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我國企業在境外遭遇的各類稅收風險也不斷增加。據統計，稅收歧視、稅收爭議等問題給我國“走出去”企業每年帶來的損失或高達數百億元。

記者了解到，“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三年來，我國稅收協定網絡也不斷擴大。目前我國已與105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和10個信息交換協定，數量規模僅次于英國和法國，排名世界第三。僅2015年新簽署的稅收協定等，就減輕了中國金融機構境外利息相關稅收負擔約96億元人民幣。

風險稅收成中企“走出去”最大挑戰之一

一家國內企業到印尼從事電力專業技術服務，按我國相關規定在國內適用增值稅零稅率，但因為該企業不了解政策而繳納了6%的增值稅，在印尼又被征收了10%的增值稅。后來在稅務部門幫助下，這家企業避免了每年37.5%的雙重稅收。

這只是眾多遭遇過稅收損失的“走出去”企業中的一個案例。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走出去”企業面臨的問題中有60%來自稅收方面，稅收歧視、稅收爭議等問題給這些企業每年帶來的損失或高達數百億元。

來自商務部的數據顯示，今年前7個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46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投資額1027.5億美元，同比增長61.8%。截至7月底，我國累計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657.9億美元。其中，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年7月，我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投資累計已達511億美元，占同期我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2%；與沿線國家新簽承包工程合同1.25萬份，累計合同額2790億美元。

事實上，伴隨著更多中國企業“走出去”，我國企業在境外遭遇的各類稅收風險也不斷增加。記者了解到，近年來，我國企業在跨國經營中遇到的稅收問題趨向多樣化、復雜化和專業化。比如，很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對國外稅收制度缺乏系統了解，在不知不覺中被執行東道國稅法，蒙受不必要的經濟損失；或是境外經營發生稅收爭議時往往不知道利用稅收協定待遇、政府之間雙邊磋商機制等手段維護自身的稅收權益。

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一方面是企業自身了解不足，無法合理判斷并有效控制“走出去”稅收風險，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很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稅制還不完善。

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此前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受訪企業中69%沒有完整的稅務風險管理制度和專門的稅務崗位，67%的受訪企業從未在進行海外投資的過程中，聘請稅務顧問對海外項目所在國的稅收環境、征管體系、稅務風險進行評估，并對海外項目在可能的情況下進行適當的稅務優化安排。

國家稅務總局相關人士指出，企業“走出去”既要了解我國稅收政策，還要了解東道國有哪些投資優惠，有沒有和我國簽訂稅收協定，有哪些優惠待遇等。

解決百余稅收協定減輕中企境外稅負

據了解，對于困擾我國企業的“重復征稅”問題，目前一般通過兩個或多個政府之間訂立雙邊（多邊）稅收協定，或者通過一國政府在國內稅法上單方面給予優惠的辦法，即稅收抵免來解決。

業內人士指出，稅收協定是有關協調處理跨國跨境稅收問題的國際條約，可以有效消除東道國和我國之間的雙重征稅，降低“走出去”企業的整體稅收成本。由于稅收協定高于國內法，不受東道國國內稅法變動的影響，大體上能夠為“走出去”企業提供比較確定的稅收環境。此外，稅收協定稅率往往低于東道國的國內法稅率，還可以通過協定項下的相互協商機制，幫助企業妥善解決境外稅務爭議。

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司長廖體忠表示，“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三年來，“我們不斷擴大稅收協定網絡，為我國對外投資和‘走出去’企業提供國際稅收法律保護”。他對記者說，僅2015年新簽署的稅收協定、議定書和諒解備忘錄，就減輕了中國金融機構境外利息相關稅收負擔約96億元人民幣；與印度尼西亞、塔吉克斯坦等“一帶一路”國家相互協商，為中國企業減輕稅收負擔約2.7億元人民幣。

“以往缺乏對境外稅收信息的了解，是制約工作開展的一個主要瓶頸，但是目前情況已經逐步扭轉。”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副司長王曉悅說，“稅務總局網站目前已公布了俄羅斯、印度、文萊、加拿大、日本、尼泊爾等9個國家國別投資稅收指南，并編撰摘要方便納稅人理解和參考，今后將擴大到95個國家。”據悉，國家稅務總局還建立了“一帶一路”稅收服務網頁，設立12366納稅服務熱線專席，解答“走出去”企業的政策咨詢，回應服務訴求。

此外，記者了解到，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走出去”的政策制度體系，涵蓋重點國別產業指引；探索開展建設和運營集合的建營一體化項目，推進產融結合“走出去”；完善多雙邊境外合作機制等服務保障措施等。

雙邊投資協定層面，目前，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11個國家簽署了自貿區協定，與56個沿線國家簽署了雙邊投資協定，為雙方企業開展相互投資和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此外，區域全面合作伙伴協定談判也在積極推進中。

致力構建新型國際稅收關系

除了擴大稅收協定范圍，專家指出，面對國際稅收規則新一輪重塑的重大機遇，我國應積極主動參與新規則的制定，提升話語權。

當前，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產品生產模式、企業組織形式、國際貿易模式發生了根本變化，原有國際稅收秩序面臨嚴峻挑戰，亟須構建公平合理的新型國際稅收關系。

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戰略研究處副處長盛思鑫認為，過去中國在發達國家牽頭制定的國際稅收規則方面“說不上話”。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際稅收規則新一輪重塑的重大機遇，我國積極主動走向國際舞臺，逐步成為規則的制定者，“不再輸在起跑線上”。

目前，國家稅務總局與OECD等25個國際組織建立了合作關系，與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內的113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雙邊稅收合作機制。此外，我國在積極參與國際稅收規則制定中，不斷創新理念，推介“中國方案”。

據悉，我國利用G20委托OECD對國際稅收規則進行重塑的時機，主動提出“修改數字經濟稅收規則”“利潤在經濟活動發生地和價值創造地征稅”等1000多項立場聲明和意見建議，將“一帶一路”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理念融入新的國際稅收規則中，為這些國家在跨國公司利潤分配中爭取更大份額。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不同的稅收文化，中國稅務部門與沿線國家共同努力,建立稅收溝通機制，相互提供稅收信息，提高各國稅收政策的透明度。OECD秘書長古里亞認為：“更好的稅收政策有助于促進全球貿易合作和鼓勵創新發展，推動各國實現包容性增長。”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西財智庫首席研究員湯繼強表示，當前，全球經濟仍面臨巨大下行壓力，中國稅收改革深度參與“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服務于全方位開放格局，承擔起穩健、成熟的大國經濟責任，有助于進一步表明中國態度，拓寬中國思路，拿出中國方案，將為全球經濟復蘇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