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假發票地下經濟行為分析

　　4.1制造銷售環境分析

　　市場制造銷售管理是計劃和實施產品方案、價格方案、渠道方案、推銷方案，為滿足消費對象而創造交易實現的過程。市場制造銷售環境是與經營者有著直接或潛在關系的所有因素形成體系的總和。它具有強制性和不確定性，主要包括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內部環境是指經營者內部的關系和協調；外部環境是指在廣闊的社會環境中影響到一個行業和企業的各種因素，包括法律政策、經濟、社會文化、技術等幾個方面。這里主要分析外部環境，因為它對假發票制造銷售起著關鍵的制約作用。

　　4.1.1法律法規政策因素

　　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和變化，我國原有規范票據的相關法律政策相對滯后以及本身存在的瑕疵，在某種意義上對發票的違法犯罪行為已不能起到應有的警戒和震懾作用。目前關于發票的有關實體法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發票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程序法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簡稱《稅收征收管理法》）。

　　《發票管理辦法》是我國財政部制定的關于發票管理的專門規章，于1993年開始實施。涉及到對私自印制、偽造、倒買倒賣發票的違法處罰法則，其主要內容是稅務機關可對其處以1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但由于《發票管理辦法》對發票違章的性質沒有進行確切認定，對發票違章的份數、金額也未能較詳細地劃分幅度，在執行過程中容易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稅務機關對發票違法行為行政處罰的主觀隨意性較大，二是客觀上對嚴重的發票違法行為不能起到有效的打擊效果。

　　從制裁發票犯罪的《刑法》來看，《刑法》第209條規定非法出售普通發票的（不包括增值稅發票和可以用來抵扣進項稅額的普通發票），偽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偽造、擅自制造規定以外的其他發票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170條規定偽造貨幣的可判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可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是死刑，并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的罰金，或是沒收財產。可以看出，《刑法》中關于對普通發票犯罪的量刑標準較《刑法》中關于對制售假鈔犯罪的量刑標準明顯輕一個檔次，同時相對于制裁普通發票的犯罪量刑比制裁增值稅發票和可以用來抵扣進項稅額的普通發票犯罪量刑也要輕得多。另外，在司法實踐中對發票的犯罪處理并不是按發票金額作為標準，而是以假發票份數進行定罪，如非法制造行為的最低標準是25份，非法出售行為的最低標準是50份才追究刑事責任。

　　從稅務部門行使的日常管理職責看，《稅收征收管理法》只規定稅務機關有檢查權，而沒有搜查權。結果實踐中稅務機關只能對已發生后果的假發票進行處理，而對非經營者購買、保存假發票行為往往束手無策。

　　4.1.2經濟因素

　　國民經濟是一個復雜的體系，這里所說的經濟因素主要是針對假發票而言的相關因素，主要包括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經濟運行機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其他經濟現象。

　　從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到現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國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反映在生產關系結構方面，主要是形成了多種所有制成份并存的局面。原來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情況被打破，各種類型的合作企業、合資企業、合伙企業、私營企業、個體經營者共同出現在市場上，工資分配制度也由原來的年齡為主的平均分配改為按勞分配、按資分配、按風險分配等多種要素分配方式。就業制度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由原來國家計劃分配制度改為多種渠道就業制度、終身就業制度變為合同就業制度。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經濟領域中各種承包、租賃、股份合作形式多種多樣。企業間收購、兼并、分立、合并日益增多，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性質乃至跨國經營的各種經濟聯合體發展較快。企業組織形式和產權結構多樣化，經營方式更加靈活。但由于經濟體制改革未能全部到位，社會結構關系失衡，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明顯拉大，而社會保障體系尚未能夠建立健全，導致人們對經濟前景的預期比較悲觀。而目前法律法規不健全、執法有時也不能完全到位，致使市場經濟的運行秩序有些混亂，各種欺詐行為令人防不勝防。

　　隨著市場的不斷開放，物流管理水平不斷提升，企業間協作程度的加深，貨物品種更加豐富，稅務機關對貨物的監控難度加大。特別是近年來，以國際互聯網為媒介的商務活動正在全球范圍逐漸興起，網上交易的跨國性、流動性、無紙化操作的快捷等特征，使稅務管理難度加大。并且我國實行銀行開戶實名制時間還不長，現實經營中現金結算多、票據化程度低。導致對資金流的監控比較困難。所以目前稅務機關只得“盯牢”發票這一原始憑證，以強化稅源監控，減少稅收流失。這也是我國的稅收管理主要實行以票控稅制度的重要原因。

　　在人口方面，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就業已成為近13億人口大國的突出問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人口不斷地從農村涌入城市。我國城市人口的比例，1949年10.6%，1964年增至18%，1982年又增加至20%，目前非農人口已達五億以上。城市化進程使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流動人口急劇增加，失業半失業人數越來越多。在一些貧困地區很多人口沒有穩定的生活來源，在城市多數國有企業因冗員過多效益欠佳，大量地減員增效，而造成職工的下崗分流給再就業帶來很大壓力。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機械化水平不斷提高，勞動力得到巨大的解放，大量的富余勞動力涌入城市。這些缺少知識、缺乏技能的勞動力，在擇業方面“饑不擇食”，很樂意為制造銷售假發票的人員所雇傭。

　　4.1.3稅收管理因素

　　稅收宏觀管理存在著稅收初衷同依法治稅思想不一致的地方。我國從1988年開始提出“依法治稅”的治稅思想得到國務院認可，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總是時好時壞。這主要是因為“依法治稅”中的“法”的前提或載體沒有得到明確，即稅收的治稅思想中缺少對稅制改革總的指導思想的規范，從而導致稅收制度與實際管理相脫節。

　　同時稅收制度改革雖然較大幅度的提高稅制的科學性，但仍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這與改革指導思想“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合理分權”的要求還存在較大差距。而且，在實際稅收執行過程中，存在著偏離“依法治稅”的治稅思想。比如，稅收計劃與稅收制度相矛盾，計劃重于法律，稅收計劃的強化、稅法剛度的弱化等情況，減弱了稅收制度體現的公平性、科學性，基層稅務部門為難以合法完成上級下達的征稅任務而苦不堪言。

　　特別是我國從1994年開始實行增值稅稅制后，征收范圍主要確定在農林牧漁業、采掘業、制造業、電力煤氣自來水生產制造業、批發零售貿易等五個行業。實施十年來，增值稅無論是從類型或課稅環節的選擇上，還是從適用稅率的運用上，均與國際上增值稅的通行做法不相符，也與我國發展變化了的客觀經濟環境不適應。特別是中國加入了WTO，現行的稅收制度與WTO原則的要求之間明顯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及其發展的新動向也對現行增值稅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在呼吁改革和完善增值稅稅制。

　　4.1.4發票管理現狀

　　國家嚴密控制發票的印、領、用、存、銷等各環節，這只是努力將發票上的不規范甚至非法的做法限制在一個可以接受的范圍內，盡最大可能堵住比較大的管理缺口，并不能確保不會出現發票失控的情況。事實上，管制后的發票管理還將面對新的違規。而且，越是存在管制的地方，越是存在“商機”、“走私”現象，總是與國家的過分偏重、過分壟斷、過分限制密切相關的。也就是說由稅務機關監制的合法發票既然不輕易得到，或者這種得到往往意味著相對數額的稅收付出或貨幣付出，那么一個制售假發票的產業就會應運而生；既然有些發票可以注明稅款并到稅務機關抵扣，則虛開發票便成為一些投機取巧人的一種追求；既然某些出口商品，可以得到國家退稅，虛假購買出口商品、形成交易事實而得到相應的發票，也成為不少“聰明人”的選擇。由于人們能夠拿著虛構或“擴大”了的消費憑證達到多報銷的目的，發票就可以成為一個碩大的生利空間——即使是在國家嚴格的稅收管理體制之下。同時由于沒有一個有效的反饋機制，違章處理不及時，造成普通發票使用非常混亂；稅務機關對發票管理偏嚴，使業戶購買發票的要求較高。同時，由于稅務機關在一些地域或一定的行業實行所謂發票和核定定額“雙軌制”征收方式，從某種角度來說也默認不開銷售發票行為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這種行為的蔓延。另外，由于稅務機構分設成國稅部門和地稅部門，而這兩個部門之間沒有及時信息傳遞和溝通。比如非增值稅領域如建筑安裝、交通運輸、餐飲娛樂等行業由地稅部門管理，國稅部門鞭長莫及。如建筑安裝行業是工業建材的終結環節，其交納增值稅的建筑安裝材料在工程造價中占絕大比重。稅務管轄權的劃分后，國地稅兩個部門工作協調不夠，也成為不少不規范發票成為偷逃大量稅收的“防空洞”的一個重要原因。

　　由此看來，發票方面的違規操作（也包括一些稅務人員徇私舞弊），居然可以營造出一個衍生暴利的地下經濟城堡。即使在國家統一運用發票管理權之后，那些傳統的發票作弊花招，比如大頭小尾、協商開具的發票、憑空捏造的發票仍然大行其道。所以，在缺少誠信的社會空間里，發票各種作弊現象常常防不勝防。

　　4.1.4.1普通發票及其管理存在的弊端

　　目前稅務部門對普通發票管理，在不少方面侵害了納稅人的合法權利：一是發票的統一設計過于呆板，往往不能反映企業的經營特點。一般情況下只保留少數手工填寫式發票，不能滿足企業的實際需要。二是印制方面過于機械，給企業帶來了許多的不便。如將賓館住宿、打字復印、社會服務行業都改為定額發票，納稅人發生一筆經濟業務往往需要幾張發票還拼湊不齊需要的金額。如果企業根據自己經濟業務的需要申請印制發票，又往往不容易得到審批，這使得納稅人在使用發票過程中既增加成本，又增加了財務管理難度。三是發票領用不僅費用較高，而且領用手續繁瑣復雜。一些稅務機關為了加強稅收控管，在領用發票時，要求納稅人根據領用定額發票金額的一定比例交納保證金或預繳稅款，而交納的比例遠遠高于該行業應納稅稅率。同時，實行以票控稅、預交稅款后，稅務機關往往就放松了事后管理，導致其他經濟行為的混亂。四是代開發票環節極不規范。有的地方納稅人向稅務機關申請代開發票時，只須按照票面填開的金額繳納稅款，即可隨意開具。因此一些單位送禮、濫發獎金等無法取得合法票據的行為在交納了一定金額的“稅款”后就可以通過合法途徑列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經濟管理秩序。五是一些稅務機關經常以加強稅收征管為由隨意更換新版，以至于有時發票剛啟用就不得不按規定作廢，這不但損害了納稅人的利益，也浪費了社會資源。

　　4.1.4.2增值稅發票及其管理制度的弊端

　　在發票注明稅款用于抵扣的增值稅制度下，如果開具發票和接受發票的人合謀虛開發票以謀取國家稅收利益并相互分享，這就導致雙方非法謀利的同時讓國家的利益受得損害。在信用體制還沒有完善的前提下，增值稅注明稅款進行抵扣的制度無異于給了某些人以“反向征稅”的可能性，這給一些投機的人產生預期超額利潤的欲望：一張小小的發票就和人民幣一樣值錢，甚至還遠遠超過人民幣的價值，為什么不能“一勞永逸”呢？。所以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強大誘惑會使不少利欲熏心的人鋌而走險。而嚴厲的法律，則會讓他們為自己的不法行動付出很大的代價。這是中國大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在增加了稅收成本和社會成本的同時，也讓人們冒險一搏的制度性原因。這就讓人們去推敲增值稅發票制度本身的意義：是因為發票被賦予了類似鈔票的功能，所以不應該抵扣的稅款就成為那些投機取巧者取得高額收入的可能。反映在發票領域，圍繞著發票是開還是不開、真開還是假開、用合法票據還是用非法票據等問題，稅務局與納稅人之間不斷地進行著拉鋸式對壘，呈現明顯的博弈狀態。

　　目前發票由稅務部門管理也存在著相當的弊端或不足：一是管理成本太高。當對一般發票的管理還沒有取得足夠理性和豐富的管理經驗時，增值稅發票這種具有特別意義的發票品種（一方面是因為它賦予發票以準稅票的功能，一方面是因為它賦予了發票以準貨幣的功能，這都會大大增加發票管理的難度）的出現，使中國的稅收破天荒地產生了“負稅”的可能（理論上說，當進項大于銷項時，國家就應該“付稅”給納稅人），這使得虛開發票、制售假發票成為一個可以大大謀利的行當，縱使設置了強硬的“必殺令”也擋不住非法納稅人用發票來謀取暴利的強烈欲望。而且，當法律設計了迎合人們的冒險沖動、讓以身試法者遭遇了越來越多死刑的條款時，這項法律也就成了足夠明顯的“誘殺罪”。同時國家在增值稅發票管理上投入了與增值稅收入不相配比的監督力量，比如金稅工程，并因為這種投入而減少引發更多的管理問題和社會問題。實際上這與稅務機關介入發票管理而不能取得較好的成效是同一結論的。增值稅作為一個在世界范圍內被證明為屬性較好的稅種，在進入中國后因為稅務當局的個性設計和中國“信用環境”的不盡如人意，最終正逐漸成為一種“惡稅”。雖然在中國，我們積累了足夠的“以票控稅”或“以票管稅”的經驗，但過分倚重于這種管理經驗也是會影響稅收管理工作的開展。另外一個弊端就是，由于稅務機關介入了發票的設計、印、領、用、存、繳銷、檢查，而壓制、挫傷企業的積極性，同進來自企業又高于企業的同業公會的作用，也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稅務機關介入發票管理后，因管理能力和責任心等多方面因素，管理上也會出現松懈的情況。考慮諸多的因素，我國的增值稅設計上最后采用專用發票的管理方式，稅務機關也在專用發票管理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鶎佣悇諜C關被繁瑣的征管方式所束縛而削弱了對納稅人的管理；納稅人面對如此復雜的交稅程序也無所適從，加重了負擔。即使如此，由于增值稅稅基管理與會計核算脫節，發票管理與賬簿檢查相脫節，加上現行“金稅工程”的局限性，增值稅管理的效果并不理想，虛開、代開專用發票和資金體外循環、收入不入賬的現象嚴重，導致“零稅負”、低申報的納稅大戶大量存在，增值稅稅基受到嚴重侵蝕。

　　4.1.5社會文化因素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國民追求的理想人格。是每一個正直的公民自然而然、理所當然的內心要求和道德規范，更是每一個公民或生產單位賴以生存發展的起碼條件?？鬃又鲝堊鋈艘\信無欺，把“信”作為立身之本，認為“人無信不立”。然而，歷史發展到今天，如何使“誠信”走出道德教誨層面，使之真正成為一個人或一家企業在社會立足的根基，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話題。現在社會有一些人熱衷造假：虛報浮夸捏造假政績、購買假文憑提升學歷、假冒偽劣商品充斥市場、編造假話假數字來欺騙領導和群眾、東拼西拼寫作假論文，考試請“槍手”等等，形成了一種特定的造假文化氛圍。多數守法群眾“事不關已，高高掛起”，只要不涉及到個人切身利益，對周圍的一些違法犯罪行為視而不見。這種群體心理客觀上縱容了造假販假分子?？梢哉f，誠信如果僅是一種道德的“自律”，而不進入社會的信用評估系統，不成為一種“他律”，必將成為空泛的道德說教。其后果，只能產生更多的說謊者，最后連堅守誠信的人也不得不放棄道德的底線。

　　現在我國提倡誠信納稅，就是在“法律是合理且善的”這一假設下要求納稅人及時足額履行稅收義務。假發票會造成稅收課稅依據的失真，而使稅收與征納信用關系大打折扣，導致以發票作為信用手段進行的控稅使命無法順利實現。假發票直接傷害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從而加大了經濟交易的審視、監督、維護成本，間接或直接損害了國家、社會利益。如果以稅法規定作為合同，那么發票管理上的任何一項違法行為都可以理解成對國家的失信，同時發票還關聯著購銷關系、服務關系等各種關系。這些關系蘊含著商業交往、委托代理、行政管理等各種社會現象問題。因此，以發票為媒介，許多人達成了一種以法律、以常規或者是以道德為文本的合約。如果有人不按規定執行，就會產生嚴重的信任危機。

　　實際上假發票最終使用者主要實施對消費者個人、單位和國家的欺騙。通過利用假發票，規避了對客戶的應有承諾；向報銷本不存在或本不應該報銷的支出，騙取、貪污單位錢財，它的性質是不勞而獲；甚至利用假發票多列支出、隱瞞收入以減輕稅收義務；更有甚者，通過虛構交易事實、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未曾真正負擔的稅款來達到騙稅的目的，實質上是通過對國家稅收資源的侵占而獲利。

　　4.1.6技術環境因素

　　傳統發票采用的防偽措施，主要是在印刷過程中使用防偽專用紙張和油墨并套印發票專用章，而對印刷的技術設備水平要求較低。一般印刷企業如能取得發票專用材料都能印制?，F階段我國在發票防偽專用紙張和油墨銷售管理上存在漏洞，私刻章印行為失控，使得制假者能夠輕易取得發票專用材料；加工印刷技術水平要求低，制假分子能夠輕易地印制出足以亂真的假發票。目前印制發票的生產工具主要有電腦、掃描儀、圓盤機、打印機、膠印機、曬圖機、切紙機，技術含量較高的工具有激光印刷機，以及一些進口的設備。由于機器設備的差異，印制發票的質量就會有很大的差別。某些國有印刷廠的改制、轉型，印刷設備的國外引進以及其他原因，使得不法分子通過各種不法途徑擁有技術含量不等的設備，為制造販賣假發票提供了物質條件。發票的防偽措施主要由標志發票的防偽技術含量的防偽紙和防偽油墨組成，這兩種防偽技術目前已難以構成造假的防線。在國內很多地區的印刷紙張市場上，普通發票的防偽熒光油墨輕易就能買到，防偽紙、號碼機的規格型號多種多樣可供挑選，而不法分子對防偽紙也有一些帶水紋的簡便做法。

　　目前稅務部門還沒有建立檢查發票真假的性能穩定、快捷的檢驗系統。有些地方對于發票真假的查詢，只有通過發票號碼和發票印制批文號才能進行，因此企業財務人員有時很難用肉眼準確判斷該發票的真實性，即使取得假發票也未必知道。稅務機關通過協查發現是假發票時，一般以“不按規定取得發票的行為”進行行政處罰，因而對“用假”者不能起到有效的打擊。

　　4.2心理預期分析

　　經濟成本是指資源進行交換所做出的犧牲，常用機會成本來衡量的。一種資源的機會成本就是把這種資源從另外使用方案中吸引過來的成本。經濟收益是建立在實物資本基礎之上的，強調收益是企業所有財富的增加，是在實物資本保持前提下企業本期可以消費的最大金額。假發票交易得以實現，其關鍵因素是供需雙方心理對成本收益對比的預期總和。

　　4.2.1假發票銷售者成本收益心理預期的對比分析

　　有位經濟學家曾經這樣說過：100%的利潤就可以讓它鋌而走險，300%的暴利就能讓它踐踏人世間一切法律。假發票違法分子受利益驅動，置國家法律于不顧，大肆制售假發票最根本的原因是對暴利的瘋狂追逐。其成本構成包括直接成本、機會成本和處罰成本三個方面。直接成本是指在實施不法行為過程中必需的生產成本，包括作案工具、私刻公章、材料、經費、假冒標識等直接開支。機會成本是指不進行違法經營活動，而以同等投入通過合法途徑所能謀取的收益。處罰成本是指不法行為被查處而發生沒收非法所得、罰款以及受到刑罰而付出的代價。

　　而收益和成本往往具有不確定性。在造假販假行為發生前，不法分子會預先進行“效益”評估和“可行性”研究，當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的情況下，其不法行為就可能發生，用數學模型來描繪：

　　Rn＝Es－Cs＞0

　　Rn表示預期凈收益，Es表示預期收益，Cs表示預期成本

　　Rn可以作為計量造假誘惑力的指標。Rn越大，供給方的造假誘惑力就越強。即預期收益越大，預期成本越小，其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公式中預期收益雖是變量，但它是不法分子的自我估價，一般總盡可能的大，以便“值得”作為。所以，抑制假發票供給的重點是增加供給預期成本上，直到大于預期收益，使不法分子因預期成本太大而認為不必制造銷售假票。而不法行為只要實際發生，無論其收益如何，其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都會成為無可改變的既定量，只有懲罰成本是個未知的變量。因此，懲罰成本既是決定不法行為發生與否的關鍵性因素，也是抑制假發票供給的重點。不法行為實施取得收益后，如果沒有被查獲，懲罰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查獲，懲罰成本就成為法定懲罰成本。所以，制假販假行為被抓獲的可能性大?。ú樘幝剩┖头ǘ☉土P成本大小，才是預期成本的兩個決定性因素?？捎脭祵W模型來表達：

　　Cs＝C1＋C2＋F×X

　　Cs表示預期懲罰成本，C1表示直接成本（定量），C2表示機會成本（定量），F表示法定懲罰成本力度（變量），X表示破案率（變量）。

　　這說明，不法行為發生的可能性，與法定懲罰成本的大小、查處率的高低成反比，即法定懲罰成本越大，查處率越高，造假販假的風險就越大，供給成本就越高，該行為發生的概率就越低。

　　其中法定懲罰成本有效率，等于法定懲罰成本力度與查處率的乘積。目前我國假發票現象之所以屢禁不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法定懲罰成本有效率比較低，即打擊假發票的法定懲罰成本力度和查處率都不夠高。

　　設假發票的供給函數為S（Q），則S（Q）是預期凈收益和其他非經濟影響變量的函數。以Z表示其他非經濟影響變量，則有：

　　S（Q）=f（Rn，Z）

　　在其他條件給定的情況下，制造銷售假發票的預期收益越大，預期凈收益就越大，供給量就越大，即供給量與其預期收益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在其他條件給定的情況下，制造銷售假發票的預期成本越小，預期凈收益就越大，造假供給量就越大。

　　4.2.2假發票需求者成本收益心理預期的對比分析

　　假票制售泛濫的根源在于其市場需求，而其最終用戶——假發票需求者根本目的同樣是對非法利益的追求，其行為的產生與否取決于需求者對造假結果的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的權衡結果。

　　4.2.2.1假發票需求者的預期收益

　　需求者對假發票需求的預期收益主要表現為經濟利益的獲得。假發票帶來的利益對個體戶和私營企業而言，就會憑空增加成本、而減少利潤，最后達到偷逃國家稅金的目的；對一些實權派或實權派小團體來說，會實現“轉移支付”，即將國家財政資金轉移到小金庫或個人錢袋中去。

　　Ed= Ly×（1-P）

　　其中：Ed表示預期收益，Ly表示假發票帶來的利益，P為被發現的預期概率（下同）。P的高低取決于監督制度的完善程度，制度越完善，P值就越高。

　　上式表明，如果假票使用產生的利益既定時，被發現的概率越小，它為需求者帶來的預期收益就越大；被查處的概率越大，它為需求者帶來的預期收益就越小。

　　4.2.2.2假發票需求者的預期成本

　　需求者的預期成本表現為購買假票的費用支出與受到的懲罰成本兩者相加。

　　Cd＝F+CF×P

　　其中：Cd表示預期成本，F表示費用，即取得假發票所發生的支出，主要是購買假票的支出。CF表示懲罰，主要指購買（或接受）假發票被發現而受到的罰款以及受到其他行政處罰或刑法處罰產生預期損失。

　　如果CF1表示罰款，Ls表示處分、判刑帶來的預期損失，Ld表示力度系數，那么有公式如下：

　　CF=CF1+Ls×Ld

　　由于處分、判刑等懲罰手段產生的預期損失不僅是經濟上的，還有精神、政治、社會地位等方面的損失，要將這些因素精確地量化并分析對需求者做出決策的影響是很難的，因而公式引入力度系數的概念。力度系數是個人對各種處分和判刑給自己帶來的利益損失的判斷。在給定的時點上，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對給定的處分或判刑，對當事人而言，該系數是一個模糊的量。

　　可見，需求者的預期成本取決于費用、罰款、處分和判刑的量以及假發票被查處的預期概率（P）。這些變量的值越高，預期成本就越高。

　　4.2.2.3假發票需求者的預期凈收益

　　如果Y表示預期凈收益，Ed表示預期收益，Cd表示預期成本，即得出：

　　Y= Ed－Cd

　　若假發票的需求函數為D（Q），則D（Q）是預期凈收益和其他非經濟影響變量的函數。以X表示其他非經濟影響變量，則有：

　　D（Q）=f（Y，X）=f{（Ed－Cd），X}

　　在給定X的條件下，預期凈收益越大，對假發票的需求量就越大。給定其他變量，預期收益越高，需求量就越大，假發票需求量與其預期收益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給定其他變量，預期成本越低，需求量也就越大。因此，對于需求者而言，只要造假的預期收益高于預期成本，即預期凈收益為正值，需求者就有“博弈”的理由和沖動。特別是對一些實權派或實權派小團體來說，存在著假發票所獲收益和所付成本的不對稱：即假發票的費用不是由其個人支付的（即使被罰，其損失往往也不由個人承擔），但所獲收益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歸個人享用，或直接占有利用假發票而獲得的物質利益，或可以幫助提高社會地位和職位。由于這種不對稱性，這部分需求者個人的預期成本（Cd1）會大大低于Cd.如果用Cd1表示預期成本，Y1表示預期凈收益，Ed表示預期收益，用其預期凈收益變為：

　　Y1= Ed－Cd1

　　若上述需求函數D（Q）變為D（Q1），則有：

　　D（Q1）=f（Y1，X）=f{（Ed－Cd1），X}

　　實權派或實權派小團體在擁有權力的條件下，其對假發票需求的個人預期成本一般要低于其他類型造假的預期成本。因此，如果其他條件相同，Y1會大大高于Y，這就是假發票屢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說一些貪污挪用等職務犯罪時常伴隨著假發票的大量使用。

　　4.3銷售方案分析

　　銷售方案是對市場銷售活動過程中帶有規律性和普遍意義的原理、概念、方法的運用。假發票的生產銷售人員在了解分析市場銷售環境、探索市場銷售規律的基礎上，規劃和制定市場銷售方案，以期占領市場、拓寬市場，滿足消費者需求，實現兜售目的，以求得非法高額收益。假發票的生產、銷售首先緣于市場需求的存在，造假販假者不斷研究銷售環境，實施相應的銷售方案。

　　4.3.1消費對象

　　市場銷售方案是以消費對象為中心，圍繞著消費對象周圍的是采用各種銷售手段，即銷售方案組合。市場銷售管理工作都必須以消費對象為中心，通過調查研究，了解和滿足消費對象的需要，更好地為消費對象服務。根據消費對象，做出某種方案設計，這是銷售方案的核心。假發票經營者經過調查研究，確定假發票消費對象是一些特定的消費者人群，主要包括群體消費和個體消費兩方面。群體消費有：（1）私營股份有限性質的企業單位。某些企業特別是合伙和私營企業，為了少交個人所得稅或企業所得稅，通過假票形成虛假支出增大成本，要求職工用假發票來報賬；某些需要改制或正在進行改制的企事業單位，大肆購買以前年度的假發票，來增加改制成本，達到國有資產流失到少數股東或管理者個人腰包的目的。（2）某些國有大中型企業及行政事業單位，特別是擁有公共消費或財政經費撥款的單位，利用車輛維修、工程建設等類型的假發票截留資金形成“小金庫”，進行違規支出，逃避審計。有的給上級和關系戶“公關”，成為行賄基金；有的用于本單位濫發錢物、公款旅游、變相私分等方面。個體消費有：（1）實權派人物或實權派小團體。用假發票來支付吃喝玩樂及高消費娛樂活動乃至行賄方面的花銷；有貪污公款，用假發票直接抵沖賬面開支?；蛘咝F體成員集體發放現金福利等。（2）特殊性質的人員，主要是一些出差人員。他們利用假發票來報銷一些不存在的餐飲、住宿、交通費等“合理”消費。因此，在現實生活中“明白發票”有時會不受歡迎。

　　網上有篇文章揭示如下：第一次大規模推出打印發票的杭州出租車，因為發票內容真實明了而遭到了不少消費者的拒絕。杭州大眾出租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車牌號碼為浙AT6142的出租車司機次日向公司反映，由于裝了打印計價器，在當地一家大型娛樂場所金碧輝煌的門口，當晚連續五次被顧客拒絕乘車而要求拆除打印計價器。一位乘客道明了原因：由于把發票的時間、地點、公里數打印得清清楚楚，單位會計無法入賬。而世界著名的大型零售超市麥德龍在寧波、杭州等地開出分店時，同樣因為假發票而露出尷尬，其特制的“發票流水賬”一度把不少購買的大客戶拒之門外，這是因為麥德龍在發票上不僅打印了明確的購物時間和地點，而且還打印購買商品的名目、單價和折扣率。雖然國外零售企業使用發票比較規范，有利于企業內部管理，但由于它讓企事業集體采購的經辦人在報銷上無法獲取個人私利，失去了不少生意。另外，一些錢財來路不正的人通過開辦公司來洗錢，錢一頭進來，另一頭便出去，雖然能夠繳納稅收，但財務上留下的“窟窿”必須依靠大量的假發票來“填充”。浙江省稅務部門某位負責人解釋，正因為如今社會上有大量“不明不白”的需求，假發票才會有市場，才能受到廣泛的歡迎。

　　4.3.2假發票的銷售方案組合分析

　　所謂銷售方案組合，也就是企業的綜合權衡形成的各種銷售方案總和，即企業針對消費對象的需要對自己可控制的各種銷售因素（主要有產品、價格、渠道和推銷幾個方面等）的多重組合和綜合應用，使之協調配合，揚長避短，以取得更大的經濟收益。假發票經濟考慮自身經濟利益，反社會效益。假發票銷售者在市場銷售中著重考慮產品方案、價格方案、渠道方案和推銷方案。

　　4.3.2.1產品方案

　　產品是交換活動的基礎，經營者同市場的關系是通過產品來聯接的。經營者確定銷售方案組合，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提供什么樣的產品和服務滿足于何種市場需求，也就是說首先要解決產品方案問題。可見，產品方案是方案組合的出發點，其他三種方案（即價格、渠道、推銷方案）都是以產品方案為基礎和前提的。

　　目前地下市場上提供的假發票產品品種繁多、種類齊全。1、從適用的行業上看，有旅店業、飲食業、鐵路運輸專用發票、建筑安裝統一發票、商業零售專用發票、公路客運、廣告旅社專用發票、機動車沖洗定額發票、出租汽車發票以及一些財政性票據，應有盡有；2、從式樣上看，有定額、填開、剪貼式、卷筒式。半成品也廣泛供應；3、從是否加蓋章印來看，可以根據顧客要求提供。而加蓋的假印章包括當地知名企業發票專用章、財務公章；4、從時間跨度看。各種假票的新舊版本一應俱全。一方面，新開辟的式樣很快會被仿制；另一方面，為滿足某些企業軋平以前年度賬目的需求，早被稅務機關明令繳銷了的舊版發票照有供應；5、從假發票印制質量看，表現得參差不齊，有的制作粗糙，有的很精細。

　　4.3.2.2價格方案

　　價格是市場銷售方案組合中一個十分敏感、十分活躍的因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價格對市場商品供求和消費者購買行為有著重要的影響，同時價格還是一種重要的競爭手段，競爭者之間對產品價格的變化特別敏感，適當的價格能夠有效地提高產品的競爭能力和市場占有率。因此，價格策略是市場銷售方案組合決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經營者市場銷售方案組合的其他因素有重要的影響。

　　假發票的價格取決于成本與需求。成本主要由制作成本和風險成本兩大塊構成，其中風險成本所占比例更大。其市場需求制約于相關部門的打擊力度，取決于使用假發票的風險成本與獲利比較。由于制造、使用假發票最終以偷逃國家稅款為目的，其制作成本非常低，定價總體便宜。其風險成本由制造、銷售、使用諸環節被查處的概率及處罰度構成，受其影響，銷售價格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有所升降。一般采取差別價格，不同顧客同樣的產品要支付不同的金額，或者按照不同產品式樣確定不同的價格。

　　4.3.2.3渠道方案

　　由于生產者同消費者（或用戶）之間存在著時間、地點、數量和所有權等方面的差異和矛盾，那么僅有適銷對路產品和適當的價格，不一定就能打開市場。所以還必須通過適當的渠道，才能順利實現產品從生產者到消費者（或用戶）的轉移。

　　假發票制造銷售人員特別注重渠道方案的選擇，他們的經營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1、設點銷售。在城市繁華地段，特別是車站、地鐵、碼頭、商場、娛樂場所等人流量密集的地方，可以經常看到有人在倒賣發票。特別是向外地車輛或游人兜售。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造假者開始運用直接（或直復）銷售方式，例如電話銷售。2、上門推銷。假票制造銷售人員常先以飲食服務業作為突破口，主動上門去推銷假票。那些剛剛做好開門營業準備、但尚未購買發票的三產單位就成為上門推銷的首選對象。所以，賓館、餐飲、商業服務企業成為使用假票的重災區。3、半路伏擊。在稅務機關辦公地點前或稅務機關委托其他部門進行開票的地方，半路上常常出現“李鬼”，截住開票人，以“收入壓力大”、降低對方稅率為引誘，騙取納稅人開假發票。4、等客上門。某些零售商店在銷售小商品的同時，兼營銷售假發票業務或聯系代開假票業務。有的設立固定攤點，成立所謂勞動服務公司、信息服務公司，公開辦理開具假票的業務。

　　4.3.2.4推銷方案

　　制訂產品的推銷方案，是銷售方案組合的又一重要部分。通過推銷，及時有效地將產品或勞務的信息傳送給消費對象，溝通生產者、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系，刺激消費者的欲望和興趣，進而滿足其需要，促使其實現購買行為。

　　假發票經營者常常通過提供快捷的信息、便利的供貨方式、虛假的有關“證明”來實施推銷方案。1、以廣告宣傳。自己或雇請他人在公交車站、戶外廣告欄、天橋、電話亭等公共場所噴涂傳呼機、手機號碼；公開或半公開地在人口聚集處散發和張貼印有傳呼機、手機號碼與“承辦各種證件、印章”的傳單；直接或間接向行人和游客傳播假票銷售信息。2、以“真票”作誘餌。利用假身份證注冊公司，從稅務部門領取真票，或者購買遺失、盜用發票，進行真票假開，或者真票摻和假票進行混合使用。一些納稅人通過注冊“三無”公司（無人員、無場所、無資金）來套購倒賣發票。3、以“關系”為“招牌”。聲稱與稅務部門的有關人員熟悉，能代開到稅率較低的各種發票。4、以“完稅證明”進行欺騙。不法分子有時通過繳納小額稅款獲得完稅證后，用特殊的涂料除去字跡，然后用電腦打印出已交納稅種、金額作為“完稅證”騙取顧客的信任。5、提供其他形式的服務。有時提供賬戶、發票專用章，來吸引一些規模較小或零星業務的包工頭或無營業執照的經營個體，達到少繳稅或少繳有關管理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