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關稅減讓，是指WTO締約方根據互惠互利原則，對貨物貿易免征超過其已商定的普直達稅部分的份額。

　　關稅減讓，在過去44年關貿總協定發展史中，歷經8屆多邊貿易談判，自始至終是談判的中心議題。WTO繼承了GATT宗旨，在未來的多邊貿易談判中，關稅減讓仍然是舉世矚目的主題。了解、掌握、運用有關方面的內容，對于即將“入世”的我國，對于我國各類企業（包括國有、民營、內資、合資或合作、獨資企業）的運營及發展，都至關重要。

　　關稅減讓在實踐中是通過“減讓表”付諸實施的。關貿總協定“第二條減讓表”作出了一環扣一環的嚴密規定，并為世貿組織協定所繼承，茲筆錄于下：第二條第1款（甲）規定：“一締約國對其他締約國貿易所給的待遇，不得低于本協定所附這一締約國的有關減讓表中有關部分所列的待遇。”第1款（乙）規定：“一締約國領土的產品如在另一締約國減讓表第一部分列名，當這種產品輸入到這一減讓表所適用的領土時，應依照減讓表的規定、條件或限制，對它免征超過減讓表所列的普直達稅。”第1款（丙）規定：“一締約國領土產品如在另一締約國減讓表的第二部分內列名，當這種產品輸入到達一減讓表所適用的領土，按照本協定第一條可以享受優惠待遇時，應依照減讓表的規定、條件或限制，對它免征超過減讓表所列的普直達稅。”

　　在歷屆多邊貿易談判中，關稅減讓的談判方式和計算方法，經歷了一個漸進的科學化過程，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傳統的“產品對產品”談判方式，亦稱初級談判方式。1947－1962年前5屆談判均采用這一方式。談判締約方就產品有選擇地逐項談判，雙邊各提交“索要清單”和“提供清單”，討價還價達成互惠，編制產生“關稅減讓表”，按照“最惠國待遇原則”無條件、自動地適用于全體締約方。雙邊談判，多邊適用，是這一方式的特點。

　　第二種，現代多邊談判方式。即協商一個公式，按公式“全面減稅”，也稱“全面直線減稅”方式，為后3屆談判所廣泛采用。主要有3個計算公式可供選擇：

　　直接減稅公式：

　　y＝1.5X＋50

　　式中，X為原稅率，y為減稅幅度，規定最大減稅幅度為60％，由美國提出。該式不能使高關稅大幅降低，有利于高關稅國家或關稅差別較大的商品群。

　　協調關稅公式：

　　y＝X.4次

　　式中，X為原稅率，y為減稅后的新稅率。假定原稅率為10％，第一次降低10％，降至9％；第二次降低9％，降至8.1％；共4次可降至6.95％。稅率越高，降稅越多，達到協調關稅之目的。該式只適用于工業品。

　　瑞士公式：

　　Z＝A.X／（A＋X）

　　式中，X為原稅率，Z為減稅后的新稅率，系數A為固定參數，系數越小，減稅越多，符合“高稅多減，低稅少減”的協調稅率要求，受到普遍歡迎。但瑞士公式在應用時，各締約方都采取有利于本國、減稅幅度較小的參數和稅率作為討價還價的一種策略來使用，這是該式不盡科學之處。后來，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日本對瑞士公式作了修正，固定參數A由談判雙方自己掌握，任意選擇，但減稅統一，目標減幅為33％，減稅產品范圍原則上無例外。

　　迄今為止，“產品對產品”談判方式，在農產品、紡織品、服裝等所謂“敏感產品”談判中仍然適用。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關稅減讓也是一柄雙刃劍，它可以替你切東西，也可以切你。在關稅減讓的背后，無不滲透著強者的意志，弱者的屈從。

　　關稅減讓作為一種工具，被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成為其攫取國際資源和獲利的手段，尤以美國為甚。1930－1932年，美國為了轉嫁至今猶令人談虎色變的世界經濟大危機，頒布實施了一部高關稅法案——《霍利——斯穆特關稅法》，對內作為封鎖本國市場、轉嫁經濟危機的工具，對外作為雙邊談判討價還價的籌碼，GATT簽字生效，蓋源于此法。

　　1934－1962年，國際貿易自由化日盛，美國從另一個角度頒布了以低關稅為特征的《互惠貿易法》，實踐中幾經修改以保持其效力，關貿總協定前5屆談判，此法影響效力顯著。

　　如果說高關稅法案是美國在GATT成立初期保護本國市場的堅固后盾，那么低關稅法案則是美國國內生產迅猛發展、拓展國際市場的銳利武器。高關稅與低關稅交錯運用，得心應手，在關稅減讓的背后，人們看到的是滾滾國際資源向著美國的流入和華爾街老板牟取的巨額利潤。這種狀況，在WTO這個“經濟聯合國”中將繼續存在，并且將隨著發達國家經濟的發展而發展。

　　關稅減讓作為一項政策，按照發達國家的決策而動作，發展中國家被迫蒙受損失。

　　“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歐共體提出關稅減讓國家的分類發人深省。

　　第一類，發達國家和較先進的發展中國家：基礎稅率在40％及以上的，減至20％；基礎稅率在40％及以下的，減至20％以下。

　　第二類，其他發展中國家：基礎稅率在35％以上的，減至35％，基礎稅率在35％以下的，通過雙邊談判解決。

　　第三類，最不發達國家：減稅量力而行。

　　上述方案；貌似公允，實則矛頭直指發展中國家，迫使發展中國家須作出大幅度減讓才能達到目標，發達國家則無須作出大幅減讓。

　　關稅減讓作為一種策略，是發達國家拓展國際貿易范圍和占領國際市場的銳利武器。這一策略，在“烏拉圭回合”三大新議題談判中暴露無遺，尤以美國為甚。美國第一個提出把服務貿易納入GATT談判，并威脅稱：如果服務貿易談判破裂，美國政府將在國會壓力下，今后不得不采取更嚴厲的保護主義；美國還力圖將知識產權與貨物貿易實行“單軌制”談判，并明確提出：要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的國家在貨物貿易方面實施報復，即“跨行業報復”，美國甚至愿意在貨物貿易上作出更多的關稅減讓而換取知識產權的國際拓展，即所謂“條件交換”。上述兩個新議題加上“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共3個新議題，已經產生“協定”，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明顯不利。

　　我國政府于1982年提出重返關貿總協定的3項原則中的第二項以關稅減讓作為承諾條件，而不承擔具體進口義務。因此，“入世”前后關稅減讓的對策至關重要。

　　第一，認清、認準我國孕育著一個巨大的國內市場，外國投資者垂涎欲滴，“入世”談判處于主導地位，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這是基本立足點。

　　第二，用活“減讓表”，有選擇地使用減讓公式。凡屬國計民生重要商品，運用“配額”進口策略，通過公式一攬子計算，達到對“重要商品”少減讓或不減讓之目的。

　　第三，農產品仍然適用“產品對產品”談判方式，我國是農業大國，有8億農民，政府保護農業和農民平穩“入世”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決不能任其“陣痛”而難產。我國目前財力顯然做不到歐、美那樣給予農業巨額財政補貼，也不可能像歐共體那樣采取“高門檻價格”實施保護。近期能夠做到的是：實施有限度的“市場準入”策略，寧可在其他領域包括關稅減讓上作出讓步，也不能對本來就落后、脆弱的農業形成巨大沖擊而導致災難性后果。

　　第四，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合理、合法地用好“關稅約束和遞減原則中的‘例外’”。所稱“例外”主要有：公式減讓法啟用后，仍然有一部分產品處于“有選擇地”逐項產品對等談判之外；一些所謂“敏感產品”（如農產品、紡織品、服裝等），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為了逃避關稅減讓而人為制造的一個名詞，我們更應當名正言順地用好、用足這個“美名”，為本國利益服務；參加公式減讓締約方越少，所涉及的產品也越少，“例外”就越多，談判中多用“例外”，此乃上策；為了照顧發展中國家實際狀況，WTO所涉及的非對等、更優惠待遇、授權條款、關稅減讓，是合理、合法的例外，全在于潛心鉆研，巧作安排，從中獲取利益和維護本國權益。

　　第五，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我國就服務貿易新議題列出6個部門：銀行、旅游、海運、廣告、專業服務（會計、審計、律師等）和近海石油勘探接受國際服務，這一舉措，無疑抬高了我國“入世”的身價，因而有條件把握好適合我國國情的貨物貿易關稅減讓的分寸，而不致于付出太大的、不必要的“入世”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