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學歷、高收入、高年齡的“剩女”已儼然成為了一大社會現象，不但中國如此，發達國家如歐美日韓也概莫能外。對此各方眾說紛紜，而從經濟學角度該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
一、婚姻的本質
不管人們對婚姻寄托了多少玫瑰色的幻夢，或是夢醒后心碎了一地，不管有多少愛恨交織恩怨纏綿，對于經濟學家而言，家庭能作為一種社會機構保持下來，表明了它必然具有重要的經濟化效能。而家庭制度的核心是婚姻，婚姻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契約關系。
婚姻以契約的方式進行勞動分工，以取得專業化的收益。即丈夫在勞動市場從事專職工作而妻子專職從事家務通過使丈夫和妻子的互補活動的專業化而促進了家庭全部實際收入的最大化。即所謂的男主外，女主內。
專業化的收益是通過交易實現的。專業化的生產者所生產的產品遠遠超過其可能消費的數量，他必須將其專業化的產出與其他專業生產者進行交換以獲取那些產品和服務。這一現象在婚姻中的主要表現為，婚姻所生產的主要“商品”孩子。撫養孩子（特別是在他們的幼年）需要花費傳統中母親的一方的大量時間，而且一位忙于撫養孩子的婦女就不會有時間在市場上工作以賺取她補充投入（食品、衣物等）所需的錢。所以，她在家中工作以“換得”丈夫在市場上工作；他“購買”她對他們共同的孩子的照顧。[iii]可見，在傳統婚姻中，女性是以照顧孩子、料理家務為代價換取生活資料，也就是說，她是被丈夫“雇傭”。
然而，我們可見，這樣的勞動分工雖然有專業化的收益，但分工是極為粗糙和武斷的。核心在于，分工不是基于各人的意愿和能力，而是基于天生的性別。武斷的分工對男性雖然也有不利的一面，但男性面對的是外部豐富多彩的市場，可選擇機會較大，影響相對較小；但對女性而言，則把女性的工作僅僅限于滿足維持生存和繁衍的動物性需求上，成為了“基因的奴隸”。人作為萬物之靈長，并不愿只受基因而約束，而有更高層次更為豐富多彩的追求，女性也不例外，基于性別的僵硬勞動分工無法滿足女性作為人的多種需求。這正是傳統婚姻家庭的最大危機所在。
此外，在長期的婚姻契約中，與向廣泛的市場提供服務不同，女性在家務勞動中的額外的創新的服務很難得到邊際回報（作為“雇主”的丈夫一般不是根據她的服務質量每天或每月付費的），這使得長期從事家務勞動成為了一件缺乏回報和成就感的工作。
除此之外，女性在婚姻中還承擔了額外的風險與成本：
二、女性在婚姻中的風險
（一）婚姻中的機會違約風險
不同時履約會造成機會違約的風險，即后履約的一方有違約的激勵。在長期合同中尤為突出。比如兩個公司約定，一方進行研發，另一方負責生產和銷售。第一個公司完成自己的工作后，將設計方案交給第二個公如果合同不具有強制執行力，第二個公司就很有激勵背棄合同，生產銷售該產品并獨吞收益。
在婚姻中也是一樣。如果一對夫妻在年輕貧賤時結婚，婚后通常妻子就將進入履約狀態，生兒育女并照顧家庭。丈夫賺錢養家，但他處于事業的初期，并無太多收入，甚至還可能因繼續深造等原因而向妻子尋求資助。等到孩子們終于長大，妻子也已為家庭付出了多年的辛勞，丈夫事業有成，本該到他來履行承諾讓妻子享受閑暇，但他離婚了，另找了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
這樣的故事古今中外幾乎每天都在上演。也即是，通常是男方，只有在婚姻的邊際收益為正值時才會履行婚姻義務，而當邊際收益小于其機會成本時，他將違約。雖然傳統習俗和婚姻法意識到了婚姻中的機會違約并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但仍然很難完全彌補女性被違約時所產生的損失。同時，在婚姻契約中，基于情感因素和人身性，也很難事先約定違約救濟的條款。
（二）長期合同的風險。
鑒于締結婚姻契約極高的交易費用，減少這種費用的方法之一是長期合同，直到伴侶一方死亡。但是，在這種長期合同中，基于女性的合同義務，她在從事家庭生產時，可能具備的市場生產技能卻因此而下降了，如果遭遇離婚，則很難以其他方式獲得相當的收入。波斯納認為，這類似于一名律師同意為一家專門從事油輪抵押談判的律師事務所工作，他可能會在最后被解職時很難為自己找到一份報酬相當的工作。在一般的就業市場上，這種風險可以通過更高的薪金獲得補償，但基于婚姻契約的性質，丈夫可能無能力也無激勵向妻子作出必要的轉移性支付。
三、現代女性的轉變
剩女現象的興起，反映了女性對婚姻評價的轉變，其主要經濟動機在于規避婚姻風險和實現家庭外的價值。
（一）規避婚姻風險
由上分析可見，傳統婚姻內，女性一方的收益主要是由丈夫提供的生存資料。但這種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受制于丈夫的履約能力、履約意愿而天差地別，而女性付出的成本基本是確定的，即生兒育女，照顧家庭。換言之，女性在婚姻中的收益很可能為負，而不是為正。
在傳統婚姻模式下，社會共同體主要是通過利他性的道德觀教育女性，甘愿承擔這種不確定性，并以強制性的制度限制女性在外部市場謀生。比如“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女子無才便是德”等等。在嬰兒存活率低下，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不得不反復生育的情況下，將女性限制于家庭之內，客觀上或許有助于種族繁衍（基因的本能），但也往往給女性造成了未曾得到補償的大量損失。
現代平等觀念的興起，女性漸漸獲得了與男性一樣的受教育權，并以自己的能力在職場上謀生。雖然賺取的貨幣收入總體上仍不如男性，但擺脫婚姻獨立謀生的可能讓女性能夠自主地設法規避婚姻風險。一方面，女性盡可能地與男性同時履約以避免機會違約，如推遲結婚和生育年齡，減少養育孩子的數量和時間，減少做家務的時間等；另一方面，在婚后女性也繼續工作甚至將主要精力投入事業，以避免長期家務勞動合同所產生的市場生產技能下降的風險。
（二）自我意識的覺醒
前已述及，婚姻中的勞動分工是極為粗糙和武斷的，將女性作用限制于生存繁衍的動物性本能，對在外部市場上更具有生產力的女性而言就會產生無效率。隨著教育的進步，具有較高生產力的女性越來越多。她們不但在生產力高，也更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更追求創新和事業的成就感。枯燥乏味的家務勞動無法滿足她們追求，僅服務于丈夫和孩子也無法帶給她們充分的成就感。這部分女性往往不愿以犧牲事業為代價接受婚姻。
有能力以推遲結婚或不結婚來規避婚姻風險，或追求自我價值不愿邁入婚姻大門的女性，通常是女性中的優秀者，也即三高女性。與其說她們是被“剩下的”，不如說這是她們自愿的選擇。作出這樣的選擇，
四、未來婚姻的走向婚姻功能的市場化？
男女平等與女性外部市場生產力的提高已是不可扭轉的趨勢，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收益。一個社會的進步體現在婦女的進步。如果占人口總數一半的人不能充分地發揮她們各方面的聰明才智，而僅囿于家庭之中，這也必然是低效的不自由的社會。但是，剩女現象也確實為現代婚姻提出了挑戰。
目前基于傳統的應對仍然是，通過道德說教來說服剩女們進入婚姻。比如“剩女”這個詞匯所帶有的明顯扭曲事實的歧視性色彩，以希圖對女性施加無形的壓力，讓晚婚或不婚的女性承擔某種成本，迫使其追求婚姻。但這樣無法解決婚姻中的深刻矛盾，終究是刻舟求劍，緣木求魚。而某些女權主義者過分寄望于法律或制度的強制矯正，最多也只是治標不治本。
根據分析，傳統婚姻危機最大的危機是在于基于天生性別的勞動分工過分粗糙武斷，而忽視了女性千差萬別的個體價值。要改變這種格局，就要改變家庭的分工，使之更趨于合理。當然這不是要把男女的角色顛倒過來，那也是同樣武斷，而是盡可能讓家庭分工遵循市場的原則，按其能力或意愿自愿選擇，自愿提供服務并獲得相應報酬。也就是說家庭功能可嘗試市場化，將生育、撫養小孩、家務勞動等家庭服務的內容市場化。其實這些方面的市場化已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不經意中漸漸滲入，但一般人基于傳統家庭觀念，對某些行為，比如代孕、收養市場等心存抵觸，接受度尚低。不過，經濟的內驅力總是最強大的，傳統習俗雖然可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抑制經濟的原動力，卻終究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當然，或許會有疑問，如果連生育這種家庭最基本的職能都市場化了，婚姻和家庭還有存在的必要么？對此，我認為，不管是繼續采取主流的家庭形態（男主外女主內），還是嘗試家庭功能的市場化，從而兩性的結合主要是基于情感，對子女的撫養也主要是精神上的教育，只要是當事人所認為的對自己最有利的自愿選擇，最有利發揮他/她的能力以獲取回報，那么就是值得尊重的選擇。
婚姻和家庭也只是人類的工具，而人，無論男女，都不應是婚姻的奴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