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健翔橋附近的一棟別墅辦公樓，是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的駐地。剛剛從外地出差歸來的保育鈞，案頭堆積了很多公務。找他的人一撥接著一撥，在為時不長的等候時間里，他已經送走了兩撥客人。采訪開始后，也時不時被訪客和電話打斷。保育鈞是一個思路縝密的人，無論話頭扯到哪兒，一回到采訪話題，他都能把“上回書”順利接上。

　　在任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期間，保育鈞就開始為民營經濟代言。擔綱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之后，更是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奔走呼吁。在《反壟斷法》獲得全國人大通過、 “十七大”即將召開之前，保育鈞針對“反行政壟斷”、“國有資本重新布局”、“市場化改革”等問題接受了《新財經》記者的專訪。

　　國家經濟安全要搞“人民經濟”，反壟斷要反行政壟斷

　　《新財經》：“非公經濟36條”實施兩年半以來，民營企業進入壟斷行業始終被認為是隔著“玻璃門”，看得見進不去，你認為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保育鈞：最根本的障礙在于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

　　像煤炭行業，原來是產能不到9萬噸必須關閉，現在提高到20萬噸，關閉的大部分是民企。煤炭生產安不安全，不在于規模，也不在于是不是民企，而在于規章制度。現在卻形成了錯誤的理解。為了安全生產，就要把煤炭歸為國有。這是形而上學，非常有害。

　　更嚴重的意識形態問題是：涉及國家安全，國有企業就要全部壟斷，似乎壟斷才能保證國家經濟安全。

　　《新財經》：依你的看法，生產安全和經濟安全問題，與是否國有或壟斷無關？

　　保育鈞：國家經濟安全不在于是不是壟斷，壟斷保障不了國家經濟安全。因為壟斷低效率，落后，還滋生腐敗。當年前蘇聯、東歐90％都是國有企業，還是垮了；反觀歐洲和美國，國有經濟可能只有1％，最多10％，這1％、10％卻在繼續發展，所以，用壟斷來維護國家安全是不成立的。要真正的經濟安全，就必須有競爭，逼著大家去創新，去提高效率。

　　《新財經》：就是說要讓大家都參與進來，用競爭來推動創新？

　　保育鈞：現在很多人認為國家經濟安全要借助壟斷，好像在老百姓手里就不安全，在民企手里就不安全，在國家手里才安全。

　　革命戰爭時期，敵強我弱，怎么辦呢？毛主席號召我們團結一致，游擊戰、地道戰、地雷戰什么都干，發動人民戰爭。現在我們經濟落后，工業化還沒完成，怎么辦？就是要號召大眾創新，搞人民經濟。為什么到了老百姓手里就不安全？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大家都參與進來，一同創新，只能是保障國家安全。

　　所以，這種看法（壟斷才安全）事實上是反人民的。黨從來沒有怕老百姓的道理。過去人民戰爭、游擊戰爭到處打起來了，沒有讓戰爭私有化，沒有說讓正規軍自己打仗去。這不是一個道理嗎？不僅國有經濟是執政基礎，私有經濟也是執政基礎。共產黨靠老百姓奪取政權，掌權之后也應該靠老百姓來鞏固政權，這個觀念沒有變。

　　《新財經》：為什么這種錯誤的、有害的思想意識能站得住腳，而且好像還很有市場呢？

　　保育鈞：這是因為有既得利益集團存在。

　　現在，壟斷行業僅800萬就業人口，每年的工資收入占全國職工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壟斷行業能獲得巨額利潤，是因為資源幾乎都是無償占有。中國電信占用的空中頻道拿錢嗎？不。石油行業過去采油并不付費，現在也只交納極少的費用，而且它們的利潤不向國家分紅。全民財產為什么不列入全民預算呢？壟斷集團是打著維護社會主義、維護國家安全的旗號來蒙人。所以，下一步改革的重心就是要打破壟斷。

　　《新財經》：《反壟斷法》已經獲得通過，將于明年8月1日正式施行，這能真正打破壟斷嗎？

　　保育鈞：中國的情況是行政壟斷，而不是市場競爭形成的企業大寡頭壟斷。國外是通過自由競爭，大魚吃小魚，最后形成幾個大寡頭，人家反的是這個壟斷。而中國是行政權力無償占有資源，還排斥民間資本進入，這個壟斷最可怕。所以，我們的《反壟斷法》應該把反行政壟斷作為核心。現在，壟斷集團堅決反對反行政壟斷。它們借口這是中國特色，試圖掩蓋它們的既得利益。

　　《反壟斷法》第一是要把反行政壟斷寫進去，第二是要明確由誰來執行，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讓壟斷部門自己來執行是不可行的。至于讓誰來執行，現在還爭論不清。將來國家應該有一個專門反行政壟斷的機構，比如成立國家公平競爭局。誰反誰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就亂了套，沒成效。

　　政府職能要轉變，國有資本要重新布局

　　《新財經》：在方針政策層面上，我國民營經濟的生存和發展主要有什么理論支撐？

　　保育鈞：主要是兩個理論。第一個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它解決了民營經濟的合法性問題。初級階段的經濟還不發達，我們的社會主義還不合格，決定了生產力的多層次，所以要有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當時的表述是“私有經濟是國有企業的補充”，這就解決了合法性問題。第二個理論是鄧小平南巡以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提出“中國的改革目標是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現在民營經濟要求平等競爭。為什么平等不了，就是因為既得利益群體。這就涉及政府權力的問題。正常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是市場配置資源，但現在實際上是權力在配置資源。

　　《新財經》：為什么權力總是難以退出市場？權力配置資源有什么不好？

　　保育鈞：現在政府一方面在創造環境，一方面在參與競爭，“看得見的手”閑不住。各地都是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權力可以推動經濟很快發展起來，這是官方經濟的優勢。

　　但是，權力配置資源也是當前腐敗的根源。現在，公開跳出來反民營經濟的人往往看到官商勾結的腐敗現象，每一個貪官背后總有幾個民企。這是為什么呢？因為權力在配置資源啊。民營企業要土地，要搞房地產，從頭到尾蓋一百多個公章，不跟政府搞好關系行嗎？另外，民營企業缺資金，不跟政府搞好關系行嗎？

　　所以，現在一半是市場，一半是權力，最容易滋生腐敗。當權的人希望維持這個局面。退回去，他的既得利益沒了；往前走，既得利益也沒了。正因為這樣，過渡時期才最危險，這段時間耗得越長，中國損失越大。

　　《新財經》：那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在哪兒？

　　保育鈞：民營企業的進一步發展要靠政府轉變職能，權力逐步退出市場。當前中國的改革就是要建立市場取向，公共權力去搞公共服務，為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環境。

　　政府的職能是什么？宏觀調控、制定規則、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現在各級政府卻是忙著經濟發展。宏觀調控應該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利用稅率、利率、匯率這三個杠桿，而我們現在還是主要靠行政手段。道理很簡單，地方政府主導經濟，宏觀調控就是中央調控地方，給地方政府發文件，以行政手段對行政手段。當然，現在開始逐步學會利用經濟手段了。

　　下一步，就是要毫不動搖地解放思想，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把市場經濟貫徹到底。政府要退出資源配置，轉向公共服務。

　　《新財經》：政府職能轉變了，壟斷行業和民營企業的關系是否也能有所改善呢？

　　保育鈞：將來，政府退到市場以外，公共權力創造公共服務，這當然會涉及到國有資本的布局問題。國有資本應該關注公共政策的執行，在教育、醫療這些領域占主導，而不是占據幾個暴利行業，與民爭利。

　　民營企業的貢獻不可低估，但實力不可高估。現在民營企業銷售額在100億元以上的才幾十家；500多萬家民營企業，平均起來一家注冊資本才100多萬元。159家央企，規模很大，占有資源很有利，這幾年利潤豐厚。這是因為成本低，資源無償占有，而且是壟斷的，不讓別人進來。壟斷企業的利潤大幅上升不是好事，這說明超額利潤來自壟斷。

　　國有企業本來應為其他行業的發展提供支撐，現在卻通過打壓別人來獲利，這很不正常。國有資本應該用來實現政府公共服務，政府要干什么事情，賠錢的買賣國有企業都得干。現在它們卻是哪個賺錢干哪個，這是不對的，要給國有資本重新定位。但解決這個問題卻碰到兩個障礙，意識形態和既得利益。

　　《新財經》：“十七大”臨近，您期望“十七大”能給民營經濟帶來哪些政策暖風呢？

　　保育鈞：寄希望于“十七大”是有道理的。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每一次黨代都會對民營經濟的發展有促進。“十二大”解決了個體戶問題：“十三大”解決了私營經濟合法性的問題：“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市場環境：“十五大”提出以國有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要管一百年，還把非公經濟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從體制外進入到體制內：“十六大”有了重大突破，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十七大”要繼續沿著這個路子走下去。

　　我現在提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權明晰的各類市場主體，一律一視同仁，平等競爭。我希望“十七大”能為產權明晰的各類市場主體創造平等的競爭環境。在這方面如果能跨出一大步，就很有希望了。

　　《新財經》：那么，具體要怎么做才能達到你所提的這個要求？

　　保育鈞：那就寄希望于“十七大”堅持市場取向，繼續改革，敢于觸動既得利益，敢于限制政府權力，促進政府權力公開化和透明化。要加強民主法制建設，立法要講民主、講科學。立法管誰，就要聽誰的意見，不能幾個主管部門閉門造車，借這個機會給自己擴權。這叫立法走私，這樣形成的法是惡法，比沒法還可怕。

　　現在寄希望于“十七大”，就像胡錦濤總書記所講的那樣，做到四個“堅定不移”，進一步地解放思想，堅定不移地改革開放，堅持科學發展，堅定不移地朝著小康目標努力。

　　“十七大”要在市場改革方面再邁出一大步。所謂的市場化改革就是讓市場配置各類資源，讓權力去搞公共服務，立法堅持民主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