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瓜是得瓜還是收“豆”，其中涉及因素眾多；同理，在高質量會計準則與高質量會計信息之間，也存在很多類似因素，其中便有“栽培”、“營養”等因素——激勵制度、監督機制等。正視激勵制度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理解新會計準則發布之后的執行情況。

　　可以預見，假如說真話——無論是好是壞——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后果（獎勵或懲罰），那么人們普遍都會說真話。然而，現實環境并非如此，假話大行其道，因為假話會產生相應的經濟后果。

　　就上市公司而言，可能說的假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社會所關注的是財務報告造假。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為什么會造假？利益激勵應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數字化生存

　　現代社會的運行和管理離不開數字。

　　上世紀90年代，《數字化生存》一書非常暢銷，該書從計算機的存儲數字角度來討論社會現象。對會計從業人員來說，會計數字在現代社會幾乎無處不在。民諺云：親兄弟，明算賬。其實，就是會計行為的一種體現。

　　而在資本市場上，最核心的數字來自財務報告。包括股東、資本市場、管理層、監管方等多個不同的利益團體，都盯著財務報告，并從中尋找自己的利益。可以說，從財務數字角度來詮釋，數字化生存也同樣具有普遍意義。

　　黃仁宇在他的大歷史觀中提到了“數目字管理”。事實上，現代社會的管理離不開數目字，特別是反映經濟活動情況的“數目字”。而從資本市場角度看，最關鍵的數目字應當是綜合反映企業經營業績等的財務報告數字。

　　正因為如此，在資本市場上，企業財務報告數字才承受著“不能承受之重”。

　　財報三種承載

　　企業財務報告數字所負的“不能承受之重”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我國資本市場普遍存在的ROE（凈資產收益率）情結。

　　我國資本市場從建立開始，監管部門就以ROE為標桿來監管上市公司。從《證券法》與《公司法》起，任何公司如果需要上市，都必須滿足ROE不低于10%的門檻要求；公司上市之后，如果要申請再融資（配股或增發），ROE也需要達到某一既定的水準；最近幾年，盡管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ROE的要求略有放寬，但是，ROE的地位并未因此而稍降。比如，國資委2003年底發布的《央企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辦法》中，將ROE作為兩個基本考核指標之一。于是，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的國有企業，都存在較強的利益激勵去提供一個高ROE的年度報告。如果公司實際經營業績不能保證一個高的ROE，公司管理層當然有沖動“親力親為”，做點“紙上功夫”。

　　二是資本市場對上市公司的考核與評價，也離不開年報數據。

　　在美國資本市場上，分析師的盈利預測對上市公司的壓力非常大；鑒于我國資本市場中日漸成熟的分析師制度，預計在未來也會對上市公司的年度報告產生較大壓力。同時，我國市場上目前編制的各種上市公司業績排行榜，對上市公司管理層同樣產生壓力。因為無論排行榜怎么“編排”，年報數據都是其中的核心內容與依據。顯然，任何一個管理者都不愿意自己所管理的公司在業績排行榜上占據“孫山”之位，或與孫山為鄰，因為這將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他（她）在經理人市場上的聲譽與身價。

　　三是資本市場一個非常突出的特征是：任何與上市公司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消息都會體現到股票價格上來。

　　按照目前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從長時窗看，決定一個上市公司股票價格的，主要是該公司的財務業績。而從年報發布的時點看，公司的報告業績與股票價格的關系也十分明了：一個公司如果報告了一份讓市場“驚喜”的業績——比市場普遍的預期要高，那么，市場就會通過提高股價來獎勵公司管理層；反之，如果公司提供了一份讓市場“失望”的業績——比市場普遍的預期要低，市場同樣也會壓低股價，傳遞市場“失望”的情緒與信號。

　　股改后的新問題

　　我國資本市場過去一直是股權分置：平均而言，大股東擁有超過60%的股權，但這部分股票不流通；小股東擁有的是流通股，但他們通常沒有決策權。這種狀況會產生很多弊端，這也是證監會等政府部門致力于股權分置改革的重要原因。但是，從“說謊”與激勵角度看，股權分置改革前，股價上升對大股東沒有激勵作用，因為股價上升對大股東的財富不產生實質性影響。反過來，當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大股東的股票鎖定期解禁之后，我國資本市場中的上市公司管理層——有理由相信他們主要是大股東的代言人——便新增了一種利益激勵去“打扮”年度報告：為了大股東的財富。如果相應的法律風險不高、監管不到位，可以預見，新會計準則執行的效果，特別是對會計信息質量改進的效果，將會大打折扣。

　　與股權分置改革相關聯，我國資本市場目前正在推進另一種形式的改革：給管理層以股權激勵。從國際范圍來看，授予管理層相應的激勵，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代理問題，增加股東財富。然而，無論股權激勵的合同如何簽訂，都無法繞開會計指標。

　　比如，2006年10月，中興通訊公布了《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發布后的第一份A+H股公司股權激勵計劃。這份計劃的覆蓋面較寬，一次性向3414名管理層和骨干員工授予4798萬股A股股票，有效期是5年；業績考核條件為，中興通訊2007、2008和2009年度的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不低于10%.這個條款與上世紀90年代中期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配股的要求相似。正如同證監會的配股要求導致上市公司為實現ROE不低于10%而發揮“聰明才智”一樣，我們可以預見，假如未來三年電信市場出現重大轉折，導致中興通訊不能達到ROE10%的要求時，公司管理層很可能會“上下同心、眾志成城”，想方設法實現10%的要求。

　　這一現象可以從TCL上得到印證：TCL上市之前的ROE都非常高，按照上市公告書，2000至2002年的ROE分別是23.07%、18.34%與22.35%；TCL于2004年1月上市，2003年的ROE仍然偏高，為25.21%；但2004年與2005年卻分別降為4.49%和-6.52%.究其緣由，除了國際化帶來部分損失外，沒有了來自高ROE的激勵效應，應當是可能的解釋原因之一。

　　綜上可見，正視激勵制度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理解新會計準則發布之后的執行情況。

　　強調：

　　當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大股東的股票鎖定期解禁之后，我國資本市場中的上市公司管理層——有理由相信他們主要是大股東的代言人——便新增了一種利益激勵去“打扮”年度報告：為了大股東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