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如何抓住這一歷史性機遇，推動稅收法制化進程？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認為，要提高稅法級次，解決立法授權回歸，完善立法，同時要正確處理好稅收領域改革與立法的關系。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凸顯稅收法治化建設與發展的光明前景。決定還從必須完善立法，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含稅收制度，作者注)方面，提出完善稅收制度，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并對部分稅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作出具體的規定。決定中對涉稅內容的闡述，彰顯黨中央對稅收立法和稅制改革工作的高度關注，是推動稅收法制化進程的良好契機，我們必須要抓住這一歷史性機遇，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確立現代稅收制度體系的基礎性地位，加速推進稅收現代化。

提高稅法級次，解決立法授權回歸，是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本質要求。稅收法定原則作為稅法的重要和核心原則，早在2000年頒布實施的立法法中就得到確認，這說明稅收法定在我國有現實的法律依據。可見，決定提出的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不是指創設或建立，也不是指簡單地遵循，是指如何將稅收法定原則“落地”。而目前的焦點是，該如何協調處理1986年全國人大對國務院作出的授權立法決定。從決定對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來看，全國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授權，是題中應有之義。具體而言，新稅種的設立應當要由全國人大來立法，現行的稅收暫行條例也應通過深化稅制改革逐漸納入全國人大立法的范圍，從而實現提升稅法級次的目標。

是建立現代稅收制度，推動稅制改革法制化進程的基本原則。決定提出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稅收制度作為財政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必然要按決定提出的原則改革與完善。其中，“完善立法”作為首要原則提出，是貫徹“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具體體現。要在進一步完善稅收制度，深化稅收制度改革的進程中，賦予稅制改革法制化色彩，強化稅制改革與稅收立法的統籌推進和頂層設計。

稅由立法機關制定并開征是國際通行的慣例。在現代法治國家中，“無法律，不納稅”已成為公認的原則，不僅體現在法律規范中，也根植于國民的觀念之中。英國被認為是現代意義上確立稅收法定原則的鼻祖，此后，有很多現代法治國家紛紛效仿并不斷完善，如美國、日本和法國等在其憲法中都加入了稅收法定的規定。稅收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屬于憲政問題，稅收法定是民主法治觀念在稅收領域的映射。相比較而言，我國僅在憲法第56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目前，有許多專家學者提出，借決定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之機，應將稅收法定原則的核心內容在我國憲法中體現出來，將稅收法定提升到憲法層面去規定。

正確處理好稅收領域改革與立法的關系。稅制改革與稅收立法并不矛盾，稅制與稅法本身就具有相通性。稅制改革更多側重從經濟視角去考量，而稅收立法更多側重從法的層面去看待。稅制改革的過程，可以視作提升稅收法律規范質量，而強調立法也是賦予稅制改革成果法制化的過程。稅制改革的推進應體現立法的要求，符合法治的導向，而稅制改革的最終成果也終將在立法中反映。從這一角度觀察，完善稅收立法與推進稅制改革是一脈相承的。

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重要價值取向，是構建科學、完備的稅收法律制度體系。在提高稅收立法級次的同時，如何形成完整的稅收法律制度體系，這是一個非常現實而又緊迫的課題。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應分步實施決定提出的各項具體稅制改革任務，使得各單項稅制改革與整體稅法體系構建相互協調一致。在明晰總體稅收法律制度框架的過程中，注重解決好中央稅與地方稅、直接稅與間接稅的關系，統籌協調各稅種之間的關系，明確不同稅收法律層次的職責分工。決定提出完善地方稅體系，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需要通過科學完備的稅收法律制度體系去體現和落實，否則僅靠單項稅制改革是無法完成決定賦予的稅制改革總體任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