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都處在關鍵的調整時期。世界經濟越來越依賴于美國經濟，本文試圖重新思考美國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以及在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下中國的對策。中美之間仍然是互補性最強的貿易伙伴，但是考慮到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已經很高，以及當前美元貶值和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的因素，中美貿易的發展仍將遭遇坎坷，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美國在中國的投資與美國的國力規模相比并不相稱。華爾街丑聞將影響到美國企業在華投資的計劃。中國在金融等服務業方面對外開放將影響到美國在華投資的結構變化。美元貶值、歐元問世和日元動蕩使得國際貨幣體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中國需要未雨綢繆，加快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美國國內政治的特點使得其對外經濟政策始終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這給中美兩國經濟關系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復雜性。為了實現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中國需要通過加快結構性改革擴大內需、同時加強區域經濟合作增強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

　　中美貿易：互補性很強但前景坎坷

　　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美國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從1994年到2001年，中美貿易總額占中國貿易總額的16％，其貿易總額僅次于中日貿易，相當于中國與整個歐洲的貿易總量。

　　在中美貿易關系中，美國巨額對華貿易逆差已經成為兩國的一個矛盾。據美國商務部統計顯示，200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美國最大逆差國，逆差額達到838.33億美元。另一方面，從1994年到2001年，中美貿易累計為中國提供了1444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平均每年大約為180億美元，占這段時間中國貿易順差的74％，僅次于中國對香港的貿易順差。尤其近兩年來，中美貿易順差甚至超過了中國貿易順差總額。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分別與其國內宏觀經濟狀況有關。如果一國的儲蓄大于投資，則該國凈出口為正或曰有貿易順差；如果一國的儲蓄小于投資，則該國的凈出口為負或曰有貿易逆差。中國之所以會積累了較高的貿易順差，主要是因為中國國內的儲蓄率高（Feenstra，Hai，Woo and Yao，1998）。較高的儲蓄率可能是因為：（1）人口結構的變化。目前，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生育高峰時期出生的人群進入中年，開始考慮為后代和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儲蓄。（2）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保險制度也使得居民必須保持較高的家庭儲蓄以防備生老病死和失業。（3）融資渠道不暢。國有銀行主要為國有企業注資，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缺乏暢通的融資渠道，所以為了擴大投資，它們必須被迫儲蓄，這是一種“為投資的儲蓄”（investment incentived saving）。

　　美國之所以存在大量的貿易逆差主要是因為美國的儲蓄率偏低。美國的儲蓄率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下降，到2001只有2.3％。2001年10月美國的儲蓄率達到最低點，只有0.3％。導致美國近年來儲蓄率持續走低的主要原因是：新經濟泡沫帶來的非理性繁榮刺激了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根據法國里昂信貸銀行的數據，美國在2001年人均借款占其存款的160％。美國進入經濟衰退之后，美聯儲不斷降息，刺激了住宅和汽車等消費品的需求。但是，這種依靠負債的高消費實際上是透支了未來的經濟增長。在美國股市泡沫崩潰、企業盈利前景不容樂觀、就業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美國的消費者將被迫提高其儲蓄率。從2002年的情況可以看出，美國居民的儲蓄率出現了上升的趨勢。

　　考慮中美貿易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必須關注美國貿易逆差的可持續性問題。美國的貿易逆差至今已經持續了34年，尤其是近幾年貿易逆差急劇擴大，使美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資金流入國。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已經相當于全球經常項目順差的76％，為了彌補經常項目赤字，每天需要14億美元的資本流入。美國盡管一直是資本凈流入國，但是其投資收入項目始終保持著凈盈利狀況。這說明美國從對外投資中獲得的收入多于其他國家在美國投資的收入。但是，我們注意到，2002年美國的投資收入項目開始發生逆轉。2002年前三個季度，美國“收入”項目凈流出93億美元，而上年同期“收入”項目凈流入78億美元。收入項目的凈流出將使得美國經常項目更加惡化，也使得美國必須吸引越來越多的外國資本才能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姚枝仲，2003）。問題在于，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將產生越來越多的投資收入，由此帶來越來越大的資本外流壓力。這實際上是一個發散的過程，并意味著美國已經無法維持經常項目在赤字狀態下的動態穩定。美國的貿易逆差遲早將發生逆轉，貿易項目的調整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美國的貿易逆差是不可持續的，因此，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擴張也是不可持續的。可見，雖然對美貿易曾經為中國的經濟增長作出了貢獻，而且還將繼續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和產出擴張，但是必須牢記這種貿易順差不是永恒的，不能過度依賴對美國的出口，否則，一旦美國國內生產能力增長，超額需求下降，則中國必定出現生產能力過剩和經濟衰退。

　　具體到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與兩國經濟結構有密切關系。中國對美國出口以勞動密集型加工產品為主，主要包括紡織品、服裝、鞋、玩具、家用電器和箱包等。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提供者，在這些商品上具有比較優勢，美國從中國進口這些產品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不會與國內產品出現競爭。1997年的世界銀行報告指出，美國如從中國以外的國家進口同樣商品，其消費者每年要增加150億美元的支出。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對美國的大額貿易順差似乎是美國經常挑起貿易摩擦的合理解釋。但實際上，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總額和貿易逆差相對美國的貿易總量與逆差規模來說并不大。中美貿易額僅占美國貿易總額的3.4％，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僅占其貿易逆差總額的6.2％。2001年美國貿易逆差占GDP的比例為4.4％，可見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相對于其龐大的經濟規模來說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貿易政策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在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和美國貿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將更加頻繁。隨著中國加入WTO，中美經貿關系中的一些老問題如最惠國待遇、市場準入等已經得到了解決或不再被過多地關注，但是另一些問題卻逐漸升級為雙邊貿易摩擦的新焦點（王榮軍，2003）。這其中包括：（1）中國履約問題。從美國官方評價中國入世履約情況的幾份報告來看，盡管對中國履約給予了一定的積極評價，但是也對許多方面提出了指責。美國政府可能會根據這些報告所反映的問題決定對中國施加壓力甚至實行貿易制裁。（2）中國入世之后中美農產品貿易變得更加敏感。做為農產品出口大國的美國，并沒有看到其農產品對中國的出口有大幅度提高。同時，中國對美國政府的新的農業補貼政策也感到不滿。布什總統2002年5月簽署新的農產品補貼法，決定在未來6年內對農產品補貼增加67％，每年對農作物和乳制品追加64億美元的補貼，這引起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不滿。（3）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美國政府和企業不斷夸大其損失，認為中國在商標、版權、專利權和互聯網域名權方面保護不力，未來中美之間在這一領域的沖突和摩擦將不斷增加。

　　事實上，盡管中美經濟相互依存的深化對中國經濟有著促進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在貿易上對美國出口的“依賴癥”造成中國在經濟問題上的討價還價能力降低，并且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雖然美國一直提倡自由貿易，但當其利益受損時，往往就會違反自由貿易的規則。例如，2002年3月美國為保護本國鋼鐵業，向進口鋼材征收高達30％的關稅，損害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對美鋼鐵輸出國的利益。2002年12月，美國以中國企業向美國非法轉口紡織品為理由，決定單方面扣減中國紡織品配額，涉及貨物總金額達到900萬美元。2002年美國藥品管理局扣留的進口產品中，來自中國的產品占被扣產品總批量的9.48％，占受阻國家和地區之首。

　　總之，一方面由于受到國內利益集團如勞工組織、人權組織的壓力，另一方面由于擔心經濟增長會帶來中國軍事和外交上的強大，美國政府正在而且會不斷在中美經濟交往中，特別是在貿易領域，對中國企業采取不公正的對待。其后果是影響中國的相關產業發展，甚至影響到中國的整體經濟運行。為此，中國政府必須有相應的對策：（1）中國政府應該鼓勵企業拓寬出口市場，增加對歐盟、中東、非洲等地區的出口，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2）鼓勵從美國的進口和投資，增加美國在華經濟利益。在華擁有商業利益的美國跨國公司，會努力將中美可能的經濟摩擦減小到最低限度，使自己的利潤不受到不正常經濟關系的損害，這樣客觀上會起到防止美國政府制造兩國經濟、乃至政治摩擦的作用。（3）加強雙邊對話和交流，通過溝通、談判以及可能的妥協，避免更大的損失。（4）依靠WTO、APEC、IMF等多邊制度框架來解決兩國經濟糾紛。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之后，更應當利用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來處理兩國的經濟問題，維護自身權益。

　　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的前景

　　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從90年代起開始迅速增長，實際投資額從1991年的5.11億美元增長到2001年的45.42億美元，增長8倍，年均增長速度為27.5％。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從1998年起已連續3年居各國首位，到2001年，總合同投資額為681億美元，實際投資額為346億美元，在全部吸引的外資合同和實際金額中，約占8.8％。

　　盡管美國對華投資的增長一直快于美國在全球投資的平均增長速度，但是直到目前為止，美國在中國的投資與其經濟實力以及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密切程度并不符合。1997年，美國在華投資占其全部投資存量的比重僅為0.59％，到2001年也不過0.76％。中國在美國對外投資中排第12位，在墨西哥、巴西和愛爾蘭等發展中國家之后。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2001年發生全球經濟衰退以后，美國對華投資規模的增長明顯放緩，2001年美國對華FDI銳減22.8％。限制美國在華直接投資發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對中國的投資多為所謂的“綠地投資”（green ground investment），表現為新建的廠房和設備等，而美國在海外投資的增長主要是通過大規模兼并和收購和股票投資。例如，在德國投資增長是由于對化學行業的大規模兼并和收購。2001年美國對墨西哥投資增長40％是所有國家里最大的，主要是由于股票收購。美國在其他一些發達國家投資的增長來源于原有投資的再投資，如對荷蘭和日本等國投資增長主要是由于對已有投資盈利進行再投資。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對出口、技術進步和就業的推動作用。

　　外國企業進出口占中國進出口總值的比例從1991年的21％發展到1999年約51％的比例，遠遠大于它占中國工業總產值25％的比重。出口方面，外商投資企業占中國總出口的比例從1991年的17％增長到1999年的45％左右。進口方面，外商投資帶動相關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及機器設備的進口，外資進口占中國全部進口從1991年的26％增長到1999年的52％。值得指出的是，1986－1997年間，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收支平衡全是逆差，且呈現出逐漸擴大的趨勢，從不足20億美元增加到182億美元。1994年之后外商投資企業的貿易逆差才逐漸減少，到1998年之后始出現順差。未來外商投資企業將對中國的貿易收支產生何種影響，這主要由兩方面的因素決定：（1）外資企業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現貿易逆差可能是由于其在進入中國的初期，仍然需要進口大量的機器設備、零部件等，但是隨著中國國內的供應能力提高，外資企業從國外進口零部件的比例將減少，由于其在中國國內訂購零部件的成本較低，所以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可能會提高，假定外資企業的出口仍然增加而進口逐漸減少，那么FDI將增加中國的貿易順差；（2）隨著中國國內市場的開放，以及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一個潛在的龐大國內市場受到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關注。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的轎車行業幾乎都是合資企業，但是轎車的出口幾乎為零，而零部件的進口又非常巨大（張平，1995）。如果外資企業逐漸把目標瞄準中國的國內市場，其對中國凈出口的貢獻將逐漸減少。劉民權和許羅丹（2001）對廣東的三資企業所做的問卷調查發現，與日本的公司形成明顯對比的是，歐美的跨國公司更注重開拓東道國市場。約有70％以上的美國公司將其50％以上的產品銷售到中國市場。這意味著美國的FDI對于中國出口的貢獻可能要小于東亞周邊國家和地區的FDI.

　　外資在中國投資設廠，或是進入服務業，能夠增加中國的就業。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集中于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企業，所以其對就業創造的貢獻是不足的。按照其出口占GDP9％計算，1996年外商企業雇傭了540萬工人，占總的勞動力人口的0.8％。由于美國公司的高技術特性，它同時還吸引了一部分具有技術和管理經驗的人員就業，這部分人員本來大多在國內的企業就業，因此實際上是美國公司從原有部門“擠出”了一部分高素質的就業。美國公司對于提高工資水平和收入的影響尤其突出。根據張帆和鄭京平（1998）的研究，外國直接投資和工資水平顯示正相關。由于中國工人的工資只相當于美國的1／10，即使在高技術行業也是如此，因此，美國公司可以對其工人支付高于中國國內工人數倍的工資。

　　外資對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影響受到普遍關注。Aitken和Harrison（1999）指出，企業的外資比率越高，生產效率就越高，行業中外資的比率越高，內資企業的效率就越高。隨著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進入中國，FDI對中國技術進步的帶動作用逐漸凸現。2000年我國共引進技術7353項，合同總額181.75億美元，其中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引進約占全國技術引進總額的四成以上。而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引進又主要由跨國公司來進行（胡景巖，2002）。一般公認，美國公司對于轉讓技術相對開放。除了技術引進外，直接投資還不可避免地帶來技術外溢，隨直接投資的關聯項目發展，大量的知識、技術、管理經驗從美國子公司轉移到我國。例如IBM早在1995年就將電子商務這一全球最新的商業理念引入中國。有些美國跨國公司開始在中國開展技術開發合作，以對這些優勢資源進行利用。例如微軟和Intel先后在中國建立研究院和研究中心。技術外溢甚至可以被看作是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

　　但是，從長期來看，我們應該注意到，隨著外資企業在華投資所積累的利潤越來越多，利潤匯出對中國國際收支的壓力也逐漸增加。目前，外商投資企業的利潤匯出大約占利潤總額的20％，而剩下80％為利潤再投資。需要指出的是，外資企業的利潤匯出是遲早的事情，按照一般的情況，FDI都會有先是資本流入，而后出現資本流出的現象。利潤再投資只是推遲了利潤匯出的時間，而且更嚴重的是，這種延遲將使得利潤的匯出更加集中。目前，中國的FDI投資收益每年均在200億美元左右，遠遠超過其出口盈余，利潤再投資也在每年100億美元以上，積累到一定的規模，有可能超過國家可以動用的外匯儲備的數量。如果發生FDI突然撤出利潤，將使中國陡然陷入國際收支危機，如果國內的金融風險沒有得到根本的好轉，有可能會從國際收支危機釀成經濟危機。

　　美元霸權：國際貨幣體系的不對稱支點

　　美元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種世界貨幣，國際貿易的絕大部分交易都以美元進行結算，中國對外貿易的70％以上發生在美元區國家或跟貨幣與美元掛鉤的經濟體。中國的匯率制度、外匯儲備、貿易戰略與政策以及吸引外資的政策都必須考慮以美元計價的成本和對美元流動性的影響。同時，中國的對外經濟交往也必須承受由此帶來的美元風險。2002年以來，隨著歐元正式進入流通領域，歐元兌美元匯率從前兩年的“超調”回歸價值，隨著美元貶值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美元為中心的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必須認真對待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所受到的挑戰和由此帶來的一系列風險。

　　以下我們從匯率制度和外匯儲備兩個方面探討美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中國應該采取的對策。

　　首先，從匯率制度來看，中國目前實行的是事實上單一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這一制度對于促進出口增加、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乃至維護亞洲地區的匯率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單一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也將給中國經濟帶來許多負面影響：（1）削弱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財政政策的壓力。在強制結售匯和釘住美元制度下，外匯儲備量是內生的。國際收支的順差將直接增加外匯儲備，而外匯儲備的增加又直接導致外匯占款的增加。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供應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1994年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中的比重增加到75％以上。這說明，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政策目標下，外匯占款已經不再是中央銀行可以主動調控基礎貨幣的手段，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給量的主動性下降。（2）增加了實際經濟部門的調節壓力。在匯率剛性的條件下，中央銀行無法利用匯率的變動調節國際收支，所以應對外部沖擊并做出相應調整的壓力完全落在實際經濟部門頭上。這要求實際經濟部門能夠靈活地根據外部市場的變化和貿易條件的變化調節和優化產品結構，但是，中國的外貿企業應對市場的能力有限，對出口退稅和其他類似補貼的依賴程度很大，這無疑增加了財政的壓力。（3）固定匯率制度帶來的道德風險。在實行釘住匯率制度的條件下，人們預期人民幣匯率會在中央銀行的干預下保持穩定，所以企業和居民將沒有動力也沒有機制化解外匯風險。這種“道德風險”可能導致未對沖的外匯負債過多，外債的增加既提高了本國經濟的風險，又使政府用宏觀政策調節經濟的能力受到制約。如果外國投資者對本國經濟失去信心，資本流向發生逆轉，大量的無力償還的債務使銀行和企業破產，并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映，對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李婧，2002）。

　　東南亞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經驗表明，在現行國際匯率體制下，長期釘住某一貨幣并不能有效降低名義匯率的波動性。目前，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之間，如美元、歐元和日元，其匯率是自由浮動的。發展中國家貨幣釘住其中一種或一組貨幣實際上意味著對其他國家的貨幣也是自由浮動的，匯率仍會對經濟產生非均衡干擾。相反，釘住制有可能使本幣幣值高估，對經濟發展極為不利。而且，一旦出現這種情況，那么維持釘住的時間越長，成本和風險就越高，一旦受到外部沖擊，極易爆發金融危機，對經濟極具破壞力。比如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最先受到沖擊的泰國，一直以來實行的是實際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80年代，美元匯率走弱，日元堅挺，使包括泰國在內的東南亞等國出口大幅度增長，又由于這些國家實行了出口導向型的政策，所以帶動了經濟的飛速發展。90年代中后期，美元先是對日元大幅度升值，繼而又對馬克匯率急劇上升，美元的持續走強，使得沒有對釘住匯率進行調整的東南亞國家貨幣分別對日元和馬克升值。本幣升值，工資成本上升，使這些國家的出口競爭力下降。1996年，泰國出口增長率從1995年的22.5％降到3％，經常帳戶逆差達162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5％。本幣高估使貿易狀況惡化，而這又為危機的爆發提供了誘因。

　　其次，從中國的外匯儲備來看。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的雙順差使中國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尤其是近年來的大量外商直接投資，使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中國的外匯儲備以持有美元資產為主。中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大約占60％，日元和德國馬克分別占10％，英鎊、法國法郎和瑞士法郎合占10％……如果算上個人外匯存款，則美元所占比重更是高達80％左右。1999－2001年，中國購買美國債券的金額高達800億美元，占其外匯運用總額的64％，而同期購買的德國債券和日本債券之和僅占其外匯運用總額的5％。過去3年中國凈購入的800億美元美國債券中，233億美元為美國國債，531億美元為機構債券，這兩項占流入美國市場的中國外匯90％，還有80億美元投資美國公司債券。這種以美元為主的外匯儲備持有結構，使中國必須承擔巨大的美元匯率風險。也使美國經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又多了一條傳導渠道。

　　影響中美關系的政治經濟博弈

　　國家從來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個體，它是一個遼闊的、各種利益相互角斗而又相互結盟的大競技場。國內利益的爭斗使國家的決策充滿變數，它時時被背后“看不見的手”操縱，最終卻不一定達到整體利益最大化。只要經濟關系影響到以利益集團為代表的各方利益，國內的利益集團就不可避免地會參與到經濟政策的制定中來。

　　雖然政治對經濟的介入在各國都在所難免，但是美國政治體制的特點使這一點表現得尤為突出：美國是一個政治權力極為分散的國家。這既是其“民主政治”的優點，但也為政策制定增加了許多變數。影響美國政治決策的包括總統和國會、行政機構、私人和公共利益集團、非政府組織、大眾傳媒以及各州選民等各方面，而且各方的界限并不是涇渭分明的，它們在某種程度上的重疊作用使決策過程更加復雜。這不同于中央集權的國家，政府可以以較大的自主性做出政策決策。在美國，政府必須同時考慮各方面的聲音，尤其以利益集團為代表。這樣，各方面的利益就得以“浮出水面”，使權力成為一個“浮在水面上的球”，從一個權力中心移向另一個權力中心。

　　需要強調的是，政治因素對經濟關系的影響表現在兩個層次：其一，在經濟問題的解決中摻雜了各種政治利益集團的考慮、斗爭和妥協。其二，把經濟和政治問題直接相掛鉤，把經濟問題當作政治要價的籌碼，用以解決相關政治問題。

　　首先，從經濟利益集團來看，隨著兩國經濟相互依存加深，很多產業已經出現休戚相關、共存共榮的局面。例如，美國的飛機制造業、通訊業和農產品等都越來越依賴于中國市場，而中國沿海經濟也離不開美國市場。兩國經濟關系的加深促使特定的利益群體形成，使得兩國政府在決策時必須考慮到這些群體的商業利益。非常明顯的例子就是以美國工商業、進出口業、農業和零售業為主，形成了一個推動美國政府采取溫和對華政策的游說集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勞工組織、人權團體、宗教組織、藏獨勢力以及環保組織對華盛頓的反華壓力。在WTO和PNTR問題上，能從發展對華經濟關系中受益的利益集團無疑對對華貿易和投資持支持態度，這樣的利益集團主要包括美國的農業、電信、金融、商品零售等行業的進出口商和跨國公司。他們認為，對華進行貿易和投資將擴大美國商品的出口，有利于占領中國市場和發揮美國的競爭優勢，中國廉價消費品的進口將增加美國人的福利，此外，對華貿易和投資還將促進中國經濟和政治民主，從長期來講，這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因此應當讓中國加入WTO并給予中國PNTR；而從對華關系中受損的利益集團則反對對華貿易和投資，例如勞工組織和部分美國缺乏競爭力的行業，如紡織品和成衣等。他們認為，對華開放貿易和投資，每年將有大量的中國紡織品涌入，同時相當一部分傳統工業可能遷居大洋彼岸，美國工人將因此遭受失業的痛苦。2000年，在為是否給予中國PNTR的辯論中，賓夕法尼亞民主黨議員龍－克林克（Ron Klink）就曾“指著1993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稱，他最痛恨的就是大規模的失業。而在NAFTA之后，有2.2萬美國人的工作機會被墨西哥人搶走。由遠及近，中國帶來的失業將會遠過于此”（張繼偉，2000）。因此他們反對中國加入WTO和給予中國PNTR，或者要求至少把這些問題和其它附加條款相掛鉤。

　　中美達成中國入世協議，和2000年PNTR的最終通過說明，支持對華貿易和投資的力量在這一場角逐中最終占了上風。但是工商集團也并非無條件支持對華貿易的，在具體談判中，它們也有各自的要價。它們都希望借加入WTO，一次性解決同中國貿易和投資存在的所有問題。針對各個行業和各方面，它們列了詳細的清單，要求政府談判時向中國施壓。例如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知識產權保護、市場準入條件，透明度等方面，包括制造業、農業、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在內的大量產品。固然美國政府也希望利用這個機會向中國施壓，從這方面講，工商集團和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但是，各方利益集團的壓力還是使美國政府的談判困難重重。例如，在有些問題上，工商集團為了達到自己的要價，并不反對在中美協議中添加勞工標準等方面的附加條款，此時，他們似乎又和保守力量聯合起來，共同向政府施壓。這些利益糾葛都極大地增加了中國入世和PNTR問題的復雜性。

　　從黨派利益來看，兩黨內在對華貿易和PNTR問題上的態度也不是整齊劃一的。總體而言，共和黨多數都支持對華貿易，但它的極端保守派卻對中國的人權問題不滿，想借此機會提出自己的要求，要把人權和貿易、PNTR的地位問題掛鉤。而民主黨多數雖然反對對華貿易，它所代表的工會是貿易的潛在受害者，但民主黨總統和高層官員卻對對華貿易持支持態度，為了在黨派和其政見之間平衡，他們的態度顯得模棱兩可，例如，2000年總統競選時，支持對華貿易的戈爾為了取得工會的支持，在對華貿易上表現得吞吞吐吐，給了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在這個問題上攻擊他的目標。黨派利益和個人政見的妥協為WTO和PNTR又增添了一筆涂抹。

　　在中美經濟關系的分析中，也不能忽視意識形態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因素，事實上，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關的公共利益集團在WTO和PNTR問題中起到了另外一種制衡的作用。根據美國研究利益集團專家杰弗里。M.貝里的解釋，公共利益集團可以理解為一種尋求集體利益的組織，它的成果不是其組織成員或組織行為者的局部的物質的利益（譚融，2002）。總體而言，它們對中美經濟關系基本上都持否定態度。其一，美國有些人權組織，人權標準受到美國價值觀傳統的支持，認定中國是“非我族類”，會對美國構成威脅，因此不放過所有可能遏制中國的機會。在中國加入WTO等問題上，他們適時地夸大中國對美勞改產品出口，并制造中國在美國的政治捐款事件，它們還指責工商界“要錢不要人權”，以期以此爭取更多的支持。其二，美國公眾普遍關心的，美國環保等公共利益集團雖然不為一己之利，但是出于對“后物質主義”文化觀念的維護，也反對發展中美經濟關系。第三，其它屬于意識形態的團體也加入到對華經濟問題的討論中來，例如反對派的宗教團體、共和黨極右翼、新孤立主義者和西藏活動分子等。其它保守思想庫也加緊制造“中國威脅論”，2000年5月4日，美國安全政策中心發表一份報告，題為《使中國富裕不會有助于美國的國家安全》，聲稱如果中國獲得PNTR，將幫助“北京利用擴張來加強軍備，實現其擴張野心”。美國看似一個強調經濟利益的市場國家，但同時它也是一個意識形態色彩很濃的社會。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問題，否則就會被指責為“缺乏社會道義”。這些力量的意見最后被附加在PNTR的修正案中，內容涵蓋人權、宗教自由、勞工產品、以及臺灣入會等問題，為問題的最終解決留下未盡的一筆。

　　有時，經濟關系的聯系可能對政治關系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跨國公司對增進美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了解所起的作用是中美雙方都未曾預想到的。過去幾年，跨國公司為了實現和保障在華投資利潤，對國會進行了大量的游說，它們在華盛頓有專門的游說人員，還結成同盟，紛紛呼吁政府無條件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跨國公司還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影響政府的看法。例如，1996年，由IBM發起，GE、GM、AT＆T、波音等公司參與，組成了“加州美中關系同盟”，促進普通美國民眾對中國的了解。針對美國國內對中國人權的指責，為了提供有力的說服證據，據了解，美國商會有關人員還專門設立了中國解決人權問題的清單，并幫助解決現實問題。美國對華態度的轉變，與它們的推動是分不開的。雖然不可否認，跨國公司是出于私利這樣做，但它說明，經濟利益集團對政治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廣泛利益，使他們成為連接中美政治經濟關系的重要紐帶，這應當成為中美合作的基礎之一。

　　盡管經貿關系是中美關系穩定的一個重要基軸，但經濟關系的加深并不必然帶來政治、安全關系改善，有時隨經濟接觸加深，雙方利益差異還將導致更深的政治齟齬。以前，美國曾經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會相應帶來美國希望的社會和政治變革，但現在，這一聯系看來并不必然，美國既不能指望中國因為經濟利益而改變現存制度，中國也不能指望美國因為經濟利益而減少軍事摩擦。現實利益迫使中美兩國重新考慮以現實主義的態度處理相互關系。這就從長期決定了不僅中美經濟關系中的政治因素將長期存在，經濟和政治的“瓜葛”仍將“剪不斷，理還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有些問題，例如人權，即使存在經濟上的共同利益也不能完全解決，中美經濟、政治、安全等關系將在理想和現實的撞擊中互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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