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春節全民搶紅包的熱度令人咋舌。與傳統的發紅包相比，網絡紅包從“配菜”華麗變身“主菜”。但熱鬧過后，小小紅包背后卻有著是否逃稅、有無腐敗、沉淀資金利息歸屬等諸多期待回答的問題。

　　去年，中紀委已將“利用電子商務提供微信紅包、電子禮品預付卡等”列入“反四風”查處范圍。這又對網絡紅包帶來何種影響？

　　網絡紅包收錢無上限？

　　據統計，從除夕到初八，超過800萬用戶參與了微信搶紅包活動，超過4000萬個紅包被領取，平均每人搶了4至5個紅包。此外，還有眾多電商、金融機構等加入紅包大軍。據估算，2015年各大互聯網企業共撒出超過100億元的紅包。

　　網上發紅包，不僅限于春節，也已變成日常行為。廣東肇慶市民李飛杰說，廣東人生孩子、搬家，甚至買輛好車都會發紅包，現在也開始流行用手機來發紅包。

　　網絡紅包發錢上下限是多少？

　　以微信“紅包”為例，除普通紅包和手氣群紅包，還分結婚、生日、喬遷、添丁等特定紅包。普通紅包單個金額上限200元，最低是0.01元；手氣群紅包一次最多可以發送100個，單日限額8000元，單筆限額2000元。而特定紅包每次只能發給一個人，單個金額最高為1000元，三個月內只能發給同一個好友一個特定紅包。

　　一個人最多能收多少呢？記者多方求解，各方都含糊說不清楚。互聯網企業幾乎沒有規定提收紅包上限的問題。支付寶客服告訴記者，紅包的收取次數和金額都沒有上限，只要是發來拆開都是自己的。

　　多位專家指出，“理論上收紅包沒有上限。”

　　是否會助長腐敗風險？

　　收發紅包如此自如？小小紅包會不會成為輸送利益的工具？

　　2014年9月，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就曾表示，中紀委已將“利用電子商務提供微信紅包、電子禮品預付卡等”列入“反四風”查處范圍。江西、沈陽、教育部等陸續下文，稱將重點查處利用“微信紅包”行賄受賄的行為。

　　“網絡紅包和傳統紅包并沒有本質區別，這種支付方式也可能會成為利益尋租平臺，點對點紅包盡管單次金額有上限，但不排除把發卡送禮變成網絡紅包，取代傳統紅包。”北京工商大學商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洪濤說。

　　專家們指出，發放、接受紅包在互聯網技術上雖有跡可查，但發紅包的目的卻難以把控。技術本身無法辨別忠奸善惡，切莫讓“有心人”鉆了漏洞。

　　“網絡紅包的發出人，其初衷與目的，不排除會涉及一些企圖規避法律的經濟往來、賄賂問題，這都需要從制度、法律上嚴密相關規定。”上海大學法學院李俊峰博士指出，還要充分發揮互聯網的科技優勢，讓非法利益輸送無所遁形。

　　是否涉嫌逃稅？

　　紅包搶到手軟的同時，一條“微信紅包還要收稅”的消息在春節期間不脛而走。北京市國稅局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規定，偶然所得是指“個人得獎、中獎、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質的所得”，“微信紅包”所得具有較大偶然，我國法律規定偶然所得稅率為20%.

　　北京問天律師事務所律師張興表示，搶到的紅包應屬偶然所得，而一對一紅包對受贈者來說也屬于偶然所得，都應納稅。企業向員工發放微信紅包屬于獎金性質，對員工來說是薪金所得，應按稅法繳納個人所得稅。

　　但也有專家表示不同觀點。北京大學金融法研究中心博士李明分析指出，紅包資金轉移應屬個人贈與，搶紅包參與人群范圍與傳統親屬間紅包贈與有差別，法律地位仍需明確。

　　面對搶紅包可能存在的稅務問題，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律師丁錚指出，要加強法律研究，稅務部門要提出比較具體的解決辦法與措施。

　　資金利息是誰的？

　　搶紅包，大部分人搶的是“塊八毛”，但積累起來總量很可觀。

　　在朋友圈里，有精明網友給微信算了一筆賬，“若30%的用戶沒有選擇領取現金，微信2億用戶30%的人發一百元紅包延期一天支付，按照民間借貸的利率，所有賬戶將產生18億元的現金沉淀……”

　　這紅包產生的收益和自己有關系嗎？

　　張興表示，包好未發以及沒發出去的紅包、未提現紅包可視為沉淀資金，應屬備付金。根據物權法，除非另有約定，備付金利息應歸錢款所有者。

　　專家指出，按照央行規定，沉淀資金產生的收益中的10%要作為風險備付金，其余的才能被企業拿走。然而，第三方支付平臺至今都沒有公布具體數額，派發“紅包”的互聯網企業是否執行這樣的規定，還是隨意使用備付金利息，還需要監管部門認真調查，做好監管工作。

　　誰來監管？

　　網絡紅包涉及稅收、金融、行賄受賄、網絡詐騙等多個問題，牽涉面廣，隱患點多，但專家指出，網絡紅包有人搶，卻無人管。這些互聯網金融引發的新問題，如今既沒有明確的法律解釋，監管部門也出現缺位，造成很多現實的困惑。

　　比如，由于網絡紅包的規則由運營商自行制定，監管方面存在不少盲點，“哪一個金融管理機構負責監督并沒有明確指向”。不少紅包產品沒有落實實名制管理要求，用戶的支付安全如何得到保障尚存疑。一些互聯網支付平臺還有無牌照經營的政策風險，甚至會存在反洗錢風險，對金融秩序和用戶合法權益的保護帶來挑戰。

　　洪濤呼吁“紅包”應該成為網絡監管的重要內容，備案制度應被提上日程。企業行為的大規模網絡紅包，如果數額巨大，如超過1億元、參與超過1億人次，發放主體企業和法人組織應到屬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備案，以接受相應的管理。發放主體、金額、規則、受眾對象都應該明確，并進行相應公示。

　　“當務之急是組織民商法、金融法、刑法專家跨界對話，進行探討研究”，廈門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薛夷風認為，網絡紅包首先要有一個明確的法律身份，進而要對運營商、收發人、金額限制、監管責任等進行詳細的界定。政府主管機關要切實擔負起責任，做好監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