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稅收成為關注焦點：一是有政協委員直言，我國稅收中嵌入商品價格的間接稅比重過大，容易引發稅收“痛苦感”；二是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表示，人大將積極落實 “稅收法定”原則。目前我國18種稅收中，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車船稅由全國人大審議立法，而其它稅種均由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以暫行規定或條例的方式開征。

    稅收既是一項古老的制度，也是現代市場經濟重要的制度基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值得關注的是，《決定》對于稅收法定原則，并不是在“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而是在“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更高層面進行強調和部署。

    正是基于稅收的重要地位，對于“稅收痛苦感”應當以更寬的視野進行審視和反思。每個公民都是依法納稅的主體，如果這種痛苦感被多數人感知和體認，就可能引發社會情緒的銳化，從而松動社會穩定的根基。當前，上調起征點、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征收等調整和完善個人所得稅稅制的呼聲最高，最需要及時在立法層面予以響應。同時，由于稅收尺度不一、自由裁量空間過大，極易滋生利益輸送“潛規則”，沖擊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加劇社會公眾的心理失衡感和稅收痛苦感。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是消除稅收“痛苦感”的治本之道。我國《立法法》第八條明確規定，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必須通過立法來確立。由于稅收法定原則被虛置，我國很多重要稅收制度缺乏系統性設計，一直處于修修補補狀態，稅收政策隨意性過大，公眾印象最深的當數2007年股市印花稅“半夜雞叫”式上調。稅收具有調節運行的重要功能，但如果稅收政策成為宏觀調控的“隨手棋”，那么就會造成在稅收制度上“疊床架屋”、重復征稅，導致宏觀稅負水平不斷上升，而這正是稅收痛苦感的根源之一。

    《立法法》第27條規定，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一般應當經三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后再交付表決。只有經過這種嚴格的立法程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證稅制的科學性、稅負的公平性。以熱議經年的房地產稅為例，征收的標準如何確立才能抑制投機、促進房地產市場規范發展，如何做到在保有環節征稅的同時合理調整交易環節稅收、避免異化成為單純的 “加稅”等爭論熱點，只有在推動房地產稅立法過程中，通過廣泛的社會辯論求得 “最大公約數”，才能使得房地產稅制更加合理，達到穩定公眾預期、緩解加稅焦慮、規范市場發展的長遠目標。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能僅僅停留在稅收立法環節。依法征稅，保障稅收程序正義同樣重要。由于多年來實行的是“按行政條例征稅”，使得稅收征管操作細則的設計也缺乏嚴謹審慎、公開透明的法治精神。不久前，關于全國房地產企業欠繳土地增值稅超過3.8萬億元的報道曾引發廣泛關注，盡管被認定是 “誤讀”，但也充分暴露了征稅不透明、彈性過大的痼疾。而各地為了招商引資出臺的各類稅收減免政策，更是難有法度可言。

    伏爾泰曾說，稅收上的任何特權都是不公平的。唯有真正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才能真正保障稅收公平，促進社會正義，這也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