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財政體制改革作了全面的勾畫，必將成為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新起點。

現行財政體制起源于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經過一系列有力的制度安排，我國初次建立了制度化、規范化的財政體制，為市場經濟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分稅制財政體制運行20年來，也積累了不少矛盾和弊端，如政府間事權劃分不夠清晰，地方稅體系不夠健全，轉移支付制度不夠完善，等等，已不能完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新形勢，亟待進一步完善。三中全會恰逢其時，在關鍵時點上對下一步財政體制改革作出了科學部署。

事權劃分是財政體制的基礎。1994年分稅制改革側重于稅收收入劃分，對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僅做了原則性的規定，在具體劃分上不夠清晰、合理。由于事權劃分不明確，各級政府在事權和支出責任上存在交叉、重疊和錯位現象。大量事權經過層層下放，最終由市縣一級基層政府主要承擔，造成了基層政府的支出責任過重。

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并對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作了較為清晰的界定，規定全國性公共產品、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關系重大的事務由中央政府負責，區域性和地方性較強的公共產品主要由各級地方政府負責，跨區域的公共產品由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共同承擔。對一些責任應由中央政府或各個層級政府負擔，但效率要求地方政府具體承擔的事權，需要各級政府將資金劃撥到承擔具體事務的地方政府。這是我國在財政體制改革上的新突破，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安排，理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有助于緩解當前地方財政運行中的困境。

事權和支出責任做到相對明確后，還需要賦予各級政府相應的收入來源，使各級政府的自身收入盡可能滿足其支出需要。1994年分稅制改革明確了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劃分框架，將絕大部分主體稅種劃為中央固定收入或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從稅種屬性和中央宏觀調控需要來看，這樣的劃分大體上是科學合理的，但在收入的共享方式上存在一定弊端，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地方稅體系的建設。

三中全會在財權配置上提出了三條重要原則：第一，保持現有財力格局總體穩定。僅就公共財政收入而言，現在的分配格局大體是中央和地方各占一半。這一比例應該是比較合理的。中央收入過高的話，不利于發揮地方政府積極性；中央收入過低，不利于中央宏觀調控和調節地區差異。第二，考慮稅種屬性，理順政府間收入劃分。在財權配置上，根據稅種屬性，增值稅等大稅種應歸為中央，但其收入不應由中央政府獨享，需要在各級政府間采取合適的方式進行分配。比如，在增值稅的收入分享上，可考慮調整共享方式，根據各地的消費能力進行地區分配，并適當提高地方政府的分享比例。第三，完善地方稅體系。從長遠來看，在不動產保有環節征收的房產稅和對礦產資源征收的資源稅可分別作為東部發達地區和西部欠發達但資源富集地區的市縣政府主體稅種。為此，需要穩步推進房產稅和資源稅改革。

轉移支付制度對平衡地區財力差異、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具有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轉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占比較低、結構不合理，專項轉移支付過多過雜、管理無序、地方政府資金配套壓力大，弱化了其保障地方政府基本財力和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效果。三中全會同樣對此作出了有力的回應。通過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增長機制，清理、整合、規范專項轉移支付項目，有助于調節、完善中央和地方間政府關系。

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現代財政制度的最大特征是民主和法治。在財政體制上，同樣需要貫徹民主性和法治性原則，以保證規范性和穩定性。為此，需要更好地發揮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盡快制定專門的政府間財政關系法，對各級政府的事權和支出責任、財權和財力保障加以明確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