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金融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有人把金融比作當今社會經濟體系中的“神經中樞”，牽一發而動全身；也有人把金融比作“雙刃劍”，既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又可以導致經濟崩潰。金融監管已經成了金融這個現代經濟“神經中樞”的“安全閥門”。無論是世界范圍頻頻發生的金融危機的警示，還是我國目前金融領域的現狀，都使得加強金融監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成為當務之急。本專題將從銀監會成立這3年以來所走過的“道路”，來猜想中國銀行業的將來。1929年開始于美國的經濟大蕭條，第一次引起了世人對金融監管的關注。

　　對于金融市場監督管理的目的，世界各國都十分相近。從宏觀經濟角度看，是為了保證金融市場機制，進而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轉，以高效、發達的金融制度推動經濟的穩定發展。從金融市場的本身看，是為了限制和消除一切不利于市場運行的因素，如各種非法交易、投機活動、欺詐手段等行為，以維持市場價格的相對穩定，保障市場參與者的正當權益，保證市場在具有足夠的深度、廣度、彈性基礎上穩步進行。

　　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成分復雜，為了維護公平、公正、公開、健康的市場秩序，使金融市場在規范的軌道上運作，就需要一定的監督管理。金融市場帶有不定期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這樣就需要進行監督和管理，需要進行必要的引導、干預和調控。同時，金融市場的監督管理也是政府調節和管理國民經濟的重要內容之一。

　　公共監管理論認為，金融業是外部效應和信息不對稱性均十分突出的公共行業，因而需要政府管制。我國最初的金融監管工作是由央行來執行的，但隨著和國際接軌，要求央行制定貨幣政策的職能加強，因此，央行的監管職能被獨立出來，而銀監會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產生的。

　　1、監管之箭：嚴格管理資本充足率

　　“銀監會元年”四條主線：第一條主線是涉及資本充足率、風險評級和并表監管等框架性法規陸續出臺；第二條主線是對銀監會自身的機構設置和銀監法規建設加速進行；第三條主線是對銀行不良資產的分類、檢測和考核辦法的細化與實施；第四條主線是對國有、外資和專業金融機構從風險角度權衡之后，進行治理整頓或市場準入。

　　“會試”

　　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曾告訴一位對新增不良貸款憂心忡忡的國外銀行家：“你可以安心地喝你杯子里的酒。”作為銀行業監管層的管理者，劉明康有非常明確的戰略，那就是要建立一個富有活力和彈性的銀行產業，“使全社會的信貸文化都可以建立起來，這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們真正在乎的事。”

　　盡管今年一季度銀行信貸大增引發業界擔心，但劉明康表示，雖偏快，但總體上基本合理。他自信的首要因素即是“資本充足率的嚴格管理”。

　　劉明康和他的同事們應該為三年來的工作績效而欣慰。在2003年年初，資本充足率能夠達到全球標準的國內商業銀行的資產占全部銀行資產的比例只有0.56%，但是到2005年年末這一比例已達75%左右。劉明康相信這一比例到今年年底還將提高到80%左右。

　　銀行業監管者們發現，通過資本約束等審慎監管手段解決銀行貸款盲目增長的問題，比通過行政手段解決效果更好。

　　商業銀行已經充分認識到資本對資產擴張的約束作用，采取多種措施調整風險資產的增長，特別是要減少對高風險借款人或高風險投資項目的擴張。到2005年末，國內主要商業銀行所有者權益達到1.1萬億元，增長了24.5%；所有者權益增長首次超過了貸款、資產、存款增長。這是我國銀行業不曾有過的巨大進步。

　　見證了中國金融改革絕大部分進程、參與起草了很多文件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就此評價：中國銀監會從成立到現在時間不長，但已經在銀行業的指導、監管、改革和發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壓力

　　銀監會國際部副主任羅平很坦率地說：“如果說中國某些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不能達標的話，這可以說是對銀監會能力的挑戰。”

　　去年9月，當建行躊躇滿志準備公開招股、中行為完成引資作最后的談判、工行也在為成立股份公司進行最后的籌備之際，劉明康卻在一次會議上告誡他們，銀監會對億元以上大客戶的持續監測發現，部分集團客戶的資本運作方式給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帶來很大風險，容易引發信用風險方面的案件。

　　即便是在國有銀行股改的關鍵時期，劉明康強化銀行資本約束的既定理念沒有動搖，他在這次會議上表示，銀監會將督促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強資本約束，制止可能出現的盲目擴張。

　　在劉明康看來，作為監管者，沒有必要評價哪個銀行好或哪個不好。只要銀行有足夠的資本充足率和覆蓋貸款損失的能力，不管今后面臨什么困難，銀監會都可以比較輕松地監管銀行系統。

　　對商業銀行的資本監管始于兩年前，其時銀監會下發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銀監會要求商業銀行在2007年達到資本充足率8%、核心資本充足率4%的硬指標。當時，他向到他辦公室的每一位來訪者嚴肅地陳述這一自上而下的改革計劃。他期望處于監管下的銀行都嚴格執行這一計劃。

　　銀監會當然也懂得雪中送炭，鑒于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已經基本用足次級債限額，需要進一步補充資本渠道有限的實際，銀監會半年前順應資本監管的國際趨勢，推出混合資本債券這一巴塞爾協議認可的附屬資本重要補充手段，為商業銀行開辟了補充附屬資本、提高資本充足率的新渠道。

　　這與銀監會成立之初即確立的明確、強硬和務實的風格有關。在2003年5月29日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劉明康承諾說：“從現在開始到今年年底，我相信每個月都會有好消息。”之后的一系列重要監管規章逐月出臺，體現了銀監會進行銀行業改革任務之艱巨和緊迫。

　　金融學家鐘偉將“銀監會元年”概括為四條主線：第一條主線是涉及資本充足率、風險評級和并表監管等框架性法規陸續出臺；第二條主線是對銀監會自身的機構設置和銀監法規建設加速進行；第三條主線是對銀行不良資產的分類、檢測和考核辦法的細化與實施；第四條主線是對國有、外資和專業金融機構從風險角度權衡之后，進行治理整頓或市場準入。

　　衡量

　　成立三年的銀監會已因努力打造銀行業而贏得了贊譽。

　　但劉明康也在去年9月的銀行業案件專項治理工作會議上尖銳地指出，由于一些銀行業機構未認真執行銀監會關于防范操作風險的13條制度，致使今年以來的新案發案率仍然較高。這類會議銀監會至今已經接連召開了9次。

　　銀監會副主席蔣定之于最近的一次案件專項治理會議上以不點名方式批評了部分國有商業銀行，認為它們對案件專項治理工作思想認識還未真正到位，經營指導思想不夠端正，內部建設存在薄弱環節，基層基礎工作比較脆弱。案件反彈的壓力仍然很大。

　　劉明康此前認為，案件高發，一則是因為舊體制的弊端以及當前復雜的社會矛盾、較差的社會信用環境、不良的銀行傳統文化等多種因素相互交織與作用的結果；二則是商業銀行自身管理體制不完善，基本制度執行不力、內控制度不落實和對基層機構特別是對機構負責人管控不到位造成的。“在中國銀行業歷史上，銀行首次有了衡量分行表現的工具。這一次我們說，‘必須用經過風險調整后的資本回報率，或者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這些標準，來衡量你的表現。’”

　　2、SOCB再造：“三個前綴”領思路

　　“引制”使得銀監會近期在國有股份制銀行推廣廣義公司治理成為可能，經濟學家談論公司治理結構時是指關于公司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即企業組織方式、控制機制和利益分配的所有安排。

　　劉明康在部署今年第二季度工作重點時，在銀行業改革前面一連加了三個前綴——“突出重點、狠抓落實、堅定不移”，依次做好中行、工行重組上市前和上市過程中的相關監管工作。

　　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同時下發的《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公司治理及相關監管指引》在此前的名稱是《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改革與監管指引》，這一細微變化彰顯了其監管對象的最終定位。

　　“在2003年就開始推進的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過程中，我們采取了財政稅收等一系列的支持。這項工作隨著財務重組的基本結束，也就告一段落。”劉明康告訴記者，“今后他們的發展，將完全基于其他市場經營者同樣待遇的基礎上，（跟其他經營者）進行平等的運營和競爭。”

　　改革前傳

　　保羅·格蒂曾經評論說：“如果你欠銀行100美元，那是你的問題；如果你欠銀行1億美元，那是銀行的問題。”相信了解三家國有銀行股改決策過程的人士，都會體會這句話的分量。

　　對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第一次注資出現在1998年。當時，財政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補充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從理論上計算四家銀行平均資本充足率應該達到8%.但真實情況是，按當時標準，資本充足率僅達到4.6%，到2003年又下降到4.28%；如采取審慎的做法扣除全部貸款損失，則更低。

　　“易”與“本”

　　這一現實改變了決策層在股改論證階段的初步設想——橫向推進，同時起步，消化四家銀行主要依靠財政資源，由財政直接沖銷或提供擔保。于是，決策層確定了新的思路，即先易后難，標本兼治。“易”是選擇條件相對較好的銀行率先試點，“本”就是公司治理。他們對兩家試點銀行的評價是：中行資金較為充裕、建行資產質量較高。

　　于是在2003年底選擇中行、建行進行股份制改革試點，并動用450億美元外匯儲備注資，希望借此從根本上改革國有商業銀行體制。

　　稍前由央行、財政部、銀監會等相關部委組成的國有商業銀行股改領導小組，其簡單分工是：央行主要負責注資等財務問題，包括協調財政、工商等部門，研究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壞賬解決和資本金補充等；銀監會主要負責國有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證監會則負責上市問題。隨之成立匯金公司。

　　匯金一位高層向《第一財經日報》一語釋之：“當初成立匯金公司，是為了更有效地體現產權明晰和推進公司治理。”

　　劉明康評價說：“只有在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的基礎上，國家財政才不可能再為商業銀行的經營虧損去埋單，否則就有悖于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和原則。”

　　思路演進

　　當然，隨著股改的演進，國家埋單的思路也在變化，工行的損失類貸款就并不由公共資金沖銷，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經營利潤逐步核銷，匯金公司150億美元的注資只是幫助其把資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爾協議規定的8%的及格線。

　　工行董事長姜建清曾對這段時期評價稱：“工行的利潤就會像一座浮出水面的冰山——撥備前的大部分利潤都體現為賬面利潤，而現在反映的賬面利潤僅僅是冰山一角。”

　　然而，相對于注資、財務重組的風平浪靜，引資特別是中行的引資可謂一波三折。

　　在淡馬錫入股中行受阻事件后，銀監會適時推出了對戰略投資者的五個要求，目的就是盡可能減少境外的戰略投資者投機獲利的機會。

　　如銀監會副主席蔣定之所言，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政策設計和目標導向不是為了“引資”而是“引智”、“引制”。

　　“引制”使得銀監會近期在國有股份制銀行推廣廣義公司治理成為可能，經濟學家談論公司治理結構時，狹義地講是指公司董事會的職能、結構、股東的權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廣義地講是指關于公司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即企業組織方式、控制機制和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機構、制度和文化的安排。

　　銀監會為此制定了十大“律條”，顯然它為如何監管一批大型公眾銀行“心中有譜”。

　　3、開放的力量

　　“在引進戰略投資者的問題上，我們在政策上對中資和外資是平等對待的。”蔣定之如是表態。監管層在尊重市場選擇的前提下，把握兩條原則：第一，任何投資人不能借入股銀行業機構從事關聯交易；第二，堅持所有權與經營權適度分離并嚴格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只有有經驗的專業人士才適宜擔任銀行業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

　　再過一月有余，中國金融業的第一份白皮書——《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白皮書》將問世。北京的外國銀行家們正在四處打聽這份宏偉規劃藍圖的細節。他們清楚，這是一份中國銀行業“以開放推動改革”的基本改革路徑和模式的完全版。

　　距離銀行業全面開放還有半年多的時間，銀監會將借此闡述它的對外開放戰略。《第一財經日報》了解到它會傳達一個主旨：盡量統一中外資銀行的監管政策和要求、構建平等競爭氛圍。

　　一位銀監會官員表示，考慮到全球化時代資本自由流動的大趨勢，按照銀行資本的國別或所有制屬性區別對待，其結果可能是得不償失。但國際上的成功經驗表明，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可能需要保持中資銀行在整個銀行業中的主導地位。對于外資銀行，主要是加強審慎監管。

　　去年底，劉明康在銀監會黨校的一個進修班開學典禮上就表示，要密切關注和深入研究有關銀行業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性問題。

　　現實是在外資不斷進入中國銀行業的情況下，外資銀行的進入路徑已從大規模在華開設分支機構自主經營轉向購買并持有中國境內銀行機構的股份。

　　銀監會副主席蔣定之介紹了這種開放的力量產生的圖景：從參股中資銀行的前后變化看，境外戰略投資者，在改進中資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機制方面，在引入先進的績效與成本管理模式方面，在促進經營方式與盈利增長模式方面，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但“在引進戰略投資者的問題上，我們在政策上對中資和外資是平等對待的”，蔣定之如是表態。他話鋒一轉，監管層在尊重市場選擇的前提下，把握兩條原則：第一，任何投資人不能借入股銀行業機構從事關聯交易；第二，堅持所有權與經營權適度分離并嚴格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只有有經驗的專業人士才適宜擔任銀行業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

　　這樣，目前對境內金融機構展開“參股風暴”的主力軍仍是境外投資者，其中外資銀行正在以多元化融入中國金融體系。

　　“國外投資者早已被中國的金融市場和大量的個人儲蓄所吸引，下一步外資投資的重點將是城市商業銀行。”中央匯金公司總經理謝平日前表示。

　　當然，銀監會也很希望外資青睞股份制商業銀行，從它新近公布的《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中可見一斑，規定設立股份制商業銀行時，發起人股東中應當包括合格的境外戰略投資者。當然，境外機構需要遵循長期持股、優化治理、業務合作、競爭回避的原則。

　　但是，銀行改革中的“絕對控股”原則究竟是針對所有商業銀行還是僅僅指向大型銀行，本報記者從監管層聽到的兩種說法前后有所不同，業界希望能從《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白皮書》中得到明確的回答。

　　4、整肅積弊的執著與沉著

　　高層已經認識到了產生國有銀行積弊的原因，一個是產權原因，一個是體制原因。前者所要解決的是所有者缺位和內部人控制問題；后者則重在制度建設，打破長期存在于國有銀行內部的官僚體制，以建立嚴格科學的風險控制、內部審計和權責明晰的激勵制度等。

　　2006年3月，中國銀行黑龍江分行雙鴨山四馬路支行爆出一起內外勾結的票據詐騙大案，聯想到就在去年年初，中國銀行黑龍江省分行發生的“高山案”，輿論為之嘩然，但是令民眾稍稍感到放心的是，這起窩案，正是因為該銀行在案發不久前進行的一次支行行長之間的輪崗，才使該案犯罪嫌疑人露出原形。

　　這應該是制度建設整肅行業積弊所取得的一個最為人稱道的成績，案件暴露不僅讓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對國有銀行實施徹底改革的緊迫性，也更加讓人們認識到制度建設對整肅行業積弊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