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所得稅法》第四十七條規定：“企業實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而減少其應納稅收入或者所得額的，稅務機關有權按照合理方法調整”。
但是目前尚未有相關法律或規范性文件對“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進行定義。
《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國稅發﹝2009﹞2號，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第九十二條列舉了五種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交易安排類型：（一）濫用稅收優惠；（二）濫用稅收協定；（三）濫用公司組織形式；（四）利用避稅港避稅；（五）其他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安排。但仍缺少具體衡量標準。
現實中稅務部門判斷一項交易安排是否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主要依靠執法人員自由裁量和稅企雙方談判，容易出現對同一類交易安排的不同認定結果，有違執法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因此稅務部門有必要針對特定的交易安排是否符合“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構成條件進行測試，并根據測試結果得出結論。
一、在具備什么條件時一項交易安排可以被認為“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
首先，有關“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測試只針對減少或推遲納稅義務的交易安排進行，稅務部門會虛擬一個參照的交易安排用于比較，這個虛擬的交易安排應當達到和現實交易安排相同的法律效果和商業目的，例如針對轉讓海外控股公司間接轉讓境內公司的交易，稅務部門會虛擬“直接轉讓境內公司”的交易安排并對兩者在企業所得稅法上產生的境內納稅義務進行比較。
第二，如果現實的交易安排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則它與虛擬的交易安排相比，除了稅收義務減少或推遲以外應不會產生的其他主要商業利益。
第三，交易主體應當是出于主觀上減少或推遲納稅為目的有意做出這種安排。為證實上述三個條件是否成立，需要進行以下測試：一、稅務部門虛擬的交易安排是否合理？
稅務部門如果以虛擬的交易安排作為判定相對應的現實交易安排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參照標準，則虛擬的交易安排應當是可實現的，且符合經濟活動的理性“經濟人”一般邏輯。如果虛擬的交易安排存在明顯的不合理之處，則稅務部門需要另擇參照對象。這種不合理情況分為2種：1.交易主體不合理，甚至無法實現交易，例如公開市場投資者通過購買境外上市公司股票間接參股境內未上市子公司。投資者不可能在公開市場直接購買未上市子公司股票，因此后一種交易安排不宜作為稅務部門的參照標準。
2.交易內容不合理，即虛擬交易安排中義務無法履行或缺乏效益，例如某些境外公司向境內公司提供特殊的技術服務，其他商事主體實際上無法以相同交易條件提供相同功能的技術服務，或提供的服務將是明顯不經濟的。
二、現行交易安排與稅務部門虛擬的交易安排相比是否能增加交易主體的商業利益？
如果稅務部門虛擬的交易安排是合理的，可行的，下一步需要判斷，采用現行交易安排能為交易主體增加哪些利益？減輕或推遲稅負是否是增加的唯一利益或主要利益？如果除了減輕或推遲稅負之外，企業還通過現行交易安排享受到其他不能被視為次要的商業利益，則不能說明此項交易安排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某項交易安排本身即使能達成某種商業目的，但是如果與稅務部門虛擬的交易安排相比不可能帶來更大的商業利益，仍然不能說明此項交易安排具有合理商業目的，例如國家稅務總局在稅總函〔2013〕82號批復的沃爾瑪收購好又多股權一事，沃爾瑪公司通過收購設在避稅地中間控股公司間接收購了好又多的股權，實現了在中國擴張的商業目的，但與直接收購好又多股權相比，除減少了轉讓股權方的納稅義務，該項交易安排沒有帶來任何更大的商業利益，因此該項交易安排仍然不能被認為具有合理商業目的。
第二，有的交易安排與稅務部門虛擬的交易安排相比可能帶來新的商業利益，但是與減少或推遲納稅義務相比，新增利益是非主要的。這里可以通過比較減少或推遲納稅義務的經濟利益現值與新增商業利益的現值孰高來衡量新增商業利益是否是非主要的。
三、稅收政策差異是否是采用現行交易安排的決定因素？
即使稅務部門虛擬的交易安排是合理的，且現行交易安排與稅務部門虛擬的交易安排相比不能增加行為主體的商業利益，也不說明此項交易一定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還需要考慮納稅人采用現行交易安排的主觀因素，即是否出于減少或推遲納稅義務的動機才采用現行交易安排。
在稅務部門已經證實現行交易安排與稅務部門虛擬的交易安排相比不能增加行為主體的商業利益的情況下，如果納稅人能夠證明自己無權選擇交易安排類型，則不屬于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情況，這種情形包括：1.某些交易安排是更大的一攬子交易安排的一部分，是一攬子交易的必要步驟，納稅人沒有選擇權。這種情形下除非一攬子交易整體被認為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否則不宜否認其具有商業目的。
2.納稅人在此項交易安排發生之前已經基于商業目的構建了一系列民事主體和承擔了一系列民事義務，為履行民事義務必須作出此種交易安排。但是，納稅人不是基于商業目的而是基于減少和推遲納稅義務的目的構建民事主體和承擔民事義務的活動仍然是不具有合理商業目的的交易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