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杰經濟學博士，現任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辦公室（原國務院農村稅費改革辦公室）副主任。1982年7月從江西財經學院畢業后分配到財政部工作，一直從事財稅改革和稅收政策擬定工作，歷任主任科員、副處長、處長和財政部稅政司副司長，2004年底調到國務院農村稅費改革辦公室。工作期間，1992年11月至1993年11月曾到河南省商丘行署計劃建設委員會掛職鍛煉，任副主任；2000年3月至2001年1月，在中央黨校第16期中青班學習；2001年11月至2003年11月到甘肅省慶陽市掛職，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
有這樣一組數據，總是讓財稅人津津樂道：現在一個月的財政收入相當于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前一年的收入；再把時間推到改革開放前，當時一年的收入現在一個星期就能實現。
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趙杰回想起在稅政司的那些日子，感觸頗多：這么多年來，有利于確保財政穩定增長的收入分配機制基本建立起來了，而其背后的堅實基礎，是經濟發展的市場化取向。“也就是說，中國經濟要發展，經濟實力要增強，必須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條道路。”
趙杰說，這句話對任何一個走過財稅改革道路的人來說，都有著深刻的含義。“從財稅改革的過程來講，我們雖然關注的是收入問題，其實背后反映的是經濟發展問題。”
稅收與經濟發展的適應度越來越高
1984年第二步利改稅和工商稅制全面改革時，稅制設計的主導思想之一就是增加財政收入，通過提高稅收占稅利的比重，以稅擠利，“目標是要提高到30%以上。”趙杰當時所在的財政部利改稅辦公室動用了全國大概幾萬戶國營、集體企業普查資料的數據進行測算，將產品的工商稅率按照其利潤空間進行調整，對那些利潤高、繳稅少，稅占稅利比重低的產品，提高稅率。
按照這樣的設計模式，第一年運行還比較正常，稅占稅利比也提高了。讓趙杰他們沒想到的是，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稅收開始下滑，相應的企業利潤也開始下滑。從此以后，稅收與整個經濟的彈性比越來越低。“到1994年改革之前，稅收與經濟的彈性系數比大體在1∶0.6左右的水平。”
這樣，決策者們開始反思，“這個彈性系數不斷下滑，說明稅收還是要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如果企業不發展，提供不了分配的物質基礎，最終稅收也難以達到增長的目的。”于是，1994年的稅制改革，他們提出要走“簡稅制、寬稅基、低稅負、嚴征管”的路子，并且也沒有把硬性的財政收入放在主要位置，而是將怎樣通過實現公平稅負，促進平等競爭，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放在設計稅收制度的第一位。
“再加上我國走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從那以后，整個稅收與經濟發展的適應度越來越高。”趙杰認為，目前我國財政收入與經濟基本實現了良性發展。“所以說，稅收還是要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上，同時，稅制的設計也要有利于經濟的發展。”
稅收中性原則越來越被接受
市場經濟有其發展規律，價格作為市場的一種風向標，也有自己的規律。然而，上世紀80年代，由于我國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價格的作用被限定在很小的范圍內。“那時，稅收成為價格的影子，賦予稅收的作用是通過它來理順不合理的價格體系，調節和彌補價格機制的缺陷，起著第二價格的作用，因此，當時我們建立了產品稅這樣的稅制。”在趙杰的印象中，工業產品設置了200多個稅目，有20多檔差別稅率。
但實際上，事與愿違，價格不但起不到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規律，通過稅率來理順價格，也是越理越亂，不但價格的作用沒發揮，稅制的作用也混亂了。回憶起那段日子，趙杰無奈地說：“幾十檔的差別稅率，在具體征納活動中，產品適用稅目、稅率的劃分和確定非常復雜，甚至同樣的產品在全國各地存在著適用不一樣稅率的現象。”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基層稅務工作者也許都記得這樣的情景：比如，鐘表適用一個稅率，收音機實行另一個稅率。隨著電子產品的發展，兩個產品功能組合起來，一個產品又有鐘表的計時功能，同時它又是個收音機，這個產品到底實行哪個稅率成了當時撓頭的大問題。趙杰說，類似這樣的問題，解決方法就看以哪個功能為主，或者按照強制性原則，從高征收。當時征納雙方的分歧、矛盾很大，這樣的情況延續了將近十年。
1994年稅制改革時，稅收中性的原則被提出來，通過普遍推行增值稅，取消產品稅，消除了稅率對價格的誤導和扭曲。“如今，我們的稅制理念非常成功，這也包含了對經濟規律的認識問題。”
最好的保護就是發展
以前，為了保護民族工業，我國曾對需要保護的產品實行高關稅政策，比如，汽車過去都實行120%以上的稅率。“我的感受是，其實，最好的、真正的保護是自身不斷發展，否則，保護的就是一種落后。”趙杰深有體會地說，汽車工業走到今天，是通過合作，吸引外來投資、技術，進入市場競爭而來的。
1995年，我國的汽車工業發展還比較滯后，大多數汽車都要從國外進口來滿足國內需要。當時國家發放進口車輛許可證的指標很少，但是大街上跑著很多進口好車，怎么來的呢？趙杰對此一直迷惑不解。
“有一次，當時財政部稅政司司長劉克崮帶我們去香港宣講稅制改革，他說帶我們去參觀一個地方，還特別叮囑我們幾個要說自己是商人。”到了元郎工業區，趙杰看到大大小小很多汽車拆裝廠，更讓他們好奇的是，拆裝廠一般都是拆舊車回收零件，而這些廠拆的都是嶄新的汽車。后經了解才知道，為了逃避我國整車的高關稅，這些拆裝廠把新的整車零部件拆下來，以零部件名義報關，這種稅率之間的差距產生了巨大的利潤空間。“他們既逃了稅，又逃了進口許可證。”想起這些，趙杰依舊流露出擔心的神情，“帶來的問題是，不僅對國內汽車企業造成沖擊，更大的問題是帶來安全隱患。”曾經有德國的汽車工程師很痛心地說，他們為了提高整車的安全系數，每一個焊點都不知進行了多少次測試。拆了以后再拼裝，從外觀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如果遇到問題，整車的安全系數就大幅下降。
為此，他們以簽報的形式給國務院打了報告，反映這個拆整為零、拆裝進口、逃避稅收、逃避進口許可證的現象。當時國務院領導非常重視，迅速做出重要批示，國家還為此專門發了堅決禁止拆裝進口車的文件。
“而今，隨著我們加入WTO，逐步降低關稅稅率，逐步引進外來投資、技術，打開了市場競爭的大門，這些已經不成問題。”但是，作為一個歷史現象，趙杰認為，再怎么控制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最好的保護就是發展，只有汽車工業發展了，才能解決好這些問題。
趙杰說，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有稅收的穩定增長，有強大的財力基礎。“改革30年，基本解決了財政收入穩定增長的問題，今后我國財政工作的重點應該放在支出方面，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關注民生改善，重視公共制度建設，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趙杰說，接下來，我們的政府一定要強化“花納稅人的錢是要有效率、有成本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