品貿易領域的國際壟斷，推進這一領域貿易的市場化和自由化，通過長期貿易協議，鎖定供貨關系；逆周期市場操作建立更大規模儲備；將資本輸出與原料輸入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通過控制所有權保證獲得權，減少價格波動風險。

　　（二）國際直接領域

　　穩定現有國內外資政策基本框架，發揮國內區域間要素成本差異優勢，引導外資存量在境內實現梯度轉移，盡可能延長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境內的生命周期。增量外資方面，實現利用外資重點從“量”到“質”的根本性轉變，引導制造業外商投資結構升級，積極穩妥承接國際服務業轉移，提高服務業對外開放水平，建立健全基于國民待遇的內外資法律法規體系，更有效地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將擴大對外直接投資上升為國家戰略。放松對外投資管制，進一步下放審批權限，鼓勵金融機構多渠道為境外投資項目提供融資及相關金融服務。結合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地域特點，制定分行業、國別的境外投資規劃。調整外交工作重點，更好服務于國家各種類型的資本輸出。綜合采取包括軍事手段在內的各種措施，有效降低國別政治風險，維護在外企業、人員生命財產安全。

　　（三）國際金融領域

　　支持以SDR為樣板創設超主權儲備貨幣。同時積極推進人民幣的區域化國際化，采取貨幣互換承諾等手段支持中小貨幣與人民幣掛鉤。與IMF、世界銀行等機構開展更為廣泛深入合作，擴大我國持有的股權。大力推進各種類型的對外直接間接融資。建立一到兩家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官方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支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可持續發展。支持全球主要金融中心開展人民幣離岸業務。繼續通過實施審慎金融監管，有效管理境內外資金融機構。

　　（四）國際合作領域

　　我們在無需在創建一個秩序之前，先挑戰某種秩序。在全球多邊機制中，應尊重聯合國系統的傳統機構。區域性合作應成為中國參與構建國際經濟秩序的重點：一方面應采取更為進取的態度，不排斥任何一種新的倡議；另一方面，又要堅持我國在相關機制中擁有與經濟實力相對應的地位，如果某些國家“搭好架子、再邀請中國參加”，應予以拒絕。

　　（五）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

　　全球主要經濟板塊之間的宏觀政策協調不會取得值得關注的進展。我國應圍繞國內對外失衡的焦點問題，根據具體需要自主確定解決進程。綜合采取多種國內政策工具，爭取“十二五”期間，自主實現經常項目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實現資本項目國際收支逆差。到“十三五”，將官方持有的外匯儲備降至目前五分之一的水平。明確主張主要經濟體遵守類似馬約的赤字率債務負擔率等財政紀律，主要貨幣發行國遵守貨幣紀律和貨幣政策規則，防范發達國家通過軟違約方式掠奪我國存量財富的風險。抓住發達國家債務危機契機，要求債務國向債權國家提供更為多元化的投資環境和更為寬松的貿易環境和投資環境，建立基于實際購買力或實際資產的債務抵押擔保機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大幅提升財政穩健貨幣穩健國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既迫使發達國家讓渡份額，又避免新興經濟體之間無序競爭。

　　四、結論

　　目前的外部經濟環境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國內經濟制度基本適應，在主要領域不存在尖銳的、迫在眉睫的沖突，并不需要采取特殊的舉措、在短期內追求重大制度變革。同時也要看到現有體系不是按照我國的利益和意愿塑造的，它沒有為接受中國這樣規模龐大的經濟體做好準備。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內在矛盾在于，原來主導國家并沒有打算按照他們標榜的開放、自由、競爭原則，順應相對經濟實力地位的此消彼長，讓渡國際權利。未來相當長時期內，我國應采取的戰略仍然是現有國際經濟制度基本框架內，強調平等、開放、競爭的基本原則，憑借自身經濟實力增長，逐步增強在各領域的發言權。

　　國際貿易領域的目標是，充分發揮我國在不同階段的比較優勢，確保商品服務繼續能夠以合理的價格“出得去、進得來”；國際投資領域的目標是，在繼續優化外資流入政策的同時，為中國資本輸出創造良好的環境；國際金融領域的目標是，構建更加符合國際經濟金融實力對比實際的國際貨幣體系，多種方式推進本幣國際化；國際合作領域的目標是，維持現有全球合作格局，謀求全球共同應對一些人類共同面臨的重大問題和挑戰，追求在區域、雙邊合作中實現突破；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方面的目標是，尊重各國經濟政策主權，在充分考慮發展水平發展階段差異的前提下，通過有限協商，逐步推動全球經濟重大失衡問題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