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政策調整可能導致總體稅負變化，這表現為宏觀上減稅或增稅；也可能是總體稅負基本穩定，宏觀稅負不變。但站在企業、個人等納稅人的角度來看，無論什么樣的稅收政策，都會引起其稅收負擔的增減變化。不導致納稅人稅收負擔變化的稅收政策是不存在的。對納稅人而言，稅收政策變化的基本形式只有兩種：減稅與增稅。為什么要減稅，或者增稅呢？

從近兩年的減稅與增稅說起

近兩年既有減稅的政策，也有增稅的政策。擇其要者，減稅的政策主要有營改增、針對小微企業的減稅，針對研發和技術創新的減稅，針對重點群體創業、就業的減稅，針對環境和新能源發展的減稅，針對金融、保險、農村小額貸款、文化體育產業發展、企業兼并重組等方面的減稅。

增稅主要體現在資源稅、消費稅方面。資源稅增稅主要體現在計稅依據的調整，從量征收，即定額稅，變為從價征收，稅額隨著價格變化而變化。資源稅從價征收的范圍是逐步擴展的，從石油天然氣擴展到煤炭，再到有色金屬和稀土。而消費稅的增稅主要體現在成品油消費稅上，2014年11月、12月和2015年1月分三次提高了成品油消費稅稅額，使用最普遍的汽油三次共計加稅每升0.52元。今年還對卷煙消費稅率做了調整，從價稅稅率由5%提高到11%，并加征從量稅。

綜合近兩年減稅和增稅情況來看，減稅的頻率顯然要遠遠多于增稅的頻率，其涉及的范圍和領域也是減稅更為廣泛。但就其引發的社會反響則是不對稱的，增稅產生的社會反響無論其廣度，還是強度，都比減稅要大得多。在社會稅收意識強化的條件下，減稅產生的“快樂指數”與增稅導致的“痛苦指數”極不相稱，前者是邊際遞減的，甚至變為零，而后者則是邊際遞增的，不斷放大。再加上社會輿論對減稅具有正當性和對增稅具有非正當性的判斷，使社會心理更是在減稅與增稅之間產生不對稱影響。

為什么要減稅

作為稅收政策的一種取向，減稅不是基于社會心理，而是對沖公共風險的現實需要。這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是如此。我國當前面臨的公共風險主要是經濟下行，并連帶著影響社會就業、失業的狀況，進而影響以勞動為生的民眾生活。穩定經濟、穩定就業，這是政府當前最重要的政策目標。而作為政策工具的稅收，對實現這個政策目標有正面作用和積極影響。

定向減稅能降低創業、就業和創新門檻的減稅，具有扶上馬送一程的功效，這類減稅不只是擴大需求，也能改善供給。設定減稅期限，通常出于兩種考慮：一是帶有試驗性質，定向選擇是否合適，要讓實踐來檢驗，可視情況選擇延續，甚至長期化，或者退出；二是改變初始條件，便于進入市場，一旦該行業、企業有足夠的能力，減稅政策就可退出。如對小微企業的減稅，就是降低創業、就業的初始條件。企業一旦成長起來了，也就不再需要稅收扶持。

長期性減稅措施，如針對研發的減稅、加速折舊，針對小微企業免征行政事業性收費等等，這類減稅政策已是結構性改革的內容，不屬于解困性的優惠政策范疇。屬于結構性改革的減稅政策具有長期影響，對于穩定企業行為有重要的邊際意義。有針對性地實行長期的制度性減稅，是激勵微觀主體行為長期化的重要條件，是結構性改革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不言而喻，這類的減稅政策要通過稅制結構改革來實現，需要統籌設計實施。

由此可見，減稅要出成效，尤其是長期效果，則不能一減了之，需要對減稅的方向、對象、性質、實現方式和效應做出科學分析和模擬預測，轉向精準減稅。應當說，這兩年的減稅政策在越來越趨向精準化。

為什么要增稅

從前面的闡述中可以看到，我國近兩年不僅有減稅，還有增稅。給人直觀的印象，減稅是為了穩增長，而增稅則是為了穩財政。

從我國實際出發，當前面臨的風險不只是經濟下行，而且還有資源環境風險以及財政金融風險，這些屬于不同領域的公共風險分別存在，看似孤立，但在一定條件下會相互轉化，甚至相互疊加而放大。而稅收作為一個重要的政策工具，卻可以發揮多重效應，對多重風險同時都有對沖的邊際效應。

我國這兩年的減稅、增稅都采取了定向的方式，而不是總量式的，這就把稅收這個重要政策工具從傳統的“單一彈”變成了新式的“子母彈”，可同時針對多個目標，對沖多重風險。對經濟下行風險，可以定向減稅來對沖；對資源環境風險可定向增稅來對沖。減稅會擴大財政風險，而增稅又對沖了財政風險。這樣，一方面可避免財政風險向經濟風險、金融風險轉化；另一方面又為財政提供了空間，使必保的剛性財政支出，如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支出有了更大的確定性。從風險綜合權衡理論來觀察，減稅和增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