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幾千年來“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長盛不衰，是因為“官員”手中的權力是一種壟斷性資源，這種資源可以用來與商人進行交易《大明王朝1566》給我們講了一個天才商人輝煌一時的故事。一代絲綢巨商沈一石，在生意場上和政治斗爭的旋渦里，練就了一身本領，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來往于官場、商場、情場，如魚得水，游刃有余。盡顯一時之風光。古語說得好，得勝于斯，必敗于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在沈一石身上，我們看到了商人的智慧、商人的狂妄、商人的霸道、商人的無奈，以及商人在官場斗爭中的最后下場。沈一石的命運無不與那個時代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息息相關。

　　“當官”不成直接“發財”

　　皇糧從法理上是皇帝的私有財產，要侵犯私有產權從來就不大容易。由于皇糧有限，造成官場資源稀缺，官位的稀缺凸顯了封建社會官職的高貴。這種高貴對于多數謀求當官的人來說，除了光宗耀祖之外，還與發財聯系在一起。于是，當官成為一舉兩得、名利雙收的事。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當官”與“發財”緊密相關。這可以用經濟學來解釋：皇帝們既沒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打理江山，又必須找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統治江山，所以，不得不報出一個有誘惑力的市場價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職業經理人”。

　　對于許許多多有理想、有抱負卻又由于各種原因當不到官的人來說，既然“當官”是和“發財”聯在一起的，那么，在當不到官的情況下，直接去“發財”也是一條捷徑。有一首打油詩說得好：“老天下雪不下雨，下雪之后變成雨，下雪變雨多費事，不如現在就下雨。”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愛財之心，人皆有之，只是“道”不同而已。皇帝能夠“忽悠”天下人才為己所用的一個絕招，就是為廣大讀書人提供取財之“正道”——當官。倘若沒有機會走上當官的“正道”，盡管是一大不幸，但如果能退而求其次，通過經商來實現發財的愿望，也是挺好的。在從商的路上，中國并不缺乏人才。

　　背靠官府好做生意

　　沈一石是中國皇權專制制度下的典型商人。他很有商業嗅覺，也很有管理能力；他很會算賬，也很懂官場潛規則。別看他揮金如土、花天酒地，但不忘在官員面前穿上粗布衣服，以示貧賤；他自己喝涼白開，把最好的茶遞給官人喝。在以掙錢為唯一目標的前提下，他什么事都想得出來，什么事都做得出來。他敢在官人身上花錢，敢在女人身上花錢。在他看來，憑他的智慧和經濟實力，在浙江省就沒有什么搞不定的事。這一點他的確做到了。

　　絲綢的出口是宮里直接掌控的國有壟斷項目。沈一石雖然沒有學過經濟學，但他知道“一切利潤都在壟斷之中”的經濟學道理。所以，他花重金從蘇州買下蕓娘，專門侍候江南織造局的監正楊公公，當了楊金水的“對食”。有了這個靠山，他才能成為江南織造局最大的織造商。并且在嘉靖三十七年，江南織造局報司禮監呈奏皇上特賞沈一石六品功名頂戴。

　　清朝的官帽是紅頂，所以有“紅頂商人”一說；在明朝，官帽是黑色的，叫烏紗帽，大概沈一石之流可以被稱為“烏紗商人”。紅也好，黑也好，亦官亦商，總是好做生意。

　　中國古代的商人，盡管不在官場混，但他們都知道“天子”與“天下”的悖論。所以，他們往往會把商業智慧用到最不應該也是最應該的地方去，這就是勾結官府，權錢交易。不論是生存也好，還是發展也好，舍此別無做大做強的機會。商人們都深知兩條規則：在商言商，千萬不要與皇權作對，此其一；皇恩浩蕩，粘上了就是巨額利潤，此其二。事實上，對于多數商人來說，皇恩往往是通過各級官員的“跑冒滴漏”，間接地流入民間的。所以，為商之人都知道，沒有官府的幫襯，生意根本就無法做強做大。

　　中國幾千年來“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長盛不衰，是因為皇權統治最終離不開官員，官員是統治的手段。而被作為手段的“官員”，也知道手中的權力是一種壟斷性資源，這種資源是可以用來與商人進行交易的，它不是經商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并能得到豐厚的收益。

　　商人，官場之爭的受害者

　　帝王們都知道，官商勾結的后果是把“皇家私有”變成“官家私有”，從本質上講，是把社會財富從一家之“國有”變成千百家之“官有”。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封建社會的宮廷之爭也好，官場之爭也好，都可以說是國家所有權與經營權的斗爭。中國的帝王為了穩固自己的“天下”，一面堅決讓有錢的商人沒有社會地位，一面想法子抄官員的家。這也是“天子”們的政治智慧。

　　根據黃仁宇（旅美華人歷史學家，1918～2000）的觀點，中國封建社會由于沒有一套準確的數字化管理，皇帝往往不知道老百姓被壓榨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所以，一方面揮霍無度；另一方面逼迫各級官府強征暴斂，官府則借機巧取豪奪，變本加厲。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從掠奪商家入手，因為吃大戶的交易成本低，且不容易引起民變。于是，商業的發展總是受到周期性的政治打擊，無法持續。

　　沈一石畢一生之奮斗，最后攢下了這樣一番事業：25個作坊，3000架織機，107家專營綢緞的分支機構，幾萬畝桑田。二十年時間，累計織綢緞四百萬匹，按市價和出口價的平均價計算，約合三千多萬兩白銀，上繳織造局210萬匹，各任官員分利100萬匹，所余90萬匹用于生產流動資金。

　　然而，最后他剩下了什么呢？在承受官府的盤剝加上自己的無度揮霍之后，凈資產已經所剩不多。于是，他把最后的流動資金都用于買糧，作最后一次豪賭，打算發一筆天災人禍之財——借助官府的力量，低價收購災民的土地。但因海瑞生扛硬頂，情況發生突變。他只好把用于買地的100多船糧食“奉旨賑災”，最后血本無歸。沈一石被迫走上了絕路，于是點上一把冬天里的火，把自己送上了西天。當然，他沒有忘記把所有的經營賬冊拷貝了一份，分兩個渠道送給了官府和朝廷，最終以自己的死點燃了燒向浙江官場更大的一把火。把官員燒得雞飛狗跳，誠如他給高官的信中所言“沈某先行一步，俟諸公鋃鐺于九泉，此日不遠”。

　　沈一石在他留給楊公公、鄭泌昌、何茂才的信中寫道：“我大明擁有四海，倘使朝廷節用以愛人，使民以時，各級官員清廉自守，開絲綢、瓷器、茶葉通商之路，僅此三項即可富甲天下，何至于今日之國庫虧空！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于民，民變在即，便掠之于商。沈某今日之結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數十年備受盤剝所剩之家財，果能填國庫之虧空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