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轉型經濟中，與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對經濟起飛的直接推動作用是有限的。貨幣政策到底應該起什么樣的作用？或者說，在經濟轉型和起飛中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什么？為了達到貨幣政策的目標，我國的貨幣當局應采取什么樣的管理措施？本文將就這些問題作一些探討。

　　一、貨幣理論中的一些誤區

　　新貨幣的創造基本上有兩種途徑：一種是有償，一種是無償。然而，在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下，任何新貨幣的獲得都不是沒有代價的，它們無一不是通過某種資產的轉型機制，如負債的增加或手中其它債券的減少等，得以實現的。如果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看到貨幣的供給在很大程度上是內生的，即貨幣供給的增加是由經濟社會內部因生產和流通的需要而產生的對貨幣的需求所決定。①換句話說，中央銀行不能隨心所欲地控制貨幣的供給，盡管它可以通過利率等改變貨幣供給的成本，并進而影響經濟。貨幣供給的這種內生性決定了貨幣政策不可能作為推動整個經濟起飛的主要政策措施。

　　遺憾的是，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貨幣理論通常把貨幣的創造看成似“直升飛機撒錢”。這一形象比喻出自于該類理論的奠基者，貨幣主義大師和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

　　現在理論界（包括西方主流學派）似乎存在著一種談“貨”色變的感覺。認為貨幣供給的增加（如大于實際GDP的增加時）必然會帶來通貨膨脹。特別是當中央銀行為彌補財政赤字而發行貨幣時，這種思維就更為主導。事實上這種思維忽略了貨幣影響的傳導機制。其實，貨幣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仍然是通過影響總需求而實現的。當人們手中擁有更多貨幣時，他們就可能對商品的購買形成更多的需求。此時，如果供給跟不上，通貨膨脹就可能產生。相反地，當人們手中擁有更多貨幣以后，不形成新的購買需求卻把它們儲存起來，于是，這樣的新貨幣不可能增加需求，當然也就不可能引發通貨膨脹。這也同時說明弗里德曼的貨幣恒等式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至少在中國是如此）。因此，在一般情況下，控制總需求和總供給的關系仍是控制通貨膨脹的根本之道。

　　然而，我們無論如何仍然必須警惕，在任何一個時點上，人們手中所擁有的貨幣，其所形成的購買力都遠遠大于該時點上社會所能提供的商品總量。這同時意味著通貨膨脹的危險無時無刻不在我們的身邊。這就如同表面平靜的活火山，隨時可能噴發。而當人們手中所擁有的貨幣越多，這座火山蓄積的能量就越多，其所形成的潛在危險性就越大。當然要使這潛在的危險成為實在，必須由某種機制所觸發。值得注意的是，當中央銀行持續不斷地通過發行貨幣來彌補政府的財政赤字時，同樣可能造成人們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并進而引起惡性的通貨膨脹。南美國家七八十年代的例子大都是出于這一原因。

　　預期可以說是影響經濟的重大因素，當一種具有非積極作用的預期成為普遍時，它對經濟所造成的殺傷力應該是無與倫比的。而事實上人們的預期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通常受他人和媒體等的引導。因此，保持經濟的穩定，維護人民對政府及國家經濟未來的信心乃是經濟起飛必不可少的條件。

　　二、經濟轉型時期貨幣政策的目標

　　在經濟轉型時期，貨幣政策的唯一目標應該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這里所說的貨幣幣值的穩定具有兩個方面的含義：（1）國內價格的穩定。例如，通貨膨脹的目標可定在0.5％，上下浮動不超過－1％～2％；（2）匯率的穩定。

　　由于貨幣的供給本身具有內生性，因此貨幣政策的目標不可能包括推動經濟增長和促進充分就業。此外，一個較為理想的物價水平（或通貨膨脹率）本身也意味著在現有經濟結構條件下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一種較為理想的平衡。就一個開放型的經濟社會來講，匯率的穩定也是必不可少的，它能減少外商對中國進行貿易和投資的風險和交易成本。總之，在經濟轉型時期，貨幣政策的宗旨在于為一個不斷求變、求新的社會提供一個穩定和安全的經濟環境。

　　值得一提的是，對一個發達的經濟大國，如美國來講，穩定匯率從來沒有被列入貨幣當局的政策目標之中。其理由是這一任務已經被他們的貿易伙伴國的貨幣當局完成了。然而中國的經濟地位還沒有達到這樣一個大國水平，因此穩定匯率必然是中國貨幣政策的目標之一。相反，由于歐元的出現，歐共體中的國家也無需再把穩定匯率作為貨幣政策的目標了

　　三、貨幣政策的目標管理

　　在確定了貨幣政策目標以后，需要考察的是，貨幣當局應采取什么樣的手段和工具以實現貨幣政策的目標。我們把這一任務稱之為貨幣政策的目標管理。

　　一個有效的目標管理體系必須首先設計好規則。規則的作用在于當目標發生偏離時，當局知道應采取什么樣的措施進行糾正。在西方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當局所能采取的直接手段（或工具）無非有三種：公開市場業務、調整準備金率和改變貼現率。由于這三項手段不能直接影響貨幣政策的目標（如通貨膨脹等）而必須通過多種中介途徑，因此貨幣當局在進行貨幣政策的目標管理時，通常會選擇一中間目標（或指標）進行調控。目前主要的中間目標有兩種：一種是貨幣供應量指標，另一種是利率（如同業間拆借利率）指標。例如，假定貨幣當局選擇貨幣供應量指標為中間目標，則當發生通貨膨脹的偏離時，中央銀行就下調貨幣供應量指標。而為了達到這一中間目標，中央銀行可采用貨幣政策三大工具中任何一項。通常情況下，人們把以貨幣供應量指標為中間目標的貨幣政策的目標管理規則稱之為貨幣供給規則（Mon-eySupplyRule），而把以利率為中間目標的管理規則稱為利率規則（InterestRateRule）。

　　研究表明，利率規則在實現貨幣政策的目標上比貨幣供給規則更為有效。目前已成為西方發達國家主要的貨幣政策目標管理規則。最后，還需要說明的是，以上規則的設定只是針對通貨膨脹這一唯一的貨幣政策目標的，當貨幣政策的目標也同時包括穩定匯率時，相應的規則研究則非常少見。這當然是因為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目標并不包括穩定匯率。

　　所謂雙“規”齊下是指貨幣供給規則和利率規則的同時使用，而對信貸量、利率和外匯的直接管制顯然是由傳統的計劃經濟所留下的陰影。由此我們看到，中國的貨幣政策目標和中介目標能完成得如此出色，乃是因為中國的貨幣當局采用了幾乎是無所不用、“兼收并蓄”的目標管理方法。

　　然而更為緊迫的是，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五年以后，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將全面開放。由于外資銀行的介入，傳統的計劃管制方法也將失去其現有的作用。而留給我們的似乎只有三大工具。因此，我國貨幣政策的目標管理任務將變得更為艱巨，而這也將是我們亟待研究的一個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