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2011版《個人所得稅法》實施三周年之際，外界要求深化個稅改革的呼聲再度高漲。究其原因，個人所得稅已經淪為“工薪稅”。與旨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目的形成反差的是，不少人認為，個人所得稅在某種程度上擴大了這一差距。除了要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注重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稅收管理的效率也是個稅改革需要考慮的重要方面。在此背景下，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被視為改革的大方向。然而尷尬的是，盡管政府早在上世紀90年代便已提出這一改革目標，但至今未能實現。

在提高費用扣除標準的同時，開始觸及稅率層級結構調整，這被視為2011年個人所得稅改革的一大亮點。同年9月1日，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正式實施。

不過在2011版《個人所得稅法》實施三周年之際，不少人仍寄望提高費用扣除標準：“能否提升到1萬元？”他們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稅收應該跟上經濟發展步伐，適當提高納稅基準，以此減輕工薪階層負擔”。

持有這一看法的并不在少數，但也不乏反對者。多位學者就直言，單純提高費用扣除標準難以解決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和高收入者群體納稅不足的問題。理由是，扣除額提高過多，高收入者繳稅會大量減少，國家對低收入群體補貼以及社保、醫療等支出也會受到影響。

量能課稅為原則

去年，國務院批轉了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通知。

根據當時的說法，要“完善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的征收、管理和處罰措施，將各項收入全部納入征收范圍，建立健全個人收入雙向申報制度和全國統一的納稅人識別號制度，依法做到應收盡收。”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曾對新金融記者介紹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個稅實際上更多是在發揮籌集財政收入的功能，只是在最近幾年，在收入差距較大的背景之下，對于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外界有了更多的要求和期待。

個人所得稅包含很多稅制要素，比如稅率、級次級距等，馮俏彬認為這些都可以通過調整進而達到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的目的。但她同時強調，個稅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首先要保持一定的納稅人口的存在，然后才能考慮其發揮收入分配調節功能。

事實上，各國在發揮稅收組織收入職能的同時，也特別重視運用稅法調節分配和穩定經濟，以此促進經濟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而作為以稅收負擔分配為規制對象的稅法，常常把以納稅能力平等課稅的量能課稅原則作為基本準則。

繳納所得稅有“例外”

按照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并非所有個人所得都要繳納個人所得稅。據新金融記者了解，免納個人所得稅的個人所得包含十大類，涉及保險賠款，國債和國家發行的金融債券利息，軍人轉業費、復員費，按國家統一規定發給的補貼、津貼，按照國家統一規定發給干部、職工的安家費、退職費、退休工資、離休工資、離休生活補助費等。

除了免納個人所得稅，現行法律同時還單列了三類減征個人所得稅的情形，比如殘疾、孤老人員和烈屬的所得；因嚴重自然災害造成重大損失的；其他經國務院財政部門批準減稅的。

當然，如果個人所得都不符合上述情況，還可以通過捐贈的方式減輕個人稅收負擔。因為按照現行《個人所得稅法》的規定，個人將其所得對教育事業和其他公益事業捐贈的部分，按照國務院有關規定從應納稅所得中扣除，而這有助于將其適應的稅率調整到一個較低的層級。

免納、減征條款的列示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量能課稅的原則，但從現行《個人所得稅法》的執行情況來看，“工薪稅”特征依然十分明顯。按照今年年初財政部發布的數據計算，去年工薪所得稅占個人所得稅的比重高達62.7%。

分類引致稅負不公

2011年，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微博）曾就現行個稅稅制批評道：“在當前國內收入差距主要來自財產性收入所得的背景下，這種稅制毫無疑問打擊了勞動所得，使得勞動者勞動報酬的增長速度與GDP增速相比差距更大。”

應該說，個人所得稅法在公平性上缺失很大程度上緣于當前所實行的分類所得稅制。由于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將個人應納稅所得分為11類，每類所得的扣除標準、適用稅率和計稅方法均有所差異，這必然出現不同所得之間的稅負不公平。一方面無法按照綜合所得統一適用累進稅率進行調節；另一方面還為納稅人通過轉換所得類別進行避稅提供了空間，比如工資、薪金所得適用超額累進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而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適用比例稅率，稅率則為百分之二十。

多位受訪者認為，由于工資薪金所得收入透明，實行代扣代繳，征管較為到位；而高收入者的收入多為利息、股息、財產轉讓所得等資本所得，收入渠道多而隱蔽，在控制上比勞動所得難度大，偷逃稅比較嚴重。此外，由于現行費用扣除沒有考慮納稅人贍養情況等家庭負擔因素，而是采用“一刀切”的辦法，受訪者直言，這違背了量能課稅原則。

目前來看，外界對于納稅所產生的較強抵觸感，還與沒有真正感受到與納稅相關的利益（比如社會福利等）密切相關。畢竟，按照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既然納稅人承擔納稅義務是為了讓政府提供公共產品而做出的一種利益讓渡，那么納稅人就應該有權決定讓渡多少利益，同時也有理由監督政府使用稅款、提供公共產品的效率與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