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行員辭職、打官司，已經不是新聞，但李濤是新聞人物，因為他現在的“身價”是730多萬元，被稱為“標王”飛行員2008年5月26日，星期一，清晨4點多，李濤就起床了。他拉開衣柜，穿上了飛行制服：白襯衫，深藍色西褲，配深藍色領帶，早晨的天氣很晴朗，溫度并不低，他猶豫了一下，還是套上了深藍色外衣。這一身行頭，他快一年沒穿了，戴肩牌時，手感明顯生疏了許多。他拖著飛行箱，像往常執行飛行任務一樣，早早地出了家門。

　　但今天，他沒有去機場，而是來到了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他的飛行箱里裝的也不是登機所需品，而是準備向法庭提供的證據。

　　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當天公開審理的是六起飛行員的辭職案，他們都來自于山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山航）青島分公司，李濤是六分之一。飛行員辭職、打官司，已經不是新聞，但李濤是新聞人物，因為他現在的“身價”是730多萬元，被稱為“標王”飛行員。

　　“標王”飛行員的誕生

　　2007年5月30日，李濤向山航遞交了書面辭職申請，公司以“2007年飛行人員流動指標已用完”為由。拒絕了他的辭職要求。

　　之后，李濤正常執行航班任務，直到滿一個月。6月30日，他告知其所在飛行大隊不再參加飛行。他準備一心一意對待辭職，因為他知道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李濤辭職前后，山航共有十多名飛行員提出了辭職，辭職原因包括：違規超時飛行，勞動強度大，不按規定繳納養老、醫療保險等。

　　2007年7月，包括李濤在內的部分辭職飛行員向當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

　　一晃兩個月過去了，但仲裁結果遲遲出不來。

　　2007年9月24日，城陽區仲裁委給他們發來了書面回復，以“案情復雜，培訓費計算復雜”為由中止了仲裁程序。

　　辭職的飛行員們慌了，他們找到仲裁員詢問具體情況，對方說，得向上級申請。如果上級不批復怎么辦？那就無限期拖下去，可能一年，也可能十年。

　　李濤他們找到青島市仲裁委，一位劉庭長答復稱：“案件復雜，我們需要和市法規處商議。”又是一個“案情復雜”，他們不明白復雜在何處。

　　他們又找到市法規處，市法規處答復稱：“法律法規都很明確，不需要我們批復。”

　　后來，他們終于找到了一位關鍵人物，青島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主管此事的耿副局長。耿副局長說：“不是我們想拖，是為了能讓你們和山航調解，這都是為你們好。案件中止是我的意思，有什么事找我好了，請你們相信我的人格，我沒吃過山航一次飯，沒喝過一次酒。要裁很簡單，明天就可以出裁決書。是調還是裁，你們先回去考慮一下……”

　　調解是不可能的，因為山航調解的前提是回去，而不是放人，李濤他們自然不會接受。

　　幾經波折，2007年12月21日下午，李濤終于拿到苦苦等了半年的《裁決書》。裁決結果是：一、雙方解除勞動合同關系；二、李濤賠償山航培訓費及違約金，共計730多萬元。

　　730萬元是怎么產生的？李濤告訴《新財經》記者：其中，培訓費196萬元，違約金530多萬元。但記者卻看到判決書上寫的培訓費是“1960000.00萬元”，李濤說應該是仲裁員疏忽了，多寫了個“萬”字。

　　在所有飛行員辭職案例中，這是迄今為止仲裁賠償額最高的一起，李濤因此成為目前全國最貴的飛行員。

　　對著730多萬元的高額賠償費，李濤傻眼了，很氣憤，“我在山航就是干活，掙錢的機器，感覺是一分不值的。為單位付出這么多，到頭來還得賠償，而且傾家蕩產都不夠。”

　　他當即給仲裁員打電話，說：“你懂不懂法，我提供的證據，你們根本不看，山航提供的就采納……”掛完電話一會兒，他接到了代理律師的電話，勸他：“你不要太沖動。這就是一個過程，走完就走完了，后面還有一審，一審跟這個也沒有太大關系，不會受很大影響。”

　　李濤想告仲裁，立案立不上。他和其他辭職飛行員一起給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寫了信，說裁決不公，但至今沒有回復。

　　仲裁結果出來三天以后，李濤等向青島市嶗山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同時，山航于2007年12月24日在濟南市歷城區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山航總部在濟南）。濟南市歷城區人民法院于2008年1月18日裁定：本案移交嶗山區人民法院審理。山航不服裁定，上訴到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中院于2008年3月26日作出裁定：本案移交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審理。

　　2008年5月26日，一審終于開庭。

　　決定辭職，斗爭了很多年

　　從仲裁到一審，經歷了很長時間。而李濤考慮辭職的時間漫長得多，用他自己的話說：“斗爭了很多年。”

　　李濤是遼寧人，家在農村。讀高中時，他被招到部隊當飛行員，這在當時是學校的一個驕傲。

　　1998年，李濤從部隊航校畢業后轉業到了山航。山航成立不久，效益也不錯，工資待遇在全民航名列前茅。當時，公司只有60多名飛行員。算起來，李濤也是元老之一了。年輕的他對年輕的山航充滿了期待。

　　然而，這樣的日子并不長。2000年，李濤開始動搖了。

　　那年年中，公司安排他改飛CRJ機型。CRJ是一種50座噴氣式飛機，飛支線。他原來飛薩博。薩博的飛行高度為5000~6000米，屬中空飛行。CRJ飛高空，更缺氧。開始時，李濤很不適應，在飛機上吃完飯，肚子就脹，過了很長時間，他才慢慢習慣。

　　由于CRJ價格太貴，盈利很困難。后來，山航將該機型連同飛行員一起，租給了國航。此后，李濤經常駐外。北京、東北、成都、呼和浩特都是他們的基地。他在家的時間很少，一出去就是半個月、二十天。有時，一個月只休息兩天，其中，只有一天在青島。

　　后來，民航業工資改革，山航的優勢地位不再。“我們飛國航的航班，拿山航的待遇，國航基本工資要高出一倍。”李濤當然有些不平衡。

　　又有消息傳來，CRJ機型要退出市場，飛行員改飛波音737.李濤已經是教員，改機型，得從正駕駛重新開始。從正駕駛到機長，大約需要兩年時間，收入也會少很多。李濤的同事張機長就是一個例子，粗略計算，他一年收入要少10萬~20萬。“并不是我要改的，是公司調整，為什么代價要我來承擔？”

　　讓李濤難以忍受的，還有公司內部的派系斗爭，他稱為“搞政治”。“領導之間有矛盾，你和這個領導關系好，就等于和另一個領導對立。”站錯了隊，從副駕駛到正駕駛再到機長的升遷，可能都會受影響。到底該抱誰的大腿？這對搞技術的飛行員而言，太難了。

　　這樣的氛圍讓李濤很壓抑，讓他窩火的還有公司經常給飛行員停飛處罰。停飛以后，后面要把時間趕回來，飛得就更累了。

　　盡管考慮辭職已經很久了，但李濤一直下不了決心，他對自己說：“等還完房貸就辭。”

　　李濤2000年結婚，當時買不起房，一直租房子住，一年換一個地方，搬了很多次家。2003年，夫妻倆攢下了6萬元，交了首付，終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后來，因為居住環境不好，女兒總是生病，李濤換了一次房。

　　直到去年，房貸終于還完。李濤嘆了口氣，“終于可以離開山航了。”

　　妻子的憂慮：家里一下就沒收入了

　　對于丈夫的辭職，妻子張振蘋很矛盾。

　　張振蘋說起話來輕聲細語：“開始，我是不想他辭職。房貸去年剛剛還完，老人要給贍養費，孩子開銷也大。他辭了，家里一下子就沒有收入了。后來想想，還是覺得身體更重要。勞累是一方面，確實挺壓抑的，這對身體更不好。”

　　李濤今年35歲。從30歲以后，每年體檢張振蘋都緊張。第一年，體檢結果尿里有紅細胞。她拉著丈夫去市立醫院檢查，醫生說是因為太累了，而且上火。第二年體檢，高血脂；第三年，脂肪肝。

　　李濤自己也感覺身體大不如前，要是連飛幾天，臉色蒼白，眼圈發黑，特別疲憊。年輕時，多飛會兒，無所謂，身體好，能扛。辭職后，他回山航，同事都說他氣色好。

　　平日里，李濤牽掛的是乘客的安全，妻子牽掛的是他的安全。無論李濤回家多晚，妻子都會亮著燈，等著。只要李濤有飛行，張振蘋就會一直盯著電腦，她對李濤的飛行動態掌握得一清二楚，飛哪個航班，幾點落地。如果飛機延誤，手機又開不了，她就特別緊張，總是盯著落地時間。一落地，馬上打電話。

　　與許多飛行員家屬一樣，張振蘋辭掉了工作，專職相夫教女。

　　李濤出門的時間比在家多多了。一個人在家帶孩子的妻子也有一肚子的苦水：“去菜場買菜，特別羨慕人家夫妻倆一起買菜。我天天進進出出，就一個人帶著孩子。你說，要錢有用嗎？我連人都見不到。”

　　李濤經常一出去就是一個月，他不回來，妻子特別擔心；回來吧，又讓她生氣。因為“他回來就睡覺，想跟他聊聊天，也不理我”。

　　李濤對妻子和女兒不是沒有愧疚。當飛機飛過名山大川時，他經常想：什么時候能領著老婆孩子去轉轉。

　　山航規定飛行員每年有10~15天的療養（民航局的規定是20~30天）。近十年來，李濤至今只療養過一次，那是在2005年。他帶著妻子花了1萬多塊，去了趟九寨溝。

　　最讓李濤愧疚的是，妻子生女兒時，他沒能在她身邊。

　　2001年，山航派他去美國改裝訓練，50天。妻子就要生了，他申請延遲，公司沒有批準。說起這一段，張振蘋很心酸：“我在醫院，感覺像生私生子一樣。人家生了孩子，家里送這個，送那個。護士來看著我都覺得怪可憐的，有時候還幫我打飯。”

　　“許多男人都有伺候月子的經歷，我沒有。我不知道女兒是怎么出生的，不知道那一個月她是什么樣子。”李濤很遺憾，等他回來，女兒已經滿月了。

　　“付出了那么多，我感覺山航不應該這么對待他們。”張振蘋很不解。

　　只能往前，回不了頭

　　現在辭職了，有時間陪孩子了。李濤苦笑了一下：“現在有時間了，沒錢帶她們出去玩了，更沒有心情。爬得最多的就是我們家門前的矮山。”

　　有時候，孩子叫他，他會嫌煩，“一邊待著去。”過后，他又特別后悔，“我特別親女兒。但是，心里裝著事，對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

　　辭職后，飛行員和山航也有對話，山航領導的意思是：談可以，必須談回來；走，免談，就直接走法律程序。山航給了他們三條路：一、回來，繼續飛；二、打官司；三、找下家來談。

　　“會考慮回去嗎？”記者問。

　　“回去還能活嗎？山航肯定會秋后算賬的。以前就沒地方說理，能把人憋死，跳樓的心都有了。回去就等于跳進火坑了。”

　　聽得出來，李濤對民營航空公司充滿了期待，了解也比較多。

　　“民營航空管理模式不一樣。最起碼我少了一塊心病，我身體累，但是心里不累啊。打工就是打工，付出的價值會得到認可。在山航，你要為國家作貢獻，但是我貢獻給誰了？”

　　找下家，對于李濤而言，還很遙遠。他不知道法律程序哪一天能走完。5月26日開庭，山航代理人以申訴人增加述訟請求，需要收集證據為由要求30天答辯期。一審開庭時間又延期了。

　　據了解，這一批飛行員辭職后，山航至今沒有其他飛行員提出辭職。李濤說，山航就是拖，拖的時間越長，賠的越多，后面飛行員就不敢動了。

　　李濤邁出了辭職這一步，就沒準備回頭，“市場經濟，什么東西都是可以流動，就是飛行員不能流動。航空公司還停留在計劃經濟，必須改。改革過程中，我們成了犧牲品。任何革命，都有犧牲。”

　　“之前，沒有流動的可能，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現在有一線可能，我就要用100%努力去爭取。”從部隊出來的李濤把辭職當成了一場攻堅戰。

　　律師點評

　　張起淮：飛行員流動，宜疏不宜堵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飛行員只要提起辭職，航空公司就會主張天價索賠，這差不多已經成為一種慣例。航空公司企圖通過這種手段阻止飛行員跳槽，非但難以奏效，反而激化了飛行員與航空公司之間的對立情緒。首先，如此高額索賠，毫無法律依據，不會得到公正審判的支持；其次，即使判令飛行員承擔高額的補償費用，“新東家”多半也會為這筆“轉會費”買單。由此可見，航空公司通過靠高額索賠阻擋人才流動的可能性為零。

　　飛行員的身價到底如何計算？飛行員該如何保障自己的勞動權利？目前，我國的法律還沒有明確的規定。法律的缺失增加了勞動仲裁委、法院在作出裁決或者判決時的隨意性，也間接地助長了航空公司毫無根據、漫天要價的勢頭。

　　事實上，飛行員辭職的根本原因在于：航空公司的企業文化落后，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強度過大，規章制度違法和人文關懷匱乏等。許多飛行員之所以提出辭職，大多是對公司的管理制度不滿，或者在公司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與一些新成立的民營航空公司相比，國有航空公司規模更大，經濟實力更強。如果國有航空公司的管理制度能夠以人為本，充分保障飛行員的合法權益，我相信很多飛行員會選擇留在國有航空公司而不是辭職。希望目前持續大規模的飛行員辭職事件能夠給國有以及大中型航空公司的領導敲響警鐘，抓緊改革管理制度，切實以人為本，保障飛行員的合法權益。只有這樣才能提高飛行員的積極性和他們對企業的忠實度。

　　面對飛行員與航空公司的勞動爭議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我們應當認真反思。飛行員流動，宜疏不宜堵。民航總局應當盡快完善飛行員流動機制，確立合理的航空公司用人制度。對于立法部門而言，應當針對飛行員這一職業的特殊性，完善并明確相關程序和法律標準。

　　張起淮 北京律師協會航空法專業委員會主任

　　記者觀察

　　記者獲悉，國航六名飛行員的辭職案有了新進展。雙方經過多次協商，終于達成了書面調解方案。方案如下：飛行員與國航浙江分公司的勞動合同關系于2008年9月8日解除，解除的同時由飛行員向公司支付賠償金，6人的賠償金總共760余萬元。相關條件符合后，公司將移交飛行員的檔案資料。應該說，這是一個不錯的結果。（參閱《新財經》6月刊《六名飛行員的漫漫辭職路》）

　　面對強勢的航空公司，飛行員們只是弱勢的打工者。在青島兩天的采訪，記者最大的感受是，山航的飛行員從內心深處不愿辭職。他們基本上是從部隊出來的，服從領導聽指揮。就連給領導打個電話，都得考慮半天。因為喜歡青島的氣候，很多外地飛行員把家搬到了青島，家屬跟著辭了職，他們打算踏踏實實地在青島工作和生活下去。但現在，他們又得考慮搬家了。

　　一波又一波的飛行員辭職，暴露出了民航業存在的一些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這個行業的改革。

　　李濤辭職案，我們將繼續跟蹤報道。對于辭職的飛行員，我們會一直關注，進而關注民航業改革發展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