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斯。韋伯在西方學術界被認為是與卡爾。馬克思齊名的思想家，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對資本主義精神特質的研究堪稱經典。韋伯對資本主義研究的一個核心觀點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可以看作一個“理性化”的過程，即實現社會組織運行的“合理化”，這里的合“理”可不是帝王將相的理，而是科學和邏輯的“理”。社會“理性化”的結果或許就是黃仁宇所說的近代國家能夠實現的“數目化”管理吧。

　　泰羅大概是在中國人眼中知名度最高的管理學家，他的“成名”不是因為其學術地位和學術思想，而是“臭名昭著”的泰羅制被左派藝術家卓別林搬上了銀幕，《摩登時代》成為資本主義制度殘酷剝削工人的“鐵證”。但拋開意識形態而言，工程師出身的泰羅等人發起的“科學管理運動”對大工業時代生產組織方式的形成以及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作用是無法抹殺的。而所謂“科學管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韋伯所說的“理性化”在企業生產管理中的具體體現。

　　說到這，不得不提及另一個重要命題——“李約瑟之謎”。英國學者李約瑟研究了中國的技術發展史后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高超的手工工藝，但為什么沒有發展出科學？例如，中國可以燒制出美輪美奐的瓷器，掌握復雜的“窯變”技術，但卻從來沒有總結出化學反應、化學方程式。當然，該命題過于宏大，關于它的學術著作已經“汗牛充棟”了，這也不是筆者的能力所能及的。但僅就中國的企業管理而言，我們至今也沒有跳出“李約瑟之謎”所提出的問題，大多數中國企業也沒有真正經歷“理性化”的洗禮，這大概就是上回所說的“制度只能貼在墻上”的根本原因吧。

　　前兩天在薩蘇的博客（強烈推薦讀者有空的時候也去看一看）看到一則小故事，說某個外資企業要裝空調，美國工程師先到辦公室畫安裝作業圖，結果等到畫完，空調已經讓中國幾個民工安好了，而且與安裝圖紙設計的一樣，美國人不由地贊嘆中國人的聰明。但是，如果碰上幾個“二把刀”，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蠻干的民工，結果就會完全不同了吧。這簡直就是“李約瑟之謎”在中國現代的絕好例證。中國從不缺乏聰明人（人口基數大嘛，優秀基因有的是），但不同的人干出的活差別就大了。中國人往往只想著選拔出優秀人才，所有的制度、規則要圍繞著特定的人來設計；而不太重視將已經探索出的經驗“科學化”，使普通人通過操作手冊就可以完成大部分復雜的工作。

　　筆者有個做財務的朋友不久前從某國內大企業跳槽到駐華的法國公司，剛去的時候忐忑不安，不知道水有多深。但最近看到他紅光滿面，精神煥發，一掃過去憔悴、焦慮的精神狀態。一問才知，拿錢多、干活少，從不加班，與原來的工作比起來和度假差不多。為什么？除了西歐企業財大氣粗、注重員工福利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企業的崗位分工明確，職責和工作流程清晰，只要按部就班地完成本職工作就萬事大吉。基本沒有國內企業扯皮不斷、推卸責任，能干的累死、不能干的閑死等問題。

　　所以，中國的企業要提高管理水平，與其沉迷于所謂的中國國情，陷入什么“疑人、用人”的怪圈，熱衷于經驗和技巧，不如踏踏實實地補上一百多年前泰羅的“科學管理”課，從崗位說明書、工作規范和作業流程做起。如果說在市場經濟建立的初期，企業規模小、市場不規范，游擊戰更多地需要機智、靈活、快速應變的話，那么現在已經發展起來的中國企業更需要建立科學的制度，更需要依靠每一個普通員工在各自崗位上保質保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沒有軍事操典的軍隊是永遠不可能成為正規軍的。

　　但是，韋伯的理論我們只說了一半，另一半則更為關鍵。科學或者說整個社會的“理性化”只是一個結果，是什么推動了社會的“理性化”進程？具體來講，中國企業管理應當如何來推動“科學化”？除了要掌握科學方法本身之外，我們還需要在企業培養用科學方法改進管理的熱情。筆者曾親眼見過一個韓國財務經理為了找到成本最低的包裝方法，整整一個星期不斷地在五樓向下扔用不同材料、不同方法包裝的成品箱。熱情既可以來自利益驅動（如革新改造獎金），還可以來自興趣和成就感。一個組織只有從自身迸發出對“科學化”的熱愛，才能真正避免制度僵化的負面作用，實現尊重制度與鼓勵創新之間的和諧和均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果科學管理的動力僅僅來自“經濟人”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山西的“黑磚窯”大概也可歸為“理性化”�？茖W和理性的光輝從來就需要信仰和道德的支撐才能給人類帶來光明，否則就是毀滅之火。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目前最缺乏的不是科學管理方法，而是超乎功利的、對科學的興趣和利用科學時的道德和信仰。一個只知道賺錢而不知道賺錢為了什么的企業，就像一支只知道打仗而不知道為何打仗的軍隊一樣，是無法長期生存的。這大概就是新教倫理對于資本主義萌芽和企業社會責任對于現代企業發展的真正意義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