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講，自2005年來，央行孤軍奮戰，卻始終無法走出流動性過剩和投資信貸擴張的“怪圈”，而且越來越深陷其中，難以自拔。到底應該如何認識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呢？

　　眾所周知，中國流動性泛濫的背后是投資與消費的失衡，所謂“高儲蓄、高投資”。從國民收入恒等式看，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必然出現貿易順差，過剩的生產能力必然要尋求外部平衡。信貸投資擴張、內需不足、流動性過剩、貿易順差激增，等等；所有這些矛盾的因果都是一個有機整體，而非獨立存在。這或許是當前以收縮流動性和限制流動性運用為目標的宏觀調控政策難以奏效的根本原因。

　　認清中國經濟運行的深層次矛盾之后，就需要為宏觀經濟政策重新定位，在解決內外失衡問題上，顯然，著眼于總量的貨幣政策作用相當有限，而更多是財政政策擔綱主角。故此，貨幣當局必須對紛繁復雜的貨幣政策的多目標有所取舍，不能在部門博弈中自縛手腳。

　　從短期看，人口數字及勞動力總數基本固定，經濟增長反映的主要就是勞動生產率的增加，而勞動生產率的上升意味著，要么收入上漲而引發通脹（這個調整屬于相對價格變化，與過多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所導致的高通脹性質完全不同），要么本幣大幅升值。在市場經濟體中，通脹與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關系：一旦資源要素價格上升，對外銷售價格自然上升，從而抵消了匯率上升壓力。也就是說，價格與匯率是兩大互相制約的相反的點，而資源價格是根本，中國資源價格的扭曲夸大了匯率升值的壓力。

　　像中國這樣典型的轉型經濟體，由于政府對很多資源要素進行控制，以及某些行業準入制度的壟斷，導致整個經濟的相對價格體系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各種商品及服務的相對價格體系很不一樣。資源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目標就是要切實建立起反映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損失成本在內的價格形成機制。

　　只有當資源要素價格上漲成為投資規模的“自動剎車器”，市場機制才真正得以確立。如此，隨著過去被人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等資源要素價格進行修正，必然會伴隨全社會商品價格上漲的過程。這是經濟結構實現良性調整所必須的。

　　同時，當前改善內外失衡的關鍵在于收入分配結構的變革，要想辦法令政府和企業手中的錢從投資轉向消費。為此，應減少財政對競爭性行業的轉移支付，加強政府在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的作用，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使用稅收機制，根據其稀缺程度和社會選擇，對能源和資源的使用進行調控。進一步完善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加大勞動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

　　如此，上下游企業順暢的價格調整機制方能得以構建。也就是說，資源要素價格上漲因素一定要能向下傳導，否則，資源價格的扭曲無法傳導經濟過熱的影響，造成日常消費品價格不漲。表面沒有通脹，而實質上是擠壓下游企業利潤，導致下游企業虧損面擴大，投資消費關系進一步惡化。

　　在一個以構建市場價格體系為核心目標的經濟轉型中，中央銀行對于通脹目標過分謹慎。以此作為貨幣政策的決策依據，顯然是不合時宜的。當前中國的貨幣政策目標必須在價格和匯率間作出權衡，“輕價格、保匯率”應是現階段最為現實的選擇：穩定匯率，平衡國際收支，為經濟轉型創造良好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