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4-20 08:36 來源：唐萍
一、經濟發展模式
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模式指一定時期內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及其生產力要素增長機制、運行原則的特殊類型，它包括經濟發展的目標、方式、發展重心、步驟等一系列要素。經濟發展模式是對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經濟增長、經濟政策、經濟體制等方面的一種綜合歸納。二戰過后，發展中國家在取得了政治獨立之后的新目標就是取得經濟上的獨立和發展，開始開足馬力發展經濟，并且進行了各種嘗試。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韓國）為代表的東南亞發展中國家迅速崛起，關鍵在于他們實施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戰略或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也就是所謂的東亞模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日益深化，各國都在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的同時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即使是東亞模式中的不同分支也有自己的特點，在此選擇香港和新加坡進行討論。
二、戰后香港、新加坡經濟發展道路
�。ㄒ唬┫愀劢洕l展道路。香港經濟發展過程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五十年代早期～1966年），從“轉口型”經濟轉向以輕紡工業為主的“加工型”經濟。香港經濟迅猛發展，經濟結構發生的第一次轉型。大陸政局的變動，使得上海和華南地區的大量資本、機器設備、熟練工人流向香港，為香港制造業的騰飛創造了條件。1952～1960年年均名義經濟增長速度為8.9%，1961～1966年年均增長速度為10.9%。1961年制造業、批發零售進出口餐飲服務業、交通倉儲通訊業、金融保險業地產商業服務業的增加值比重為23.6∶21.9∶9.6∶15.3，制造業規模最大，而且相對規模繼續增大。該時期是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1966年人均GDP達到中下等國家低位收入水平，在亞洲緊隨日本之后，位于第二位。該階段香港制造業發展迅速，是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主要角色，香港經濟實現了“轉口型”經濟向“出口加工型”經濟的轉變。
第二階段（1967～1975年），香港經濟增長較為平穩，產業結構進一步調整，主要表現為制造業產品技術含量提高，從“加工型”為主轉向以“制造型”為主。1975年四大行業的增加值比重為：26.9∶20.7∶7.2∶17.0。制造業規模進一步增加，其他行業變化不大。前五年和后五年的增長速度分別為5.4%和6.4%；1975年人均GDP達到中下等國家和地區收入的中位水平。制造業就業規模增長速度放慢，但是對香港經濟的持續性發展起到關鍵支撐作用，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第三階段（1976～1985年），香港經濟增長加速、健康發展。20世紀七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黃金發展時期，需求不斷上升，并且對外進行產業轉移，香港及時采用出口導向戰略，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競爭中搶占先機。前5年增長速度達到11.6%，后5年的增長速度放緩，為5.5%。1985年人均GDP達到6375美元，達到中上等國家和地區中位收入水平。產業結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到階段末的1975年零售批發酒店餐飲業比重略超過制造業，出現并立局面。選定行業增加值結構為：22.0∶22.8∶8.1∶16.1。香港產業結構實現了多元化、高層級發展階段，香港初步發展成為以制造業為基礎，國際貿易和金融業為支撐，輻射周邊國家和區域的區域性經濟中心城市。人均GDP達到6，375美元，香港基本實現了現代化。
第四個階段（1986～1998年），前5年增長速度為7.4%，后8年增長趨緩，平均速度為3.8%。1988年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達到高收入國家的低位水平，步入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行列，也標志著香港真正進入現代化階段；1993年人均GDP近2萬美元，這是香港成為國際中心城市的重要標志之一。選定四個行業增加值比重為：6.0∶25.0∶9.2∶24.6。該階段進出口貿易業成為該時期香港經濟增長的最大亮點，轉口貿易中超過一半的比重來自中國內地。隨著香港制造業的北移和拓展，本地制造業呈現出集融資、采購、設計、推銷、貨物中轉的生產控制中心和服務中心于一體的虛擬化特征，但本地制造業虛擬化可能帶來產業結構一定程度上呈現出“空洞化”的質疑。總之，香港已經發展成為以國際貿易和金融業為主導，制造業虛擬化為特征的國際性經濟中心城市。
第五階段（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得益于內地與香港的經濟互動以及全球一體化推動，香港成為內地最重要的金融及商貿服務中心之一。產業結構變革特征是代表高技術含量的電機與電器制造業又成為制造業優勢部門，服務業中商業服務業上升為第一優勢部門。該階段發展趨勢表明，香港管理和應對國際風險能力不斷增強，科技創新能力不斷提高，其國際性中心城市的地位將進一步得到穩固。
�。ǘ┬录悠陆洕l展道路。新加坡經濟發展過程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6～1975年）：改善基礎設施，鼓勵投資創業，提供金融服務，促使依靠轉口貿易為主的經濟結構向多元化經濟轉變，著力“進口替代”，發展制造業、電子工業等勞動密集型工業，加快工業化步伐，全面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機場、港口、道路相繼建成或得到改善，公共住宅開始大規模興建，具備吸引外資的條件，外國投資設廠開始增加。
第二階段（1976～1985年）：著手重組經濟結構，大力引進高技術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將制造業朝著高附加值、高度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方向轉化，以電子行業為先導，繼續發展制造業，以石油提煉、電子電器、船舶修造為主體的新興工業初具規模，躋身于亞洲新興工業國，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使軟、硬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為大規模引進外資創造良好條件。
第三階段（1986～1995年）：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正式確定將制造業和服務業作為經濟發展的雙引擎，降低企業所得稅，引進投資、技術和專業管理人員，大力發展高技術，鼓勵跨國公司與本地中小企業掛鉤，成為世界上著名的航運中心、煉油中心以及亞洲的金融中心。
第四階段（1996年至今）：以服務業、信息產業為發展重心，加速經濟國際化、自由化、高科技化。近年來，大力推行“區域化經濟策略”，提出“打造新的新加坡”，加速向海外投資，積極開展在國外的經濟活動，制定實施從傳統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的戰略規劃，全力推進經濟重組。
三、香港、新加坡經濟發展道路特征分析
第一，香港和新加坡都有自己的區位優勢。香港位于亞太地區的核心位置，是東北亞通往東南亞、印度洋的必經之地；新加坡是連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樞紐之一。香港面積為1，080平方公里，新加坡為659平方公里。同時，香港和新加坡都是WTO的成員和獨立關稅區。
第二，實行國家管理和干預。扶持特定產業，創造有利于工商業發展的環境，推動私人企業投入開放市場的積極性。香港和新加坡由于自然資源匱乏、市場結構殘缺、市場主體發育不全、生產要素流動性弱、經濟發展滯后，一開始就特別重視國家的職能，將政府與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有機結合，形成靈活又有彈性的經濟發展機制，并使之成為了東亞模式的有機組成部分。政府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保證了經濟長期的正常運轉。一方面政府積極參與和干預經濟活動，政府充分利用各種經濟、法律及行政手段調控宏觀經濟，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政府和企業密切合作，政府為企業提供政策、資金等支持，企業則與政府協調一致密切結合，積極參與市場活動。
第三，實行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即出口工業化戰略。具體來說，就是遵循比較優勢原則，在政府的引導下實行全方位開放，積極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放寬外資投資環境、鼓勵出口、利用本地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參與國際競爭。
第四，通過高儲蓄和高投資率帶動經濟的高增長率。人均GDP的年增長率1970～1980年間，香港9.2%、新加坡8.3%，1980～1993年間，香港6.5%、新加坡6.9%。1974～1993年，東亞地區的經濟年增長率達到715%，是同期發達國家年增長率219%的2倍多。兩年平均增長率9%的驕人戰績被稱作“東亞奇跡”。要指出的是，香港發展的主要原因是生產率因素推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香港回歸后，政府加強了對科技和教育的投資，由此引發了科技進步和勞動力素質提高，推動力香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相對于新加坡，香港是更小型經濟體，經濟結構單一，開放性和對外投資依賴程度更高，所以在全球性的經濟沖擊中會受到更大的影響。新加坡的發展則是通過要素的積累（高儲蓄率、教育方面的投資）。高儲蓄和高投資率是香港和新加坡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
第五，儒家文化的肥沃土壤培植出的價值觀念體系為香港、新加坡的企業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實現了良性循環。儒家文化強調個人服從集體，人與人之間應當相互理解與尊重、精誠合作，儒家文化提倡誠信、勤儉節約，儒家文化重視教育的重要性等等。這一切對企業發展、國家廉政、教育事業的前進具有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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