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創造財富及積累財富的能力和成就舉世矚目，但是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進程中，想要把投資拉動轉型為內需拉動的話，就必須完成國富向民富的轉移。”

　　中國應該積極減稅，最近這樣的論調似乎正逐漸成為一種主流的聲音。7月20日，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國創造財富及積累財富的能力和成就舉世矚目，但是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進程中，想要把投資拉動轉型為內需拉動的話，就必須完成國富向民富的轉移。”

　　減稅有助抑脹

　　7月19日，財政部公布數據顯示，今年1至6月份，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50028.43億元，同比增長29.6％。

　　企業效益的提高、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加、物價的上揚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上半年稅收的大幅增長。“上半年國內CPI不斷高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成本上漲所推動，企業的生產原材料及人工費的上漲給企業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因此，在企業所得稅方面應該有一些針對性的調整。”孫立堅指出，“對于上游資源型的央企及國企，可以征收較高的稅收；但是對于下游民營企業則需要減稅；而且需要對在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的企業進行補貼。”

　　一位銀行業宏觀經濟分析師也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減少民營企業的稅收負擔，增加他們的利潤，不僅可以使得這些企業減少對產成品的提價，從而一定程度地緩解通脹壓力；同時，當從事實體經濟所產生的利潤更有吸引力時，同樣有助于引導社會資金流進實體經濟。

　　個稅結構是關鍵

　　個人所得稅上半年也有較大增長。數據顯示，上半年的個人所得稅同比增幅達到了35.4％，盡管從9月1日起個稅的起征點將調整，但是多數城鎮居民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并不滿意這樣的調整幅度。

　　對此，上述分析師則表示，盡管個稅占整體稅收收入的比例較小，但它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調節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機制。“關鍵并不在于個稅起征點的高低，而是在于制度。目前，中國在對富裕階層的增加稅收及稅收監督方面做得相當不足，同時在對低收入階層的補貼力度同樣做得不夠。”

　　孫立堅進而指出，雖然此次上調個稅起征點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中低收入階層的負擔，但是這并不足以刺激中國廣大的中低收入階層增加消費，“他們并非是中國內需的主力，相反這次個稅結構的調整則是增加了這一群體的繳稅負擔。”

　　“要拉動中國的內需市場，必須先從剛剛開始形成的中國中產階層開始。”因此，孫立堅認為，“有必要對奢侈品進口關稅進行下調。盡管，這些奢侈品都是國外產品，中國人增加消費似乎是在為其他國家做貢獻，但是較高的進口關稅并不能阻擋有消費能力的中國人出國消費這些奢侈品。既然，中國無法創造這樣的奢侈品，那么就不要在消費奢侈品時連帶地還為其他國家的服務業做貢獻了。”

　　支出也需改革

　　“中國從投資和出口拉動型向消費拉動型的經濟轉型，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必須完成國富向民富的轉移。”孫立堅指出，“要做到這一點不僅僅是財政收入制度須完善，另外關鍵的是財政支出制度的完善同樣不可缺少。”

　　“目前，中國政府部門的財政支出透明度很低。現在三公支出雖然陸續在公布，但知道了他們花出多少錢是遠遠不夠的，政府應該詳細地公布每一筆錢的去向，以及這些花出去的錢所帶來的效益。”孫立堅指出，“其實，由于政府部門財政支出的不透明，以及不斷涌現政府官員貪污受賄事件，在相當程度上的確打擊了企業及個人繳稅的積極性。一旦政府部門財政支出公開化、透明化就能起到對公務員的約束，這也有助于國家降低稅收，把更多的資金留在社會上。”

　　“其實，只要把錢更多地用到福利、基本民生保障等方面，去除老百姓的后顧之憂，那么居民對于即使維持2000元的個稅起征點也不會有太多不滿。”上述分析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