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從1992年上海真空B股上市起，中國開始允許部分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公開發行國內上市外資股（人民幣特種股票，即B股），至今已經歷了9年的時間。《股份有限公司國內上市外資股規定的實施細則》規定：“公司在中期報告、年度報告中，除應當提供按中國會計準則（以下簡稱國內準則—CAS）編制的財務報告外，還可以提供按國際會計準則（以下簡稱國際準則—IAS）或者國際主要募集行為發生地會計準則調整的財務報告。如果按兩種會計準則提供的財務報告存在重要差異，應當在財務報告中加以說明，公司按國際會計準則或者國際主要募集行為發生地會計準則調整的年度財務報告”。由于兩個準則的差異，以國內準則編制的盈余數字必然會和以國際準則公布的盈余數字有所不同。對于B股投資者而言，實際上可以同時獲得以上兩個準則下公布的盈余數據。衡量會計信息有用性一般是以收益—回報相關關系作為參照，究竟是哪一項會計盈余數據更能解釋投資者的股票市場回報（Return）？也就是說，國際準則與中國準則何者更與股票投資者的回報相關？而導致這種相關性差異的背后是投資者在進行股票估價時是更多地依據國內準則下的會計報告還是國際準則的會計報告。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問題。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1SAC）一直十分關注國際準則在各國的運用效果，主要問題之一也就是國際準則下的會計報告在各國國內市場是否加強了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本文的研究就這一問題提供了我國市場的經驗。同時最近中國證監會、證券交易所的信號表明：中國將逐步開放國內資本市場，吸引國際投資者參與A股的投資，甚至吸引外資企業到中國證券市場上市融資。這將涉及上市公司會計報告的準則選擇和進一步完善問題。因此，本文的研究從滬市B股市場來看國內國際會計準則的有用性是具有代表性的，同時也希望為制定和進一步完善我國會計準則提供一份基于目前現實的實證研究。

　　文獻回顧

　　目前研究不同準則差異性的文獻較多，但實際上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從會計收益本身出發，僅考慮會計盈余之間的差異以及構成會計盈余差異的各項目之間的關系，具體分析產生會計盈余差異的各個會計準則或會計處理方法，而沒有利用到回報（Return）方面的數據。李樹華（1997）采用了這種方法，對滬深兩市76家B股的國內外報告進行了研究，發現國內外報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并具體分析了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認為引致國內外會計收益差異的原因主要是下列幾個方面：會計準則差異（備抵項目、折舊、借款費用、長期投資）、特殊政策規定（匯率并軌、應付福利費和公益金、房改遺留問題）造成的差異以及審計職業判斷差異（銷售收入的確認和費用的確認、長期投資和合并報表）以及審計執業質量和對財務報告重要性認識的差異。CharlesJ.P，Chen和Xijia Su等采用了類似的方法，以1994—1997年滬市B股作為樣本，發現以中國準則編制的國內盈余整體上比以國際準則編制的國際盈余高出20—30％，而且經過國際準則的調整之后，有15％的企業由國內盈余變為了國際虧損，說明兩套準則之間存在著系統性差異。另外一類研究方法是在考慮會計盈余差異構成的基礎上，著重分析回報（Return）和不同準則下會計收益（Earnmg）之間的關系。MaryS.Hams和Karl A.MullerⅢ（1999）采用了這種研究方法，以在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上市的非美國公司作為樣本，研究了國際會計準則（1AS）與美國會計準則（US-GAAP）之間的差異。結果發現按照美國GAAP調整的盈余信息并不比按照國際準則編制的盈余更加具有估價相關性。本文采用后一種研究方法，但是由于國內已經有對構成差異的研究文獻，所以對構成差異的具體項目將不作詳細的分析。

　　假設的提出

　　我國在很多的計量與確認方面均與國際會計準則存在差異（李樹華，1997），比如壞賬計提比率、遞延稅款、匯率調整等，以及審計質量上的差異（國內準則編制的報告經過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而向國際報告的以國際準則編制的會計報告一般是由“五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等，這些都會系統性地影響各自準則下的會計收益數字，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國際會計準則編制的盈余數字將會顯著不同于國內會計準則編制的盈余數字。其次，對于不同準則有用性的評價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評價其各自的信息含量或者在一準則基礎上檢驗另一準則的信息增量，一般采用的是會計收益（Earnlng）與市場回報（Return）之間的關系來衡量。關于國際會計的調整是否增加了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有兩種觀點值得關注：一是基于兩種準則本身架構的比較，認為國際準則賦予了公司更大的會計選擇空間，公司可以選擇更為合理的會計政策，向投資者傳遞更加相關的公司會計信息；從信息觀來看，這種調整增加的信息相關性將會改變投資者對未來現金流量分布的判斷，最終集中反映在股票價格和會計收益相關性的增強上。另一觀點在承認國際準則架構本身有利于公司向外界提供更為相關的會計信息的同時，認為這種相關性的提高需要一定的機制保障（如公司會計職業判斷水平），且更為重要的是需要一種機制防止公司利用會計可選擇性的增大進行人為的信息操縱。在缺乏這種機制的情況下，這種選擇性較大的準則可能導致丁相對不可靠的會計信息。一旦充分認識到這層含義，投資者將不得不放棄使用國際準則下的會計信息，最終表現為股票價格和會計收益相關性的降低。為了通過我國市場檢驗這兩種觀點，我們提出假設二作為實證研究的假設。

　　假設一：以國際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數字比以國內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數字更有估價相關性。也就是說，國際準則的調整能夠紿投資者帶來額外的信息，這種調整具有信息增量。

　　研究結果與分析

　　1.研究方法

　　上述假設一的檢驗比較直觀，可以通過對原始數據的描述性統計以及假設檢驗直接來驗證。相比較而言，假設二的檢驗比較復雜一些。對于不同準則有用性的評價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考慮是否具有信息含量或者信息增量，一般采用的是收益與回報之間的關系來衡量。對于究竟是采用收益水平（Earnlng Level）還是采用收益變化（Earnlng Change）作為收益的替代變量（Proxy Variable），兩者之中何者與回報更加相關，國外學術界進行了廣泛的爭議，而且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樣本得出的結論各不相同。EASTONet al（1991）對此做了總結性的評論，認為之所以會產生上述不同結論，實際上是與收益的性質密切相關的，如果收益是永久性的（Permanent），那么采用收益變化來解釋回報較好；如果收益是暫時性的（Transitory），那么采用收益水平較優。

　　根據以上分析和借鑒Mary S.Hams及Karl A.MullerⅢ等的方法，考慮到我國上市公司收益的暫時性因素較為普遍，我們采用了收益變化作為收益的替代變量，用以下的橫截模型來檢驗假設二。

　　其中RT，i=（Pt，i-pt-1，i）/Pt-1，i為樣本公司i在t年的市場回報率；

　　Pt，i為公司i在t年1月份的平均股票價格；

　　EPSt，iCAS（IAS）為公司i在t年國內準則（國際準則）下的每股收益；

　　EPSt，i IAS-CAS為公司i在t年國際準則下每股收益與國內準則下每股收益的差額。

　　如果國際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數字比國內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數字具有更高的估價相關性，那么在模型2中，國際準則下的每股收益對股票回報的解釋能力應該比國內準則下的大（模型1）；如果經過國際準則調整的信息能夠給投資者帶來額外的信息，即國際準則的調整具有信息增量，那么模型3中的β2t應該顯著不為零。

　　2.樣本選取

　　本文選取了滬市B股的55家公司作為樣本。會計收益的數據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所跨年度為1994—1999年，總計有267個數據（觀測值）。有關B股的市場行情數據（股價）以及美元／人民幣比價來自復旦大學管理學院路透社（REUTERS）系統（股票行情數據已作復權處理）。

　　3.結果分析

　　（1）國內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下每股收益差異的描述性統計

　　國內準則與國際準則所編制出的會計收益的差異是明顯的，而且這種差異是系統性的，支持假設一的結論。而且經過國際準則的調整，基本上減少了原來的每股收益。在1994—1999年共計266個樣本點中有60個樣本點經過調整后每股收益增加，占全部樣本點的22.5％；11個樣本點在國際準則和國內準則下無差異；有195個樣本點經過國際會計準則的調整后每股收益減少，占73.3％。在調整后每股收益減少的樣本點中，有36個樣本由盈利轉為虧損，占樣本總數的13.5％；年度分布為：1994年1個、1995年5個、1996年8個、1997年6個、1998年7個、1999年9個。沒有樣本點經過調整后由虧損轉為盈余。這有力地支持了假設一，同時對Xijia Su等人的結論（時間跨度為1994—1997）也提供了新的證據。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這種國內外準則差異并沒有逐年降低的趨勢，而且自從1998年之后上述差異有擴大的跡象。我們關注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我國的會計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從1998年具體會計準則的頒布才開始的，直到1998年之后才開始執行《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的頒布可以認為是中國會計改革和國際化進程取得明顯進步的階段性的重要標志。而我們看到的結果是，1998年之后國內準則和國際準則之間的差異在逐步縮小，但兩種準則編制下得出的盈余數字卻在擴大，表明盡管我們在準則制定方面已經越來越接近國際準則，但是實際執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以四項計提政策為例，首先要求上市公司會計主管具備一定的職業判斷能力，根據公司未來可能出現的情況做出各項計提的合理估計。其次，證券監管部門根據有關法律和法規，通過會計數字（如利潤）對上市公司進行監管，帶來了一些上市公司反而將此項政策作為利潤調節工具的動機。同時對B股公司來說，準則執行情況沒有體現出國際準則和國內準則之間差異的縮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和“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間存在職業判斷、風險意識、執業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因此，要真正實現我國會計改革國際化的目標，在對準則的制定和修正的基礎上，需要準則制定機構、證券監管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和上市公司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協作才可能實現。

　　（2）模型結果

　　對假設二，我們首先使用所有的樣本數據共267個觀測值來擬合回歸方程

　　以國內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對回報的相關性（模型l的R2）明顯比以國際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對回報的相關性（模型2的R2）高。以國內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和股票市場的回報的相關性是12.15％，而經過國際準則調整得到的會計收益和股票市場的回報的相關性僅僅為6.21％。根據以上結果，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從整體上來看，以國內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比以國際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與回報更為相關。

　　模型3的結果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結果表明：經過國際準則調整的會計收益（EPStIAS-CAS）對回報的解釋性不顯著（β2t的顯著性水平僅僅為0.5278）。也就是說，上述調整并沒有為投資者帶來增量信息。

　　因此從全部數據（不考慮各個年份之間的差異）來看，以國際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和股票回報的相關性并不比以國內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和股票回報的相關性更好。也就是說，國際會計準則的調整并沒有為投資者帶來增量信息。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更多的是依賴于國內準則編制的盈余數字，而不是經過國際準則調整之后的盈余數字。

　　（3）分年度結果

　　為了控制年份的不同對差異的影響，我們對模型3分別以各年的數據進行了分析

　　分年度的結果同樣支持了上述的結論，即國際準則并不比國內準則具有更高的相關性，國際準則的調整并沒有給投資者帶來增量信息（從1994—1999年，β2t在0.10的水平上均不顯著），假設2不成立。

　　產生上述現象的原因，或許應該，從我國證券市場所處的特定階段去尋找。正如我們在研究假設前面提到的那樣，盡管國際會計準則的目標是向投資者提供更加相關的信息，準則本身賦予了企業會計人員更多的職業判斷，盡可能向投資者傳達企業實際的經營活動成果，但是這種彈性的準則必須在一定的機制保障基礎上才能夠真正實現其目標；否則，失去了基本的可靠性要求的信息對投資者沒有任何價值。我國目前還處于轉型經濟階段，在很多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還遠遠落后于美英等發達國家，比如中介機構（資產評估、財務分析師、會計師事務所等）業務素質、人員數量發展，還不能達到國際會計準則要求的水平；相關的法律環境也還處于發展的階段，對廣大中小投資者的保護、對內幕交易的限制、對管理舞弊的處罰等等各方面尚需健全。在這種特定環境下，投資者只能舍棄相對更為“相關”的信息，轉而依賴“剛性”的國內會計準則下編制的會計盈余數字。

　　一個值得關注的結果是，不論是在國際會計準則還是中國會計準則下，會計收益與股市回報之間的相關性有逐年縮小的趨勢。西方有類似研究（Francis and Schipper，1999），目的在于研究會計信息決策有用性的逐年變化情況。這種相關性逐年下降的現象可以解釋為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在逐年下降，市場投資者獲取的估價信息逐漸偏離上市公司會計報告的最主要盈余數字，證券市場從“炒業績”轉向了“炒概念”，造成了價值和價格的背離，會計盈余的有用性在逐步下降；然而，也有國外學者就逐年比較相關性的方法本身提出了疑問（Gu，2001）。所以，我們很難得出一個關于會計信息有用性逐年變化的明確結論。

　　結論和建議

　　從上面的實證結果，我們得出下面的結論：

　　（1）以國內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和以國際會計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之間存在著系統性的差異。國內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普遍比以國際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高。目前我國會計準則同國際準則存在較大差異。

　　（2）國內外準則之間的差異在1994—1999年并沒有逐漸減少的趨勢。盡管從1998年開始我國會計準則國際化的步伐加大了，出臺了《股份公司會計制度》及多項具體會計準則，但準則執行的結果并沒有反映出這一點，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3）從會計收益和股票回報的關系（Eaming-Return Relation）來看，1994—1999年間，以國際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和股票回報的相關性并不比以國內準則編制的會計收益和股票回報的相關性高。經過國際會計準則的調整并沒有為投資者帶來增量信息。

　　基于上述的研究結論，我們對建立和完善我國會計準則的一個思考是：在我們加快會計準則國際化的過程中，必須注重多方面保障機制的建立和健全，這些機制包括上市公司財務會計人員、中介機構、監管機構數量上、質量上的提高，也包括維護整個證券市場的宏觀經濟、法律機制的健全。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不能以降低會計信息的可靠性為代價，否則得到的信息將會更加不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