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能與娃哈哈之間的品牌之爭，勝利的天平最終會傾向于哪一方，也許并不重要。在激憤、抗爭、無奈與妥協中，中國商人終將認識“合約精神”的意義：合約精神是中國企業全球化經營的入場券。娃哈哈也許可以在特定時點上獲得勝利，但卻要以中國人更大、更長遠的損失去彌補！

　　2007年5月9日，法國達能集團致信門戶網站，發布對娃哈哈事件進展情況的通告，稱已正式啟動應對娃哈哈非合資企業的程序。此前一個月，宗慶后高舉保護民族品牌的旗幟，與達能展開了對攻戰，成為主流媒體的頭版報道。一時間，經銷商、娃哈哈員工、偏遠地區的地方政府、學者們、健力寶等企業紛紛卷了進去。在保護民族品牌的喧鬧聲中，充斥著火藥味。

　　達能、宗慶后爭議的嚴肅主題

　　1996年，娃哈哈與法國達能公司、香港百富勤公司共同出資建立了五家公司，共同生產以“娃哈哈”為商標的包括純凈水、八寶粥等在內的產品。當時，娃哈哈商標作價1億元，以無形資產注入合資公司，占49%的股份，達能與百富勤加起來占51%.伴隨著宗慶后與達能簽字落筆，《合資經營合同》約定，娃哈哈系列商標的全部權利歸入合資公司。亞洲金融風暴之后，香港百富勤在境外將股權賣給了達能，使達能躍升到51%的絕對控股地位。

　　為了確保合資公司拿到娃哈哈商標，達能與娃哈哈簽署了《商標轉讓協議》，又在1999年簽訂了《商標使用合同》。這些合約的目的只有一個：除了合資公司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標外，中方不能許可第三方使用娃哈哈商標。若需使用，必須征得合資公司董事會同意。不僅如此，為了順利通過國家商標局審查，娃哈哈和達能還簽訂了“陰陽合同（一次交易中同時簽訂兩份不同的合同）”——呈交國家工商局的是簡單版本，雙方私下約定了一個更為苛刻的詳細版本。

　　這些條款，為今天的紛爭埋下了隱患。當宗慶后繞開合資公司，開辦了一系列非合資公司，獨立經營娃哈哈品牌時，引發了達能的逼宮。

　　本來兩家公司之間的合約紛爭需在談判桌上解決，不必搞群眾運動，更不應該將民族大義摻雜其間。達能咄咄逼人，聲稱要走法律程序。中國目前缺乏一個統一的法律體系，各種法規，說法不一，似乎一切取決于當事人的運作能力。而宗慶后是運作能力很強的人，他不怕打官司。

　　任何一件事，可以從不同角度找到合理的解釋。我們不必擔心宗慶后輸官司，卻要擔心他或許會贏官司。在中國局部的勝利，將以中國人更長期的付出為代價：在經濟已經全球化的條件下，我們在中國投入過多的民族情感，便平添了中國公司在歐美市場上的艱難。宗慶后不會想到，其中遭受傷害的，遠不止其所癡迷的那一點點利益。那是要以無數中國企業的市場份額來償還的。

　　商業不能沒有信用

　　娃哈哈這場鬧劇對中國企業全球化的最大傷害是信用的流失。信用流失比國有資產流失還要嚴重得多。企業的發展不能拋棄一個最基本前提，哪怕做到1000億元的銷售額，也離不開最初1元錢起點的權責界定。這就是操守，就是信用，也是中國商人的立身之本。

　　信用之于商業，猶如空氣和水之于人。商業歷史上，不少案例說明了信用的地位。

　　1596年到1598年，荷蘭一個船長帶著17名水手，被冰封的海面困在了北極圈內。八個月的漫長冬季，八個人死去了。但荷蘭商人卻做了一件令人難以想象的事情：別人委托給他們運輸的貨物，他們絲毫未動。這些貨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們生命的衣物和藥品。冬去春來，幸存的商人終于把貨物完好無損地帶回荷蘭，送到委托人手中。他們用生命作代價，守住信用，創造了傳于后世的經商法則。在當時，這樣的做法也給荷蘭商人帶來顯而易見的好處，那就是贏得了海運貿易的世界市場。

　　中國負面的例子不少。2007年4月下旬，鄭州一托兒所內發生兒童豆奶中毒事件。雖然當天孩子們就回家了，但由于當局沒有講清楚中毒緣由，旋即引發了國際連鎖反應。摻假嬰兒奶粉、食品以次充好、假藥、假酒，等等；不擇手段的非法牟利，讓中國食品名譽掃地。不法商販為了自己的一斗米之利，敗壞著中國商人的信譽。這就是全球化。一只蝴蝶扇動翅膀，可能在大洋彼岸引發海嘯地震。

　　信守承諾，日本商人做得比中國商人好。在日本人的“名分”中，忠誠于自己的承諾為最高倫理。天皇、父母、主人、老板、客戶、丈夫等，在日本被定格為需要盡忠的主體。許多事不必有明確的合約，一個人一旦加盟一個企業，就對企業主有了一種承諾。這種承諾，不會因為企業主的“不義”而有所軟化。

　　記得幾年前，當時日本首富堤義明的西武公司作假，被公司的兩個高管舉報。堤義明因此被判入獄三年，而那兩個高管則承受不了背叛主人的罵名，以至于最后要通過自殺的方式來洗刷，以便讓家人能夠在社會上抬起頭來。在一個崇尚效忠的國度，兩位日本高管選擇的是信守商業承諾。

　　合約精神在創傷中確立

　　有些中國人天性溫良寬厚，信守承諾，甚至以德報怨，不因為對方損害了自己而放棄自己的諾言。這自然是好事，值得稱道。然而，有些人為了一己利益大動肝火，惱羞成怒，甚至做出一些讓人感覺莫名其妙的事情來。

　　娃哈哈的鬧劇更添加了新的注腳。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承諾，而是已經落在了文字上。當那個合約已經不合于今天的利益，宗慶后堂而皇之地借保護民族品牌之名，就可以推倒重來。這種行為對中國商人信譽的傷害是很嚴重的。

　　在理智和現實的勸導下，宗慶后或許會翻然醒悟，打掉心魔，回到合約上去。經歷一場深深的創傷而回歸理智，這或許更難能可貴。盡管那份合約存在諸多鄙陋，而且不受相關法律保護，盡管在法律空隙中，可以尋找到不少運作之道，從而保證打贏官司，但那是一個中國商人與一個法國商人之間的約定。對自己的約定承擔責任，信守承諾，或許是中國商人最起碼的自尊和良知。

　　不少人對中國商人缺乏合約精神憂心忡忡，認為是中國企業全球化經營的最大障礙。我們應對此抱有樂觀態度。中國商人現在的合約精神所以不強，或許正是達能與娃哈哈這樣的案例太少。如果案例多起來，在激憤、抗爭、無奈與妥協中，中國商人終將認識“合約精神”的意義：合約精神是中國企業全球化經營的入場券；企業可以在特定時點上獲得勝利，但卻要以中國人更大、更長遠的損失去彌補！

　　中國商人的合約精神，或許正是要在凌辱、困難和義憤填膺的比對和考驗中才能成長。合約精神是中國企業的巨大無形資產，經過這場“民族大義”的抗爭，必定更加堅定和深入人心。

　　企業不是私人賺錢的工具，而是一件社會公器，承載著企業公民的義務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